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草中，我最喜欢的是芭蕉；树木则是中国梧桐了。
我喜欢梧桐，还得从孩提时的贪吃说起。那时，祖父还健在。
祖父于解放前分别在相邻十余里的两个乡镇置田买地，同时营造了两个宅院。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结婚后跟伯父就分开了，祖父起初住在伯父家，晚年则住在我们家。分家前，祖父在两个家的屋后各栽了一棵白果，屋前各栽了两棵梧桐，小时候我听祖父说起缘由：这两种树都是中国特有的，生长缓慢，在宅子可以上历经百年而不必砍去，因而它们能作为两家血缘关系的长久见证。
这两种树在我懂事儿的时候虽然都已经有近三十年的树龄了，但是梧桐的树围只有一尺多，银杏由于移过两次，树围也只有二尺余。这两种树在我们的村子里只有我们家才有，所以银杏没有自然授粉的机会，从没有结过籽；也许梧桐是因为有两棵的缘故吧，它们年年结籽。所以我不喜欢银杏而喜欢梧桐。
那时候很贫穷，除了夏天能偷生产队的西瓜，农家的孩子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什么水果吃。我比别的孩子运气好些，就是家里有两棵梧桐树，秋来可以摘下籽来磕食，虽然不甜不香，倒也算那时的美食。
梧桐籽结在小船一般的壳包上，两边的“船沿”上分别结着四五粒梧桐籽，像我们那一群小伙伴结伴乘船过河到河东去偷西瓜一样，煞是有趣。两棵梧桐树结不了多少籽儿，但是它的果实期却很长，我常常把结着梧桐籽的小壳包装在小篮子里，分给小伙伴一些，这样的“恩典”可以持续月余。虽然不太好吃，大家却很珍惜秋天那难得的果实，吃完梧桐籽，都舍不得丢掉小壳包，总是装在口袋里，直到那些小壳包被折腾得破破烂烂。
其实我还不仅仅是因为贪吃才喜欢梧桐，孩提时的我，已经有了些文艺的细胞，对梧桐的喜欢也存在一些文艺的味道。
红杏和西瓜的季节一过，我就开始关注梧桐树了，我经常搬了一只小板凳，坐在梧桐树下，看它那硕大的叶子根儿是否开始出现小船儿了，看那小船沿儿上是否开始出现小粒儿了。但我经常是失望的，因为越是天天看，那期盼的东西越是来得迟，于是我有时候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梧桐树的其他部分。所谓其他部分，无非就是叶面和树干了。
梧桐树的叶子翠绿而硕大，即便没有风，梧桐的叶子也会发出舒拉舒拉的声音，我会吓得赶紧从树下跑进屋子，所以我有点讨厌梧桐叶。我对梧桐叶的讨厌也许是有道理的，长大后我从一本名叫《五杂俎》的古书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古人墓树多植梧楸。”梧桐叶无风而鸣乃是死人在哭泣啊。
但是，我喜欢梧桐树干，喜欢那翠绿而光滑的树皮，我从这种树皮上体会出一种活泼的、阳光的、自然的精神，不像其他的树木黑不溜秋像个沉闷的专心抽旱烟的老头。我常常摸着滑溜溜的几乎温柔的梧桐树皮，像摸着长我十岁的姐姐的手臂，我感悟到一种庇护，这种感觉抵消了我对梧桐叶的无名的惧怕，使我能够在天不太黑的情况下承受梧桐叶的无风之鸣。当然，我对梧桐树皮还有一种莫名的感激，我从上了中学的姐姐的一本自然教科书上看到，把营养送到树冠，树皮是功不可没的，不用说，我能吃上梧桐籽儿，梧桐树皮也有一份功劳呢。
长大后，随着我读书越来越多，我对梧桐的知识包括典故知道得更多了，对梧桐的喜爱更多了人文和艺术的因素。
我知道，梧桐不是什么不吉利的树木，相反，它在古代被广为种植，且是一种非常吉祥的树种。唐代时，人们普遍喜爱梧桐，唐初皇宫曾下令把宫中的白杨砍掉而改种梧桐，私人园林里也把梧桐放在重要位置，段成式《酉阳杂俎》称：“历城(今济南)房家园，齐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杂树森。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日：何为伤吾凤条，自后人不复敢折。”是私人园林中种植。《诗经》中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句子，把凤凰、高岗、朝阳和梧桐四种意象并列在一起，不仅引出后来民间“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的吉利话，更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梧桐就被栽种，而且还被赋予朝阳下最美好的形象。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我读高中时读到的虞世南的小诗《蝉》，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以高大挺拔，绿叶疏朗的梧桐为蝉的栖身之处，写出了蝉的高洁，暗喻自己品格的美好。从此，我不再讨厌梧桐叶了，不仅不讨厌，相反，梧桐叶还与芭蕉叶一起作为文人的诗意情绪标志成为我珍惜的两个符号，其意义远远大于梧桐树皮甚至是梧桐籽儿了。梧桐叶代表了急切难排的忧伤，芭蕉叶则代表了舒缓无边的忧伤。而忧伤更是文人所必须具备的气质。这种变化来自几种梧桐叶有点关系的一些古书或古诗，比如：“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晏殊《撼庭秋》）；“红笺小字凭谁附？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晏殊《踏莎行》）；“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筠《更漏子》）；“依约相思碎语，夜凉桐叶声声。”（陆甫之《清平乐》）“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张炎《清平乐》）；等等。当然，最震撼我心灵的还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及李清照的《声声慢》。
我们总是把白居易看作现实主义作家，但是《长恨歌》却不是一首现实主义长诗，诗人并没有如同为唐代诗人比如杜甫那样激烈批判李杨荒淫误国的所谓爱情，而是以难以抑制的同情渲染了李杨爱情的悲剧色彩。杨贵妃死后，李隆基百般思念她，诗人写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人以秋雨击打梧桐叶，梧桐叶应声飘落，来描摹李隆基极端落寞萧索的心态，形象而传神。
在《梧桐雨》中，白朴一方面赞美杨贵妃的美丽和能歌善舞，一方面又批判唐玄宗沉溺于杨贵妃的美貌而误了国政。褒不像褒，贬不像贬，作者究竟想干什么？到了第四折，我们发现，作者写李杨的分分合合，是为了描摹盛衰变化，抒发自己对人生和世界无法捉摸的感叹。杨妃死后，唐明皇独对杨妃画像，难以入睡，窗外，梧桐树上的潇潇秋雨，“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稍”激起他无尽的烦恼，作者写道：“一会价紧呵，似玉盘中万颗珍珠落；一会价响呵，似玳筳前几簇笙歌闹；一会价清呵，似翠岩头一派寒泉瀑；一会价猛呵，似绣旗下数面征鼙操。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 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各种各样的雨声破人美梦，惊人魂魄，勾人旧恨，添人新愁，情景交融构成一种悲沉苍凉的意境，是唐明皇兴亡盛衰的国事与人生之叹的形象写照。
《声声慢》中也有雨打梧桐的情境：“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怎一个愁字了得？”词人在经历了十多年颠簸流离之苦之后，已经一贫如洗，且体弱多病，在一个孤独的下着小雨的黄昏，她坐在窗前，呆望着北方的天空，细雨打在梧桐叶上，声声激越，声声都砸在她的心上。这当然不是在渲染爱情的忧伤，它渲染的是人生更广阔的忧伤，这种忧伤凝聚了对爱人、亲人和故国的忧伤。《梧桐雨》把《长恨歌》的爱情忧伤氛围提升到人生层面和哲学层面，《声声慢》则把《长恨歌》的爱情忧伤扩大到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
这些古诗文把儿时的梧桐树幻化为诗意的意象熔铸在我的情绪中，使我能够永葆对爱情、人生、社会的忧患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我的所谓文人气质。不需亲自到那两棵梧桐树下，我只需闭起眼，设想一下黄昏的小雨击打着那硕大的梧桐叶，我的心就会被那啪嗒啪嗒的清脆而激越的声音感动。在感动中，二十多年来所经历的那些爱情的伤痛、求职的尴尬、创业的艰辛，还有世态的炎凉、世界的纷乱，都在揉搓并抚慰着我，使我感到一种诗意的忧伤的满足，而这种忧伤，也就自然成为我满足的忧伤。
儿时的我跟梧桐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就因为我随父亲到外地上学而中断了，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忘记那两棵梧桐树。十年前的一天，父亲进城告诉我，我们家的那两棵老长不大的梧桐树因为房屋改建而被他砍伐掉了，我当时很惋惜，甚至埋怨了父亲两句。那天夜里，我一边回忆儿时与梧桐的结伴经历，一边梳理自己心中的梧桐情结，竟然彻夜未眠。
【作者简介】董元奔，江苏宿迁人，1971年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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