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歲的周友生本該過頤養天年的日子，身患多種疾病的他還是帶著妻子離開老家四川自貢市，常年在成都打工，而尋找32年前年被計生幹部抱走的“超生”女兒是他們外出掙錢的動力。
1986年7月，周友生夫婦的第三個孩子周紅霞出生僅兩個多月，就因為系“超生的”被當地計生幹部強行抱走。同一時期，與周友生同村的刀雲榮（化名）夫婦也遭遇類似情況，因為超生，刀家出生5個月的女兒小英被強行抱走。
此後漫長的日子裡，兩家人各自尋找自己的孩子。
在刀家人不懈努力下，被抱走的女兒於1992年被找到。但在往後20多年相處中，小英和他們相處並不融洽，甚至在2015年因為一些家庭矛盾，讓親生父母“不要再去打擾”。
周家人至今還在苦苦尋找。周友生已做好親生骨肉可能不認自己的心理準備，他的妻子鄒桂芳對澎湃新聞說，如果找到孩子，只想告訴她，“不是爸媽不要你，而是別人搶走了你。”
談及新平村這兩家人的遭遇，當年的涉事村幹部對澎湃新聞表示，雖然政策不允許強行抱走孩子，但那時計劃生育抓得嚴，也就這麼做了。
成佳鎮計生辦主任龔貞容告訴澎湃新聞，周友生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況後，計生辦聯繫了當年抱走孩子的計生幹部，但對方稱記不得，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吳鴻莉表示，曾聽分管計劃生育的副局長談過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但年代久遠，時任計生幹部走的走、退的退，沒問到情況。接下來，他們將再和有關方面對接此事。
周友生夫婦曾多次前往成佳鎮尋找女兒。
兩個超生女嬰
1986年的陰曆六月，給周友生和刀雲榮兩個家庭帶來長久的痛苦。
彼時，他們還居住在自貢市榮縣成佳區龍王鄉（注：2005年8月1日，成佳區劃屬貢井區）。刀雲榮是龍王鄉新平村6組村民，周友生是龍王鄉新平村1組村民。兩家人靠種地為生。
刀雲榮和周友生的妻子1985年分別懷胎。此前，刀雲榮已有一兒一女。他的妻子鮮清芬（化名）說，“一兒一女，其實是最幸福的。”生下兩個孩子後，她先去上了環，在丈夫結紮後才取了環。
沒想到，丈夫雖被結紮，鮮清芬卻在取環不久後懷孕了。她為此打掉肚子裡的孩子，可是沒隔多久再度懷孕。這次，鮮清芬沒有選擇打胎，而是東躲西藏，於1985年農曆臘月二十九（注：1986年2月7日）將孩子生下來，併為她取名“小英”。
當年同樣為生孩子東躲西藏的，還有新平村1組村民周友生的妻子鄒桂芳。在此之前，鄒桂芳已經生下兩個女兒。
周友生說，他和妻子當年沒有辦結婚證就生下第一胎，鄒桂芳懷二胎時，他怕妻子被拉去引產，還為此主動去做了結紮手術。不料二胎之後，鄒桂芳再度懷孕，這讓夫妻倆又喜又憂。
喜的是，老天給了他們一個“生兒子”的機會，但他們知道這是違反政策超生，心中也有隱憂。
1986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注：1986年5月7日），鄒桂芳冒著風險將孩子生下來。這是一個女孩，夫妻倆為她取名“周紅霞”。
時隔多年，刀、周兩家都無法提供當年結紮或上環的證明。一位在當地長期處理農村事務的老人告訴澎湃新聞，上世紀80年代，農村醫療技術和水平都非常有限，結紮手術失敗並非稀奇事。
事實上，32年前，新生兒的到來，沒有為兩個家庭帶來太多喜悅。
周友生講述女兒周紅霞被抱走的情況。
被抱走的嬰兒
隨著村幹部找上門來，刀雲榮、周友生兩個超生家庭的隱憂爆發。他們原以為，“罰款、牽牲畜”就能應付過去。
據刀、周兩家人回憶，當年來家裡處理超生問題的，是時任新平村村支書莫志高、村主任劉乃平和村婦女主任黃玉芬。
鮮清芬稱，三名村幹部大約在農曆六月中旬來到家裡。他們讓大人去成佳區計生辦，並以“孩子要吃奶”為由，要求把孩子一併抱去。
到了成佳區計生辦，時任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要求繳納罰款1500元。由於家裡拿不出錢，鮮清芬和丈夫從區計生辦走出來，沿路四處找親戚朋友借，並讓大女兒和公婆在區計生辦照顧小英。
第二天一早，刀雲榮夫婦帶著借到的1500元趕回成佳區計生辦，不過沒見到小英，從公婆及大女兒處得知孩子已在稍早時候被計生幹部抱走。鮮清芬在區計生辦找了又找，沒看到孩子，一路哭著回到新平村。
自家孩子被抱走的日子，周友生夫婦記得很清楚，是1986年農曆六月十一。
那天，村幹部莫志高、劉乃平和黃玉芬來到周家處理超生問題。村主任劉乃平說，“有錢錢拿去，沒錢話交去”，意思是有錢就交罰款，沒錢就去政府部門說清楚。
因為自覺理虧，夫妻倆表示“罰多少都認”。即使如此，村幹部還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兒都要去鄉政府，理由仍然是帶著孩子“方便餵奶”。
周友生和鄒桂芳回憶，他們從家裡出發時，劉乃平從他們手中抱走孩子，一直抱到龍王鄉政府，之後交給鄉里一位姓彭的婦女主任。當時分管計劃生育的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也在現場。高發元說，你們一胎生育沒辦結婚證，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三次違反計劃生育一次性罰款3000元。
“那時候豬才賣7角錢一斤，3000塊錢怎麼湊得出來？”周友生說，他們當場表示認罰，希望先抱孩子回家，再去借錢交罰款，這個請求當場被拒。
周友生還稱，當時妻子想假借餵奶帶孩子偷偷離開，在場的時任成佳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髮現後，從妻子手中一把將孩子抱走。從那以後，他們再也沒見過女兒周紅霞一面。
刀、周兩家反映的情況，在幾位當年的村幹部口中得到印證。
劉乃平告訴澎湃新聞，當時是區裡要求他們去抱孩子。當時政策很嚴，要求不管用什麼辦法都要拿下來。
莫志高表示，當時是區計生辦和鄉計生辦要求抱孩子，他們只是執行，沒想到會抱不回來，而且，孩子抱不回來也是上面的問題。
原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對澎湃新聞表示，這些超生嬰兒都是三胎，因為大人沒有認錯和交罰款，影響極壞，區計生辦就安排送人了。但他也承認，政策並不允許這麼做，但當時計劃生育抓得嚴，會有類似做法。
為尋找女兒，周友生夫婦長期在外務工，家裡院壩已被葛藤霸佔。
迥異尋女路
孩子被抱走後，“找女兒”成了刀雲榮和周友生兩個家庭的重要任務。
刀家找女兒，基本靠女主人鮮清芬。女兒被抱走後，她回家傷心哭了一天，但想到 “孩子還等著去找”，第二天就打起精神跑到自貢市中級人民法院告狀，反映成佳區計生辦“搶孩子”。
鮮清芬說，法院工作人員聽過她的陳述後，曾要求成佳區政府處理此事。後來區政府儘管有出面，但孩子還是沒有消息，她又向自貢市人大、政府、檢察院等部門反映。
鮮清芬認為，政府是講理的地方。為了打探女兒下落，她自稱在自貢時任主要領導的辦公室和其對拍桌子，“他拍三下，我拍五下，因為不是我不遵守計劃生育，安環結紮都做過，但還是懷上了。”
鮮清芬說，她還向自貢市有關領導出示過自己上環、丈夫結紮的一些材料，證明自己原本是遵守計劃生育的，不過，這些材料在1998年修房搬東西時全部丟失。
找孩子過程中，鮮清芬也顯示出潑辣的一面。她告訴澎湃新聞，曾跑到村委會辦公室用高音喇叭向劉乃平喊話，“如果找不回我娃兒，我就對你娃兒下狠手”，把劉乃平嚇得夠嗆。因長時間找不到女兒，她還打過龍王鄉一位姓楊的計生辦幹部。
鮮清芬說，在其猛烈“攻勢”下，終於有相關部門人員私下告訴她，小英被一個沒有生育能力的教師家庭收養，但對方不願歸還孩子，也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為了繼續要回自己的孩子，此後，鮮清芬獨自一人去北京反映情況。回來後，當地部門為了安撫，給她解決了1萬元作為補償。
1992年，鮮清芬用其中一部分補償款請了自貢當地律師，原本打算狀告莫志高、劉乃平、程榮生、高發元等人。就在這一期間，代理該案件的律師打探到收養孩子的教師家庭就在自貢鄰市，起訴也就此作罷。
“找到這個教師家庭時，對方也承認孩子是領養的。”鮮清芬說，當時小英已經6歲，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生的。因為女兒右耳有一個小缺、左手也有傷疤。女兒的養父並不打算歸還孩子，還給了她1萬元作為補償，說“懷胎九個月，還差不多養到半歲”。
相比鮮清芬的果決強勢，周友生夫婦說自己沒有那番魄力。他們一邊默默養家餬口，一邊在閒暇時候私下打聽孩子下落。
這是一對忠厚老實、說話總是降低聲調的夫婦。多年來，兩人只要聽說附近哪裡有人收養孩子，都會去看看，為此他們幾乎走遍附近所有區縣，每次都是失望而歸。
周友生說，後來實在找不到孩子，他們才開始到貢井區、成佳鎮相關政府部門反映情況。前幾年因為反映次數頻繁，鎮政府給他解決了低保問題，但勸他別找孩子了。
“我們也不想給政府添麻煩。”周友生說，他和妻子身體都不好，但孩子總歸是妻子身上一坨肉，她是不是還活著、過得好不好，做父母的總歸是牽掛的。
抱著這樣的念頭，夫妻倆通過熟人介紹，前往成都一家瓷磚廠打工。幾年來，他們掙的錢幾乎都用於尋找女兒，但一切就像大海撈針、毫無頭緒。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
分別的裂痕
雖然好不容易找到孩子，刀雲榮夫婦的痛苦絲毫不亞於周友生夫婦。
鮮清芬說，小英被一個教師家庭收養，對方經濟條件等各方面都比農村好。在之後的相處中，女兒可能以為親生父母找她的目的，是為了要她養老或另有所圖。
“其實從一開始尋找，我們只是要知道她被抱走後怎麼樣了。”鮮清芬感慨，小英是幾個孩子裡讓她感覺最辛苦的一個。懷孕的時候，她挺著大肚子一個月不能出門，吃飯都是靠家人送進屋，那種日子著實令人難受。
小英被抱走後的1986年至1992年，鮮清芬不是往省裡跑，就是去市裡、鎮上。家裡本來經濟條件就差，還缺少她一個勞力，每次出去只能省吃儉用，能走路的都不坐車，餓了吃稀飯饅頭，整個人瘦成皮包骨。
“我為她流的淚都夠灌滿一條河。” 鮮清芬說。和小英相認後，她多次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去照顧小英，還在小英念高中時陪讀過一段時間。
但分別帶來的裂痕難以彌補。鮮清芬的大女兒透露，妹妹和爸媽感情不太好。她總是覺得是爸媽不要她、拋棄了她。
鮮清芬也表示，去看小英時，其養父母總會給她一些錢，有時經不住盛情會收下。小英參加工作後，其養父母也讓小英給她打錢，這也無形中加深了小英對他們的誤解。
特別是2015年，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中，小英撂了狠話，讓刀雲榮夫婦“不要打擾自己，一輩子都不要來。”
對於這樣的情況，刀雲榮夫婦無可奈何，“孩子都這樣說了，痛苦只能留在我們心裡，就當這個南瓜沒結。”
為了尋找女兒，周友生夫婦的家都快沒了。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他們只有過春節才會回到新平村。家裡的院壩，已被半米高的葛藤“霸佔”。即使回到自貢，夫妻倆也是在大女兒家落腳。
周友生也聽說刀雲榮家找到女兒卻相處不好的情況，他覺得如果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找到她，只想告訴她，不是爸媽不要她，而是別人搶走了她，認不認我們都無所謂。”鄒桂芳說。
區衛計局長：將為此“還債”
莫志高告訴澎湃新聞，當年孩子被抱走後，是區裡安排送人的，他們也不知道送哪去了。
高發元和原成佳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當時把孩子送人的是時任成佳區計生辦主任程榮生。
貢井公安分局成佳派出所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2015年12月，他們曾接到周友生的報案，也做了受案登記，但沒有立案，“這個事情怎麼立案？因為有特殊原因，時間也過去太久，實在不好立案。”
上述派出所工作人員還表示，當時他們蒐集了周友生夫婦的DNA資料，也聯繫了將孩子送走的程榮生。但是程榮生讓警方去找相關政府部門，拒絕到派出所，“我們也不能強制傳喚，現在給他打電話都不接。”
截至發稿，澎湃新聞電話、短信聯繫程榮生，均未獲回覆。
成佳鎮計生辦主任龔貞容告訴澎湃新聞，周友生向他們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況後，計生辦聯繫了當時抱孩子的計生幹部，但對方稱記不得，他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吳鴻莉表示，她曾聽分管計劃生育的副局長談過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局裡當時和成佳鎮進行對接，但時任計生幹部走的走、退的退，沒問到情況。
吳鴻莉說，這相當於是之前欠下的“債”，他們也將為此“還債”，接下來會繼續和有關方面對接此事。
鄒桂芳還在苦苦尋找。她告訴澎湃新聞，找了這麼多年，有時候也想放棄，但丈夫始終在堅持，只要他活著，就一定會找下去。
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智勇認為，因為此事發生在1986年，已過了追訴時效，很難再啟動相應的刑事程序。但當年抱走嬰兒的計生幹部，有義務和責任提供線索，消除自己當年的不當行為所導致的惡劣後果。
張智勇同時表示，此事件的發生是計生部門直接導致的，計生部門應配合尋找當年具體經手的人員。抱走他人超生嬰兒，造成其家人不能團聚，並使嬰兒父母承擔著巨大痛苦，即使法律上無法追究，也應承擔人道主義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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