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不僅僅是中國近代一位傑出的愛國民主戰士，而且是收藏家，將一生收藏的瓷器、高古玉器、青銅器等古董文物捐獻給了國家。
章乃器（1897-1977），漢族，浙江青田人，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和收藏家 ，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愛國民主先驅。我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資信業第一人。章乃器原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縣小塬村的一個破落的鄉紳之家裡。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舉人，為浙東名士，擅詩文書法。為人急公好義，濟困扶危。章乃器章炯，曾留學日本，民國初年做過幾任小官，後一直賦閒家居。章乃器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章乃器少年時代受各種新思潮的影響，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的大哥章培參加了革命軍，章乃器當時還在麗水縣上學，應大哥之召，毅然投筆從戎，到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屬下飛行營當了一名學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凱竊取，飛行營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繼續求學。但到達省城時，所有的學校均已招考完畢，只剩下省立甲種商業學校還在招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這座學校。他原來的理想是當發明家，這件事卻無意中決定了他一生的發展方向。在商校學習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況愈下，負擔不起學費。但他每次考試都名列第一，終於靠獎學金完成了學業。1918年從商校畢業後，他本想繼續求學，但學費無著，不得不走上謀生之路。經校長周季倫先生介紹，到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練習生。翌年他辭職北上，到北京謀生。在經歷了幾度失業的困苦之後，章乃器於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營業部科員，生活才相對穩定。章乃器在工作之餘，潛心研究經濟學和金融理論，每天在燈火黃昏中苦讀到深夜，數年如一日。他的理論水平和業務才幹相成並長，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論文，在銀行界嶄露頭角。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和上海分行經理陳朵如對他十分器重，由於李、陳的識拔，章乃器逐步擢升為營業部主任、襄理、副總經理，成為一位成功的銀行家。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聯合上海各華商銀行，成立了銀行界的公用機構－－中國徵信所。徵信所採取會員制，負責對銀行客戶的信用進行調查。這是國內第一家由中國人創辦的此類機構，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出任董事長。他提出：“審慎以求真”，“詳盡明晰以求美”，“忠實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學的調查程序，延攬了一批優秀的專門人才，除逐日向會員提供市場報告外，還根據會員的委託，提供專項的調查服務。中國徵信所以高效、優質的服務，一舉擠垮了四家外國人辦的徵信所，成為獨佔事業。該所出版的《行名錄》，內容詳盡、印刷精美，壓倒了英人《字林西報》出版了幾十年的《行名錄》。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 80 歲。
章乃器將收藏的1192件文物捐獻給故宮博物院 ，名留故宮博物院景仁宮內的“景仁榜” 故宮博物院景仁宮內，有一塊鐫刻著歷年捐贈者名牌的“景仁榜”，章乃器和張伯駒、馬衡、鄭振鐸、陳半丁等老朋友都名列其間，但此榜延續到近年，捐獻者文物者日漸稀少。
瓷器是章乃器收藏中的大項，除廣泛蒐集宋代五大名窯外，元明青花及清三代官窯也是他的蒐集重點。而對於晉唐遼金以上的古代瓷器，他的收藏也很可觀。我所見年代最遠的瓷器，是一隻漢代的黃釉壎（樂器）；其他如晉青瓷雞首壺、唐秘色釉圓蓋，宋“宣和元年”枕，明龍紋宣德大盤，清粉彩開光三秋瓶等，品相都相當完整；還有一隻巨大的乾隆粉彩燈籠尊，“文革”結束後捐獻給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時，發現他們的“中國通史陳列”中有一隻同樣的，正好配成了一對。以上僅系記憶中的個別精品，無法一一枚舉了。
章乃器的玉器收藏也很豐富，我印象較深的有良渚文化“鳥紋大玉琮”（“ 文革”抄家後流入首都博物館），還有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蛾（“文革”後捐給中國歷史博物館），以及大量的商周秦漢古玉和明清白玉珍玩。
他在書畫方面收藏較少，比較知名的是《梅花三詠》手卷。他說字畫作假太多，收藏字畫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沒有張伯駒、張傚彬那種眼力，因此才以蒐集青銅、瓷、玉和雜項為主。
在雜項收藏中，他曾蒐集到稀有的全黽甲甲骨刻辭，漆器名家姜千里制螺鈿漆圓盒、盧膚之制螺鈿插屏等；竹雕名家張希璜、朱松鄰、朱小松、朱三松、濮仲謙、周芷巖、潘西風等的作品，他也多有蒐集。
我曾經問章乃器：你收藏了那麼多文物，上過當嗎？章乃器說上過不止一次，如果不上當，怎麼學得會鑑別真偽？當收藏家是要交學費的。贗品中若有很美的東西，儘管年份不夠，我也是要作為藝術品來收藏的。
三千件藏品曾遭凍結
章乃器1957年誤中“陽謀”以後，他以往蒐集保護和捐獻文物的行為，反倒成了罪狀，在報紙上屢屢出現顛倒黑白的批判他的文章和漫畫，並引發了一樁持續8年的訴訟。
1957年以後，章乃器賦閒在家，除了大量讀書，收藏又重新成為生活中的一個內容。他的個人生活很簡單，除抽菸外沒什麼嗜好，雖然工資降了，每月仍有結餘，這些錢也用在蒐集文物上了。
前面曾經談到，章乃器蒐集和捐獻文物的資金，來自他從上川公司撤出的個人投資。因該公司已經歇業，1956年初，徵得上川公司股東們的同意，他把該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港九地產公司的房產出售，清算後分給股東，結束了全部企業，當時股東們都很滿意。不料“反右”運動中卻有人利用此事作為政治打擊的手段，導演了一場上川公司股東控告章乃器“欺騙股東”、“私自結束上川公司”、“偷稅漏稅”、“逃避公私合營”的鬧劇。
這場官司導致約三千件文物被法院凍結，但因起訴理由和證據都不充分，一直未能判決。1963年章乃器因批評“大躍進”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職務後，形勢發生戲劇性變化，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1964年判決章乃器敗訴，為此，章乃器甚至遭到過非法羈押。
在當時“階級鬥爭為綱”的背景下，章乃器找不到可以為他辯護的律師，他依法提請法院指定律師也無結果，不得不自行應訴。當時，法院所主持的文物清點估價相當混亂，很多成組的文物被拆散了，在談到自己蒐集的柴窯（十件左右）藏品被拆散查封時，他抗爭道：“這是參考各家有關柴窯的記載，經過多年的蒐集，還徵詢了文物業中的人才能辦到的。但完全被忽視、被破壞了！”此外，一組包括鼎、豆、盉、觚、尊的越窯祭器，也遭到同樣命運，他認為“是對辛勤努力集中起來的成組珍貴文物的鹵莽滅裂的打擊”。
章乃器所要堅持的，其實不是文物的最終歸屬，而是保護收藏系列的完整性。對於這場經濟官司名義下的政治案件，他事後對我這樣說：“錢財是身外之物，我一輩子沒在乎過。三十年代我為救國破家，四十年代為建設新中國捨棄香港的產業，你是知道的。這點收藏，本來就隨時準備捐獻給國家。但他們採用這樣卑鄙的手段來對待我，我是要據理力爭的。我維護的是憲法和法律的尊嚴。”
康生掠走《梅花三詠》
以法律的名義抄家之後不到兩年，我家又遭遇了以革命名義的抄家。1966年8月24日，紅衛兵和國務院機關的造反派非法侵入燈草衚衕30號章宅，對章乃器橫施暴力八天八夜之後，將全家掃地出門。在康生的圈點下，殘存的文物被裝上六輛大卡車全部運走。故宅被紅衛兵組織“公安隊”佔作總部。入冬後小將們為了燒火取暖，便撬開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傢俱，充作燃料。
後來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紅衛兵造反戰果展覽”，我在展廳裡見到了章乃器及張傚彬、孫照、關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文革”結束後，北京市文物局交給我一張權貴們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單，林彪、康生、曹軼歐、陳伯達、邱會作等都名列其間。素有文物鑑賞家之名的康生最內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軼歐名義掠走宋黃庭堅的稀世墨寶《梅花三詠》，僅象徵性地付了五元錢。
根據國家文物局提供的數字，紅衛兵抄家上繳入庫的章乃器文物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發還時僅剩下了1134件。許多重要藏品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單之內。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按照章乃器生前的遺願，將大部分發還文物捐獻給了國家博物館。博物館學是一門科學，私人未必能做到科學保管。章乃器生前很重視文物的系列保護，在博物館裡，文物的文化價值得以傳播，捐獻者的文化精神得以昭示，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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