前言：
本文以“《中國引領全球化需苦練‘內功’》”為題刊發於今日（2017.11.22）《參考消息》，是其“解讀十九大·中國強起來縱橫談”系列之三專題文章。
刊發時有刪改，這裡貼出原稿全文。
2017.11.22
造就可持續開放經濟
梅新育
造就可持續開放經濟——正值反全球化浪潮日漸高漲之際，這一問題正日益成為中國面臨的重大考驗。
毫無疑問，中國必須堅持開放經濟，在當前環境下更有必要扮演事實上的自由貿易旗手。因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就已經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新世紀以來更是躍居世界第一齣口大國和數一數二的進口大國；倘若沒有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絕無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取得如此經濟成就；如果不能堅持開放經濟，中國能否維持當前的經濟與生活水平尚且很成問題，遑論繼續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了。
堅持開放經濟的原則不成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造就可持續的開放經濟。由於步入“新時代”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國際市場波動被動承受者，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與主要調控者，正在向國際經濟規則的引領者方向發展，中國比1840年以來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獨立思考。無論“唯美是從”，還是“逢美必反”，本質上都是把思考、判斷、選擇的權力交給西方、特別是美國，而不是獨立思考。作為一個生氣勃勃積極穩妥追求發揮更大國際作用的新興大國，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面臨的壓力主題正越來越多地從“趕超”轉向“被趕超”，我們沒有必要也不應該一味指責特朗普接二連三退出、重新談判區域自貿協定的做法是“反全球化”，我們更應該思考，這樣一個曾經的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與引領者，是如何在眾多實體經濟部門喪失了領先地位、又是如何走到主體民眾質疑、反對全球化的地步？而且這些民眾還不是那種追求坐享福利的人，而是崇尚勞動價值觀的人？
歸根結底，無論是對於世界，還是對於美國自身，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都存在內在的不可持續因素；時至今日，終於難乎為繼。倉廩實而知禮儀，一國對國際社會的首要和最大貢獻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內囊日漸空虛而侈談貢獻國際社會，只不過是可笑的囈語。中國要想對全球化長久發揮更大作用，要想給貿易伙伴提供更多的“搭車”共同發展機會，甚至扮演事實上的自由貿易旗手，就必須長久確保自身國際競爭力強大；換言之，我們需要追求造就一個可持續的開放經濟，而一國對外經貿的表現歸根結底植根於其國內經濟社會。為此，我們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作出努力，即創造和維持有利於創新的環境、依據開放與市場化原則調整國內產業、避免“福利民粹主義”陷阱。
一、消除阻礙創新的壁壘
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中國在“趕超”進程中充分利用了創新的“後發優勢”。然而，隨著中國躍居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第一齣口大國、第二經濟大國，隨著中國一系列產業和基礎設施躍居世界前列、為此投下的沉沒成本數額日益巨大，我們捨不得已經做出的鉅額投入的惰性也在日滋月長；在理論上，一旦出現新的更先進的替代技術，完全有可能出現我們為惰性所累而不能積極跟上技術革新潮流、被今天的後發新興市場反超的現象。須知，在現在的後發新興市場經濟體中，不乏潛心鑽研中國發展之道而力圖趕超者，他們當中未必沒有一個兩個、甚至更多國家已經具備了足夠資源與能力，能夠在某些領域有效整合利用其後發優勢，而幫助他們發掘實現其後發優勢的還可能是中國的創新者。在一些案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苗頭。
為避免“後發優勢”雙刃劍傷及我們自身，為了長久保持自己的競爭力，我們需要不斷降低、消除阻礙我們不斷採用新技術的成本和壁壘，包括客觀存在的經濟性壁壘與人為設置的壁壘。
在客觀存在的經濟性壁壘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舊技術投資形成的鉅額沉沒成本，許多曾經領先的企業、地區、國家正是因為難以捨棄這筆曾經的鉅額投入而不願意採用新技術，甚至寧可扼殺新技術。為了降低這種壁壘，我們制定的折舊率不能太低，在技術進步較快的產業尤其需要實行加速折舊。
同時，為了方便企業決策者下決心淘汰舊設備，改用新設備，我們還需要推動二手設備市場發展，從而間接降低企業投資新技術新設備的總成本。
不斷引進新技術，降低固定資產投資成本，還需要抑制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徵地拆遷成本，避免食利者在社會財富中無償佔有過多份額。
為了不斷激勵企業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我們需要打破壟斷，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二、確保“中國製造”競爭力
根據開放與市場化原則調整國內產業，首要的是進一步開放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級產品行業。就整體而言，新中國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工業化為不變目標，早在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就已經不是沙特、南非、拉美那種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產業的國家，而是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如今更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決定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是初級產品產業，而是下游的製造、服務等產業；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級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製造業、服務業等下游產業的成本，進而損傷其國際競爭力。在2002—2011年間的世界性初級產品牛市中，石油、煤炭、金屬礦產等初級產品行業利潤率固然大大提高，卻極大地壓縮了中國製造業的盈利空間，對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倘若國內上游產業產出價格普遍、大幅度高於國外水平，更會從根本上動搖我國製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逼迫我國國內製造業流失。中國國內棉花價格長期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大大增強了國內紡織服裝企業外流以求利用廉價棉花、能源的動機，甚至勞動力成本遠遠高於中國的美國也出現了中資紡織企業，“中國製造”紡織服裝在一些重要市場上份額出現下降，就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何謂“經濟安全”？對於已經躍居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的中國而言，保證製造業基礎的競爭力才是至關重要的經濟安全。
不僅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給我們帶來的並不是只有利益，而是也有新的壓力。從農業原料到礦產資源，中國許多初級產品資源稟賦、品位、成本在全球市場上並無優勢；在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時間裡，一方面是因為彼時我國勞動力、土地等各類要素成本優勢相當大，初級產品成本即使有劣勢，也還不足以抵銷這些成本優勢，另一方面我國又與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長期面臨“外匯缺口”約束，必須儘可能使用國內投入。在這種情況下，對國內初級產品行業實施一定保護，不會動搖“中國製造”不斷開拓國際市場的勢頭。然而，到了今天，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類要素成本已無明顯優勢，或是已經處於劣勢，初級產品成本劣勢完全有可能會成為壓垮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羽毛，摧毀我們製造業在開放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加之中國已經擺脫了“外匯缺口”約束，更多地使用進口優勢資源，減少使用國產初級產品，勢在必行。
如果說此前數十年我們目睹的是“中國製造”不斷替代外國製成品，那麼，在當前和未來數十年，我們見證越來越多的中國國產初級產品被進口品替代。實際上，在新世紀裡，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煤炭生產國已經轉為煤炭淨進口國，煤炭進口量高峰時期逾3億噸，佔全球煤炭國際貿易總量1/3；而我們的原油生產量也在消費量持續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多年來的首次下降；……毫無疑問，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的初級產品部門需要承受一定時期的調整陣痛，但在就業形勢較好時主動調整比日後被動調整要好得多。
三、警惕“福利民粹主義”陷阱
要造就可持續開放經濟，對中國體制決策與行動能力的更大挑戰在於能否擺脫“福利民粹主義”的陷阱。即使對於已經站上國際經濟體系頂層的發達國家，福利民粹主義也註定不可持續，因為它一方面降低了當事國家的國民儲蓄率，進而使之陷入長期的財政、貿易孿生赤字不能自拔，經濟優勢不斷流失；另一方面在中長期內它必然使得佔總人口60%左右的傳統中產階層淪為“全球化衝擊”中相對損失最大的輸家，對於這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穩定，這意味著什麼，可想而知。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高福利歸根結底來源於高稅收，佔總人口20%的上層在全球化進程中有更多的機會獲利，同時也有更多辦法逃避在母國的稅收等項義務，以至於母國公共產品供給有惡化之虞；即使鬧出了金融危機，他們也能憑藉“太大不能倒”的地位綁架政府優先救援，從而最快擺脫金融危機衝擊，甚至從金融危機中牟利。佔總人口20%左右的最下層可以獲得較多的政府扶持、社會幫助，在深受“白左”思維影響的社會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濟的寄生者實際收入甚至往往還高於老老實實工作納稅的傳統中產階層，甚至往往發展到“按鬧分配，多鬧多得”的地步。相比之下，傳統中產階層既不能如同上層那樣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國的稅收，而且是社會福利制度的淨付出者，承擔了大部分稅收負擔而得到的扶持、社會幫助較少。在經濟景氣日子過得去的時候，傳統中產階層對這些不平可能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了經濟蕭條時期，這種不平就會集中迸發出來。近年西方國家反全球化浪潮為什麼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傳統中產階層，為什麼特朗普這樣的反建制派能夠異軍突起贏得大選，歸根結底，來源於此。
西方國家不是看不到“福利民粹主義”的致命後果，問題是他們的體制常常驅使政客為了短期選票而不顧一切訴諸國家民族的長期毒藥。此前數十年競爭中，中國體制已經表現出了比其它國家強大得多的的動員能力；那麼，面對類似的“福利民粹主義”考驗，中國體制又將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呢？
（2017.10.19，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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