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
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是林徽因，1919年相识，1928年成婚，育有一女（梁再冰）一子（梁从诫）；第二任妻子是林洙，1948年相识，1962年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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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城墙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偶读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1924年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书中形象的描述：“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遗憾的是我和许多北京人一样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存废之争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毁灭的争论结果永久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
一种观点断定，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今已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并正在日益阻碍和限制着城市交通的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是专家学者的声音。
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其学生罗哲文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该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而长安街就象是一根扁担，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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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安市于1983年开始将古城墙建为一座具有古都风光的大型环城公园时，有关"建于明代的西安城墙，是迄今我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之垣。他们不仅要保护好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见地，不知是否使当年毁灭北京城墙的决策者们有所后悔。
幸存的遗迹
如今，当中外游客探索古都北京的城市历史时，这里仅余幸存的遗迹：在今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还保留了一点金代中都城的城墙的残迹;
元大都城的城墙即上城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并已建成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明北京内城西城墙南端遗迹也进行了修复。
此外，正阳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经过整修之后，也总算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许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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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墙拆除始末
(1)北京城的损毁早在清末就开始了。
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外老德记洋药房，火延正阳门外大片商铺，正阳门箭楼及东、西荷包巷被焚。
1900年8月14日，同年八国联军炮火摧毁正阳门箭楼，城楼受损，
1900年9月27日，正阳门城楼，因隶属英军之印度兵在楼内燃火，被全部焚毁。
1901年崇文门瓮城被拆除。
1902年11月26日，清政府修复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开工三年完工，于1906年5月竣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阳门被八国联军焚毁，慈禧太后等回到北京之后，很想修复正阳门。但是没有钱，后来慈禧下令：“计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才凑得三十万两银子开工修建。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府尹陈璧给皇帝写的《修正阳门工程奏折》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工，三年完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全部报齐。”其中用去费用：大楼(城楼)工料价足银二十七万四千二百二两四钱二分，箭楼工料价足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两项共计工料价足银四十二万九千九百一两二钱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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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国时期，主要出于便利交通的考虑，历届政府对北京的城墙，城楼作了一些拆改建。
1915年6月6日，朱启钤手持银镐，刨下了改造正阳门城墙的第一镐，拉开了正阳门改造的历史帷幕。
1915年，因修环城铁路，拆除了朝阳、德胜、东直、安定四门的瓮城。正阳门的瓮城也因妨碍交通被拆毁。
1915年为改善内、外城交通，政府委托德国人罗思凯格尔改建正阳门箭楼，添建水泥平座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月墙断面增添西洋图案花饰，
1916年竣工。改建后，正阳门瓮城月墙及东西闸门被拆除。
“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政府为解决正阳门交通堵塞问题，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凯尔设计改建正阳门道路，拆除正阳门瓮城及东西两座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拆除瓮城并改造正阳门箭楼，在箭楼抱厦北侧加筑月台，月台前建两侧“之”字形蹬道，箭楼四周加筑水泥挑檐及护栏，用作箭楼之环形通道及眺台，原箭楼与瓮城衔接处塑补半月形西式图案，箭楼第一、二层箭窗加水泥遮阳，庑座两侧各增加四个箭窗，故今箭楼箭窗即成为94孔。所有箭窗均改装成玻璃窗，箭楼内也有很大改动。原本箭楼没有匾额，这次修时加上了“正阳门”匾额。”
1920年拆毁了宣武门的箭楼，
1921年拆毁了崇文门的箭楼，同年德胜门的城楼被拆毁。
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批准在宣武门与前门之间打了两个洞，北京人称之为和平门。
1927年东直门箭楼被拆除。
1935年阜城门箭楼被拆除。
日寇统治时期，曾在内城东西城墙与东、西长安街的延长线的交接点上各开了一个豁口，东单以东的名叫长安门，西单以西的叫启明门。
抗日战争胜利，北京光复之后，人们又将：
长安门改名为建国门，
启明门改名为复兴门
因为当时正是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之际，复兴、建国为当时的两大任务。至于和平门的命名，大概与北京人反对军阀混战、渴望和平的心情有关。
和平门，建国门和复兴门虽然与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同样叫做“门”，但是这三门既没有城楼、箭楼，也没有瓮城，只是在城墙上打了两个门洞，以便上下行的车辆、行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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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直到解放前夕，北京城的内城还是基本完整的。
1948年冬，北京城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攻城部队曾派一名干部密访建筑学家梁思成，向他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以便攻城时避开。梁思把北京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了北平军事地图上，据说毛泽东曾要求攻城部队注意保护古迹，对照这幅地图进行精确的攻击练习。
“王军：1948年年底的时候，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毛主席曾经给前方做出指示，要妥善保护文物。甚至要绘制地图，让前方战士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保护，不能炸毁的。”
1949年初，傅作义投诚，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城幸免于战火的摧残，得以完整地迎接新中国成立。
50多位原国民政府的大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北京，为新政府出谋划策，这其中就包括变法斗士梁启超的长子建筑大师梁思成。
这位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文物古迹保护。
抗日战争时期，他甚至绘制了一张重点保护文物地图，交给美国援华的飞行员，希望他们在轰炸时避开这些古迹。也正因为对文物古迹的热爱，1948年年底，梁思成与共产党结缘。
然而，费尽周折幸免于战火的北京城，
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受到了更大的破坏。
几年内，北京外城的墙被全部拆除，内城的墙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
1953年5月，为改善交通决定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党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明确指出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
“林沫：梁思成不能接受这个意见，他觉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他(梁思成)的想法是绿化，排除污染，控制人口，不能使交通有堵塞什么的，这样一些想法。但这个就和最高领导的一些规划思想吧，并不能沟通。”继续沿用北京古城为单一中心，将旧城改造成新城的方案确定后，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牌楼，和其它一些古建筑。古老的北京城，在工业革命般的热情中，开始了第一次蜕变。
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
1955年，必须加盖中国式的“大屋顶”，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老城的面貌。但是梁思成却因此而进一步饱受争议，一场讨伐“大屋顶”引发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造成建设中的浪费现象的论战，愈演愈烈，梁思成终于病倒了。
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被拆掉，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碍交通”。
1957年，因“梁陈方案”陈占祥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1958年，大跃进结束之后，北京老城墙外城全部拆完，内城只剩下了一半。而老城中明清时期的古牌楼，也在三年里因为妨碍交通的理由，一一消失。
1959年，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
“1964年，也就是人们猛烈批判“梁陈方案”的这一年，世界各国的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的精华，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在15年前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来的。(周瑛琦：语)”
1965年7月，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
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彻底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民工程设施上。
2005年，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模式，以此代替建国之后一直沿用的单中心模式，这无疑也暗合了50年前“梁陈方案”的思想。
八百年功名尘与土，五十里城墙云和月
半个多世纪以来，旧城改造工程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京的城市建设势不可挡、大踏步向前。然而朝气蓬勃的新北京，很快就遭遇了现代都市的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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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城支配着中国的大段历史：
它是明成祖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他容纳过中国五个朝代的都城，
它目睹过八个世纪的皇朝更替，
它曾抵御蒙古瓦剌部族的烽火，
它也曾无语于义和团拳民与八国联军的脚步，
它是史上规划最为完备的古城之一，迄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它被视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最重要、最恢宏，也是最后一个经典之作。它的兴与废，让一位建筑大师夜半泣血，遗憾终身;
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现在北京仅存的一段明代城墙，(原北京内城的南城墙东南角)2003年，北京市政府在这里建成了明城墙遗址公园，而在50年前，梁思成正是将整个北京老城墙，设计成了一个环城公园。
当你憧憬：“如果这个城墙保留了，而且今天确实是改造成了一个城上公园，东西南北城的人，就近都可以夏天的傍晚可以到城墙上去遛弯，抬头就可以看见西山。(梁从诫语)”
当你回眸：北京的环城道路像一个大停车场时，当你感悟：经常的令人窒息的雾霾时。(雾霾未必都是汽车尾气造成)想一想。梁思成怎样为保护自己祖国的古都而呼吁：在世界上封建时代名都大邑中，北京城是唯一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所以对它的保留具有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他建议，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览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对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可以把北京旧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立体公园。
他断言：如果拆掉北京城墙，五十年后一定要后悔!
然而，决策者们没有听从学者们的忠告。就算1949年的围城期间一再与国民党守军谈判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不用战争毁灭一个历史悠久的完好古城，但古城墙完好地留下来了，古城墙却又紧接着被人为地拆毁了。
五十年光阴似水流过，古城墙早已灰飞烟灭。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一路拆过去，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如今仅有3座残存。
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城市规划中的顽疾，越来越直白的刻在了北京城的脸上，这让有些人不禁回想起五十多年前有一位建筑大师，他在半个世纪前有关北京城市规划的忧思，在今天已经被许多现实所验证。
梁思成绘圣彼得大教堂立面图
1 绘本
《图像中国建筑史》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一部学术名著，抗战期间以中英文在四川李庄写成，书中附有大量精美的古建筑测绘图。
1947年梁思成访美，将书稿交给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夫妇保管，准备在美国出版。因为政局动荡，书稿一度不知所踪，经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多方寻找，终于失而复得，于1984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英文版，当年获“全美最优秀出版物”称号。
国内的中国建工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分别出版过此书的中文版。2015年读库得到授权，把其中的59幅插图单独印成线装大开本的《梁思成手绘图》，极受读者欢迎，好评如潮。
《图像中国建筑史》插图
一位在其他机构做编辑工作的读者看到这本手绘图，欣赏之余，写了一篇博文，题目叫“看了梁思成的手绘，我觉得‘再别康桥’一点儿都不浪漫了”。文中对梁先生和那些精美的图纸大夸特夸，结尾一句话与标题呼应：“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林徽因会选择靠谱的梁思成，而不是会写诗的徐志摩了。”
很显然，这位读者从徐志摩情敌的角度来看梁思成，觉得这些严谨细致的图纸比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更有价值，梁思成踏实稳重的人品也胜过潇洒不羁的徐志摩。
作为清华建筑学院的毕业生，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祖师爷的赞美。不过需要稍稍解释一下的是，《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插图数量众多，并非梁先生一人所绘，其中有一部分出自梁先生的助手莫宗江先生之手。《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个人单篇诗作，别无帮手。二者一为精密的科学制图，一为抒情的文学作品，并无可比性。
2 选课
如果一定要与徐志摩在游欧归途中吟唱的诗篇相对应，那么可以看看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期亲笔所绘的另一批图稿。
1923年，22岁的梁思成从清华学校毕业，19岁的林徽音（1935年更名“林徽因”）从培华女子中学毕业，二人在一年前已有婚约，计划一同赴美留学。林徽音立志要学建筑，梁思成受她影响，也决定选择建筑专业。不料当年5月梁思成遭遇车祸，左腿骨折，未能马上成行。
1924年春天新月社成立，4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北京文化界热闹一时，5月8日为了庆贺泰翁生日，林徽音和父亲林长民以及徐志摩共同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参演泰戈尔诗剧《齐德拉》，梁思成负责设计舞台布景。
当年6月，梁思成、林徽音同往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短暂学习，9月一起来到费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如愿进入建筑系，但林徽音却只能进美术系。
原因倒不是歧视女性，而是因为当时建筑系学生需要上人体写生课，保守的系领导觉得男女生一同面对裸体模特会感到很尴尬，因此不愿招收女生。这个禁忌实际在下一年就被打破了，林徽音运气不太好，没赶上，但她可以选修建筑系的其他课程。
梁思成在宾大的学籍卡及与同学陈植合影
很多关于梁思成的传记和回忆录都提到，梁先生上学后不久就对古代建筑史发生浓厚兴趣，一年级即提前选修二年级才开设的建筑历史课程。
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中国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制是8年，相当于现在的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2年，毕业生赴美留学，大多直接入三年级。宾大档案证明，梁思成一入学就注册于三年级，从未上过一年级，而学习建筑史课始于1925年9月，当时他已经升入四年级——因此不是提前选修这门课，而是补修。
梁思成为什么要补修建筑史？具体原因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一个可能的诱因是这一年他父亲梁启超从万里之外寄来一部重刊的北宋建筑典籍《营造法式》，梁思成得书大喜，但随即陷入莫大的失望与苦恼——他发现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完全无法看懂。这也许成为他开始关注建筑史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3 作图
当时在宾大主讲建筑历史课的教授名叫阿尔弗雷德·H.·古梅尔（Alfred H. Gumaer），课程编号为“建筑44”。梁思成听课认真，课后将笔记全部整理成英文打字稿，至今尚存35讲，时间是1925年9月28日至1926年3月22日。
梁思成先生《建筑历史》课堂笔记首页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学教育与巴黎美术学院渊源极深，属于典型的“鲍扎”体系，非常重视古典训练和建筑史修养的培育。按照课程要求，学生需要在课后摹画经典建筑的图像，与课堂笔记一同交老师批阅。
梁思成用一种不透明的活页纸来画，尺寸比A4纸略小，颜色泛黄。作业上有教授用铅笔打的分数，有一些还加盖“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黑色印章。梁思成自己有时候在图上钤印楷书“梁”字或行书“梁思成”红色名章。
当时宾大建筑系作业评分采用5分制，最高分为①分，依次递减。梁思成当年带有评分的作业现存38幅，其中34幅均为最高分①，3幅得②，得③分者仅有1幅。课堂笔记则全部记为①分。当年成绩之优异，可见一斑。
除了指定的作业之外，梁思成又临摹了许多其他建筑图，并另作读书笔记，还经常在笔记文字空白处插入一些小图，以作示意。
梁思成手书读书笔记
这些图稿均以徒手绘制而成，大多为钢笔图，少数为铅笔图，分别属于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和细部详图，还有两幅意大利历史地图。绝大多数图均以线描方式绘制，部分立面图和透视图添加阴影。
梳理其内容，可见这批图稿涉及古埃及、古代西亚和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罗曼式、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等不同时期的建筑，以文艺复兴建筑所占比重最高。当时宾大建筑史教学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最为看重，相关绘图训练最多。
古埃及埃德夫神庙立面图
图上均注有英文建筑名称标题，有时夹杂意大利文和法文原词，部分注明原图出处——主要依据书籍插图临摹而得，少数参考照片绘成。其中提到的书名有《弗莱切尔建筑史》、《建筑》、《雕塑艺术》、《宫殿建筑》、《意大利艺术》等，还有一张《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透视图》源自学校的一份印刷品。有一张图绘有古埃及埃德夫神庙立面，梁思成特意在图纸下方标注了一句话：“补第一周摹图”。
皮恩查主教堂平立剖面图
究其性质，所有图稿皆为“图”而非“画”（尽管部分透视图笔法接近速写），其目的在于辅助学习建筑史而非美术创作，大多描绘准确细致，一笔不苟，个别图上附有比例尺。一些钢笔图仍清晰保留铅笔底稿的痕迹，可见作者在绘图时曾经先打草稿。现存图稿中有8页纸以铅笔潦草绘有若干建筑图像，似为试笔的底稿，或为作者集中默画之稿，与其他图稿风格迥异。
圣索菲亚大教堂透视图
对于若干重要实例，作者往往分别绘有平面、立面、剖面图，甚至不同方向的立面与剖面，不厌其烦。梁先生习惯在图上简单标注一些要点，如《帕维亚圣米歇尔教堂透视图》注：“代表意大利罗曼式，伦巴第学派”，《曼图亚圣安德烈教堂门廊立面图》注：“受罗马凯旋门启发，阿尔伯蒂-建筑师”，《斯托罗兹宫立面上的窗户大样图》注：“文艺复兴早期最流行之窗式”,《米兰圣洛伦佐教堂平面图》注：“伯拉孟特设计圣彼得大教堂时曾受其启发”，提纲挈领，一目了然。
梁思成在宾大的同窗好友陈植先生回忆：“除建筑设计外，思成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幽情。”可以推测，梁先生如此认真投入，除了雅兴幽情之外，可能更希望通过系统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打下扎实的基础，为日后投入尚属空白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作准备。
在美术系就读的林徽音同样成绩优异，教授称赞她画的建筑图“棒极了”，建筑系居然特聘这个年轻女生为兼职助教，不久还升为讲师。可惜林徽音的图稿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否则当可与梁思成的手迹相互辉映。
4 教学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音双双在宾大结束学业，分别获得建筑硕士和美术学士学位。
1928年3月21日，两人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蜜月旅行，历经英国、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梁思成第一次亲眼看到许多上学时画过的那些西方历史建筑。8月夫妻俩乘火车绕道西伯利亚回国，开始传奇般的学术生涯。
梁思成林徽音在欧洲旅行时留影
同年徐志摩去英国，重游当年求学的剑桥大学，11月6日在回国的船上写下《再别康桥》。三年之后，林徽音在当年为泰戈尔祝寿演剧的协和小礼堂用英语为外国驻华使节讲解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从南京赶来旁听，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回国之初，梁思成先去沈阳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林徽音也同去任教。梁思成亲自开设“西洋建筑史”课程，当年的学生林宣先生回忆：“梁先生的讲课是十分生动的。……其特点所在就是高度的‘视觉化’。表现在：梁先生讲课，言语少，画图多。几乎每个典型实例都在黑板上画一遍。”同时学生需依循宾大的教学方式完成建筑史绘图作业：“在课堂上我们用最快速度来记笔记，跟着梁先生黑板图画一遍之后，课下各自找一本属于不同版本的原图来细描一遍，然后连同整理的笔记一同呈阅。梁先生认真批改，随堂发还。”
1931年梁思成夫妇受朱启钤先生邀请，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全力投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率领团队四处测绘，留下大量水准极高的图纸。抗战爆发后，很多图纸和其他资料一起存在天津一家银行，不料因为水灾而遭到浸毁。《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插图重绘于李庄。从绘制风格来看，这些先后完成的图纸都依稀可见昔日宾大图稿的影子。
1946年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多位前辈学长回忆，当年梁先生讲授外国建筑史课程时，不仅语言生动精彩，而且可以随时在黑板上默画出所述建筑的图形，形态、比例几无误差，令学生们十分惊佩。如此深刻的记忆和高超的技法，当然也与昔日在宾大所下的功夫密切相关。
囿于当时的情势，建筑史教学的图像资料十分匮乏，梁先生曾经一度将这些图稿和笔记一起交给清华建筑系资料室收藏，供师生们学习外国建筑史参考或临摹之用，后来不知怎么混入旧书堆中。
据五十年代在资料室任职的林洙老师回忆：“（1958年）一天，我在一大堆废书籍中发现了几个笔记本，它们的封面已弄得很脏，看不出模样，打开一看竟全是英文打字的文稿，而且每隔几页就有一小幅精美的小钢笔画。我惊呆了，再仔细一看，在画的一旁往往有一个钢印，上面写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的字样。宾夕法尼亚大学不正是梁先生的母校吗？于是我拿着这几个笔记本找到梁公，请他看看是否是他的东西。梁公接过来一看，脸上微微露出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轻声地说：‘是的，这是我学西方建筑史时做的笔记。’我说：‘您是否要收回呢？’他笑了笑说：‘既然现在在你处，那就交给你吧！’我听罢如获至宝，从此我便常常翻阅这些笔记。那些精美的小画是怎样画出来的呢？一门课就画了一百多幅画，使我肃然起敬。”
古希腊雅典奖杯亭透视图
林洙老师用这些图稿在系里搞了一次展览，引起不小的轰动。高亦兰先生回忆：“系里又展出了一批梁先生在宾州大学学习时的建筑史小钢笔作业……比例严格，线条流畅，对细部都有交待，十分过硬。画面说明作者是为了做学问而画的，毫无哗众取宠之态。”说的就是这批图。之后图稿和笔记本都由林洙老师保存。
林徽因先生已经于1955年逝世。1962年林洙成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文革期间，他们几次被抄家，图稿和笔记本都曾经被抄没，后来又发还，有所散失。
2014年林洙老师将114幅图稿与笔记本捐献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5 余话
对于建筑工作者来说，建筑史的学习是一个艰苦积累的过程，其中对于经典建筑作品的图像感知和记忆是重要的环节。徒手描绘，再现其形，揣摩其意，有利于直接把握其构图、比例之精髓，确实是单纯欣赏图纸、照片甚至现场参观都无法替代的有效方式。梁思成先生一向主张专业训练要“下笨功夫”，当年的这些图稿正是最好的注脚。
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建筑图像信息极为丰富，直接现场考察建筑实物的机会也大大多于以往，学子们研读建筑史，很少再下这样的笨功夫，虽日阅千图，方便快捷，却往往仅得模糊印象，且笔头功夫孱弱，与前辈差距甚大，需要反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图稿虽然都是图而不是画，却同样具有很高的美术价值。梁思成先生少年时即喜欢绘画，可惜所绘建筑画大多不存，这批图稿作为其早期作品，依然显示出良好的功底。
吴良镛先生曾以“严谨、守拙、简练”三词概括梁先生建筑画的特点。张锦秋院士回忆梁思成曾经说自己喜欢那种豪放、有“帅”劲的书画风格，而他自己的字和画工整有余，“帅”味不足。他给《人民日报》写专栏，自称“拙匠”。
诗文、字画都能反映作者的个人气质，就风格而言，本无所谓优劣，正如《史记》与《汉书》，李白与杜甫，米开朗琪罗与拉斐尔，各有绝胜之处。梁思成本质上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假如他写诗，大概也会走端庄工稳、守拙内敛的路子，绝非《再别康桥》的格调。
前辈当年的情史无须再提。徐志摩写诗属于抒发个人情感的文学创作，梁思成作图是为了治学，形式不同，目的迥异，难以比较。平心而论，梁思成留学时代的这些图稿与浪漫无关，但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看到一个“靠谱”的梁思成，值得所有人欣赏。
当大家都在讨论雄安新区之时，我们还欠梁思成一个道歉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新华社形容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的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也就是说，北京这个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除了要将行政副中心搬到通州，还要将产业转移到雄安新区，让北京真正专注于大国首都的功能。
让首都专注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在中心之外建新城承载其他功能。这一城市规划建设思路，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建议，只是，这一建议非但没有被采纳，提出建议的人还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提出这个的人，叫梁思成。
今天，我们在庆祝设立雄安新区的时候，还欠这个人一声道歉。
【一】
北京的城市历史，几乎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秦汉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自春秋战国时期被燕国立为国都始，先后称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辽、金、元、明、清等帝统时代，及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至1949年后，北京均为都城。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皇家古建、四合院、胡同、京剧、特色小吃……让北京为世界留下自己的独有面孔。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城内是驻守的20万国民党军队，解放北平的战争一触即发。后来，出于对保护古都北平的考虑，傅作义放弃了抵抗，解放军和平接收了北京。
建政之初，梁思成除了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还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的建筑学家，在饱经战乱和流离之苦后，对北京古城的保护充满了期待。
对于怎样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的首都，梁思成提出要完整保留古城的规划，建议在完整保护旧城的基础上，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把城市分为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几个功能区，让古城和新城交相辉映。
根据费慰梅（费正清夫人）所著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梁思成当年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过五点建议：
1 北京应该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 限制城区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 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城墙城楼。
4 限制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5 在城西建设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今天的人们，当看到梁思成当年提出的这一科学规划，再看看今天的“大城市病”缠身的北京城时，不禁会感慨万千。
北京古城
【二】
对于梁思成提出的这五条建议，只有第三条，即保护紫禁城被接受。
梁思成认为，如果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坏古城原有的中轴线。在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的帮助下，梁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当年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他们希望扩建天安门广场，为中国建造一个翻版的克里姆林宫及红场，好用于公众集会和游行。
当局决定拆掉古城墙和城门楼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经毫无用处，又阻碍交通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拆掉它们，建造房屋和或铺设马路又有了很好的砖头来源。
……
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
城墙被拆了、牌楼倒下了、护城河不见了，元、明、清三代首都的轮廓，基本消失殆尽……这座经历了多年战火，八国联军没有被拆，日本侵华没有被拆的伟大古城，最终毁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北京古城
【三】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设想，如果当年梁思成的建议能被采纳，大家今天看到的北京，将是全世界都为之震撼的中国古建筑和城市博物馆，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水泥钢筋。
可惜，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刚从农村进城的领导层，心里更迫切的想法，是如何赶紧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力发展工业，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至于这些古城，在很多人的眼里更是“封建的象征”，是要被打倒和推翻的东西。当时的领导人很明确地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专栏作家马鼎盛曾经撰文称，当年，北京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让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认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据说，同样反对除老北京建筑的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当年直接闯进彭真的办公室与其争辩，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的彭真只好抬出毛泽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
林徽因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籐，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当然，林徽因的这些建议也不会被采纳。
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
【四】
梁思成对保护北京古城和传统的呼吁，让他多次遭受批判。
1953年5月，北京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林徽因当面指着吴晗的鼻子怒斥。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嘶哑，但其神情与真心令在场者动容。林徽因还对彭真说：“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曾说：“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
二战美军轰炸日本时，向梁思成请教，那些地方需要保护不能炸毁。梁划出京都、奈良和大坂，标出古迹的方位，说这是人家的古城，别炸。于是京都三千宫殿寺庙，大大小小至今完好。
可惜可叹的是，建筑大师梁思成救得了日本的京都，却救不了北京的老城。
梁思成设想中的北京古城
【五】
当年，在与彭真争论北京的规划问题时，梁思成曾痛心疾首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如今，六十多年转眼过去了，不幸的是，梁先生一语成谶。如今的北京，沙漠逼近，河湖干涸、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古迹大量减少，文化不断消失，城市功能低弱……北京后人来到这里，几乎已认不出父辈口中的家乡。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人文学者龙应台访问北京后颇为惆怅：“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老北京荡然无存。这些古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我。我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像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它毁掉了。”
1972年，为保护中国古建筑耗尽一生心血的梁思成先生，在贫病之中撒手人寰。生命弥留之际，他还重复着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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