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經濟已經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不管是日本的崩盤還是08年的金融危機，總是能聽到很多此類的故事，但很少有人能親歷5次泡沫的幻滅，看完之後覺得有點慼慼，從全民的狂歡到假象的揭露，可能只是一瞬間的事。
1987年香港股災：從千萬富翁到街邊小販
1986年，我在深圳見到了十幾年沒見的小學老師。他是出生在印尼的廣東華僑，上個世紀50年代他剛從雅加達大學金融系畢業，響應祖國號召，同一大批東南亞華僑的知識青年跑到中國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於是，他成了我在長春市安達小學讀書時的語文和數學老師。後來深圳開放了，他跑到深圳辦了手錶廠。
在深圳第一次見面，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深圳(香港)環亞電子集團公司董事長，他在深圳的工廠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深圳當時最大的電子裝配工廠之一。
之後三年，我們沒再聯繫。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聽到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十元兩件啦！我一回頭，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老師站在三輪車上在大聲叫賣日本的二手衣服。我鼓著勇氣上前跟他打招呼。
本以為他會尷尬，可他跟我說：“我破產了，現在只能做這個生意了。見到你真好，如果沒事陪我聊聊天。”我問：“那麼大的工廠，是怎麼破產的？”老師說：“嗨！都是一個貪字。
86年香港股市瘋了，我看不少人賺錢，我這個學金融的雖然知道股市風險大，但還是忍不住進去了，結果越炒越大，最多一天能賺一千萬，我把工廠也抵押給銀行借錢炒股，沒想到87年股災一來，我的資金一下子轉不動，房子和工廠都給了銀行。
1987年的股災是香港人經歷的第一次股災，那是由美國股災引起的。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國股市一天跌了22%，年輕的香港股市一個跟頭倒下了，連關了四天市，當香港股市重新開始後，香港股民的錢少了三分之二。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師一樣破了產，其中大部分人永遠也沒有機會再回到股市。
1992年日本股災，跳樓的野村證券員工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順便去日本最大的證券公司———野村證券參觀。由於當時日本股市和樓市如日中天，股市比2007年中國股市還火，市盈率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經濟學家紛紛說，傳統經濟理論對日本不適用，日本正在創造新的經濟規律。
接待我的是一個野村證券的年輕經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樓時，站在大廈旁邊的臺階上，指著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層的花崗岩大廈，不無驕傲地說：“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經濟，這個大樓裡儲存著全球客戶的經濟信息，野村證券為了保證這些信息的安全，在這個樓下100米處有一個發電站，它可以保證野村證券在世界上發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運作。”
可是不知怎麼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經濟就不能正常運作了。日本股市從33000點，不到兩年跌到了11000點。房地產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還能買一個半美國的東京，1993年竟然連一個紐約都買不起了。於是，日本企業紛紛從海外抽錢回國救急，不僅把洛克菲勒大樓折了一半價賣回給美國人，還把日本好幾個大銀行和保險公司也賣給了外國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證券經理到香港出差，我請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訴我：現在日本企業也開始裁員了，自殺的人很多，特別是證券界，他手下一個前年才從早稻田畢業的人上個月跳樓了。電視臺現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是教人們如何省錢，比如教日本家庭主婦如何用燒飯的餘熱煮雞蛋。那一段時間，香港大街上的日本遊客少了，到高檔餐館吃飯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經濟泡沫”這個詞第一次在我腦袋裡有了真實的感受。從此，這泡沫就經常跟著我了。
1997年香港股災：成為負資產的女秘書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來了，香港哀聲一片。本來1997年上半年形勢還好好的，樓市股市不斷創新高，人們排著隊去酒樓吃飯。我們公司開發的一個樓盤開盤賣樓花，買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隊。
國內一個家喻戶曉的大歌星為了走後門買我們公司的房子，陪我們唱了一晚上卡拉OK。我公司兩個秘書近水樓臺先得月，不用去排隊，每人花80萬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期買一棟房子，可是房子還沒住進去，泡沫就來了。
樓價一口氣跌了三分之二，兩位小姐那幾個月臉色難看得很。原因是她們把已交了80萬首期的房子白白送給了銀行，為什麼？因為市場上同樣的房子，只值80萬；如果她們繼續供當時買的房子，就要再付160萬。
那個剛來香港還不大懂香港規矩的明星火急火燎地找我退房，我說：“你看到門外那兩個小姐了嗎？她們是我們公司的秘書，在這個公司已工作10年。她們跟你一樣，也買了我們公司的房子，因此她們這10年算給公司做義工了。”
我看大明星有點不明白，就解釋說：“她們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攢了80萬，交了這套房子首期後什麼都沒剩下，可是現在房子又沒了，這不等於白白給公司幹了10年。
如果能退房，她們早退了。你沒看這幾天報紙討論嗎，很多人買了李嘉誠的房子，現在變成負資產。有人說在這種特殊時期作為香港首富的李嘉誠應該網開一面，不要再追這些負資產的人所欠的房子餘款了。你猜這位首富李先生怎麼說？他說：香港是個重合同守信用、風險自擔的社會，你沒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認倒黴，因為所有人都沒看到。如果這個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賺一倍，我也沒理由跟你分利潤。
2000年互聯網泡沫：從3億元到有行無市的總經理
亞洲金融風暴還沒過去，互聯網又來了。1999年末和2000年初，全香港的商人都好像瘋了。這次不同於以往，越是大商人越瘋狂，不管是搞地產還是搞百貨；不管是生產電子，還是生產水泥的；不管是辦學校的，還是開夜總會的；總之全同互聯網幹上了，紛紛辦起了網站，紛紛註冊了公司，紛紛與IT公司聯姻。
我當時打工的華潤創業公司自然也不能免俗，雖然公司每年有十幾億淨收入，但因為同互聯網沒有關係，股價還不如一個剛創辦兩年的互聯網公司高。股東不幹了，說：如果你們再不進入IT，就要找人收購。
於是，我們只能絞盡腦汁往互聯網上靠，先是付了一筆天文數字的諮詢費，請世界最大的諮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從美國飛來的高級腦袋除了給我們寫了兩大本資料外，任何問題也沒解決；其實他們也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因為我們不是互聯網裡的蟲，我作為公司總經理當時連上網都不會。
可是商場是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遊戲。當時許多如雷貫耳的經濟專家都說：互聯網技術會創造一個全新的經濟，誰跟不上，誰就會被淘汰。想想看，誰不害怕呀？於是，我們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國技術公司“結婚”。經過投資銀行的朋友介紹，美國一家大公司的副總裁來香港，期間可以跟我們談談。
可是時間約到早上8點，這在香港是非常罕見的商務見面時間。我當時有點納悶：看來互聯網的人就是不一樣，可能都是超人。
第二天早上，7點50趕到人家香港分公司，一進接待室我差點暈了，原來在我們前面已有兩批人，一批人正在會議室裡同那個副總裁談著，另外一批人還在會議室裡等著。8點45分，輪到我們，30分鐘談完，結果就不用說了。
2000年初正當我被互聯網搞得暈頭轉向時，一個朋友找到我，他與一個美國基金創辦了一個互聯網公司，在香港買了一個上市公司的殼，市值一下子升到200億。他請我加盟。我說：我可不懂互聯網。他說：你只要懂上市公司運作就行。
於是，他開出了我不可拒絕的條件———3億元的公司股票，外加7位數的年薪。做著億萬富翁的美夢，我在新公司上班了。可是在上班的第一個天，互聯網泡沫破了，第一個月我的3億元變成2億元，第二個月變成了1億元，第三個月……第10個月，我的股票變成3000萬，而且有行無市了。
2008年中國股市：罵“基金經理都是騙子”的基民
2007年中國這頭昏睡的獅子，終於徹底醒了。深圳的樓市開始超過香港) 的新界，上海北京的寫字樓也開始趕紐約，開戶炒股的人到了1億。於是，一下子創造了世界第一大銀行、第一大石油公司、第一大房地產公司、第一大保險公司……
這一年全世界500強排名亂了，因為那些老牌500強紛紛被突然變大的中國公司擠出去了。中國商人在世界上開始揚眉吐氣了，腰裡揣著大把股民的錢，也能想買誰就買誰了。於是，中亞和非洲的油田，拉美的銅礦和鋁礦、澳洲的鐵礦和煤礦頻頻被來自中國的買家問價。
2007年世界經濟的焦點放到了中國，全球的經濟天才都在討論中國股市和樓市，一派說泡沫太大了，另一派說中國正在改寫世界經濟，潛力遠遠還沒發揮出來。可惜世界經濟還沒改寫完，美國那邊次貸泡沫又碎了。中國股市進入2008年，少了近三分之一。
記得2007年9月我回長春度假，碰到我母親一位老同事。一個當了一輩子會計的75歲老頭，成了中國第一代“基迷”。他把報紙上所有有關基金的報道用剪子剪下來，釘成三本半大書，還跟人學會了在座標紙上畫圖表。他把家裡所有閒錢都買了基金。我問他現在買股票是不是風險太大？
老頭說，他買的不是股票，是基金，基金是由金融專業人士管理、抗風險能力最強的綜合投資工具。他剛買的QDII是走了銀行後門才買到的，現在不到一個月就賺了5%。春節後母親打電話告訴我：老頭投到基金的20萬元，只剩了10萬元，現在有些精神不正常。老伴治病需要錢，他捂著就是不賣，整天到銀行管人家要錢。見誰跟誰說：基金經理都是騙子。
後記：所有學經濟的人都知道人類歷史上這樣的泡沫比比皆是，一些歷史上的泡沫故事往往讓我們匪夷所思。
比如在英國南海泡沫中，一個騙子註冊了一個叫南海投資的公司，在他的招股書上寫道“本公司在拉美有一個誘人的投資項目，現在需要融資，這個項目的具體內容暫時不能透露”。第二天，當他打開公司的大門時，外邊擠滿了給他送支票的股民。第三天，這個騙子拿了錢就消失了。
我相信我們的子孫，讀到今天杭蕭鋼構這樣的故事一定也會忍俊不禁，但是他們依然避免不了被他們的後代貽笑大方的命運。
有人可能說：經濟泡沫中損失的是不太懂經濟的大眾，經濟領域的專業精英———經濟學家、銀行家、基金經理……他們是應該能比一般人更早知道泡沫的，從而更多地避免損失。
可是大量統計研究證明：這些精英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在預測泡沫的水平上一點也不比老百姓強，因為他們在股市中的平均收益同股民大眾一樣，他們比普通股民唯一多賺的只是手續費。
此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黃鐵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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