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子：不斷喪失天子之位的惡性循環
戰國時，天下的主角已經是戰國七雄了，不管是土地、財富、人口，周天子都沒有與戰國七雄相提並論的實力，已經徹底淪為一個橡皮圖章了。自從三家分晉，周天子承認他們是諸侯。後來魏國又代齊國請封，田齊也位列諸侯，原有的宗法禮儀制度已經破壞殆盡。春秋末年：周王室領地已經很小了，西周是國野制度，一個國都加若干野邑。春秋時有了縣、士大夫封邑，這些縣邑都是點狀分佈的，他們服從於氏族的族長。
到了戰國郡縣制成為主流，國家對地方控制力度加強，氏族政治開始逐漸讓位於封建專制。所以，如果在春秋時，還有很多在野之地可以被圈佔（當時的中原確實有很多蠻夷，如翟、狄、陸渾等住在現在的河南一帶），那麼到了戰國時期，這些土地都已經被劃入了各個諸侯國的國界，成為事實上的國土。跑馬圈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此時再想圈佔，等同於開戰。那麼周王室有沒有足夠的實力去向七大社團去強奪土地呢？很可惜也沒有。
春秋時打仗，大家多少還遵從古禮，比如對手逃走，只要跑了50步，就不能再追擊了。這是因為春秋時，能夠當兵打仗是國人（貴族）的權力，野人只有提供軍賦的義務，因此春秋時國家的常備軍一般都不會很多，而且大家都貴族，做事留一線，日後好想見，基本都不會往死裡打。到了戰國就不一樣了，軍事學發展迅速，兵不厭詐成為主流，不管是國人還是野人，都要當兵打仗，動輒斬首數萬。
周王室的土地和人口越來越少，根本經不起幾次折騰。中原各國都是帶甲數十萬的大國，最後周王室全國人口也就只有6萬人口，就是幾個比較大一點的村子而已，早已失去了翻盤的可能。整個戰國時期，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在經濟上，牛耕技術的普及使得氏族集體生產成為過去，家庭生產成為主流，這使得各個諸侯國能夠編戶齊民，使得國家對經濟和戶口的掌握程度遠超以往，諸侯國的實力因此躍升到一個新的臺階。在政治制度上，周王室的堅持宗法分封制度，政府官職都是氏族內部分封所來，多為世襲。
戰國各個諸侯國開始打破世卿世祿制，開始有布衣將相登上歷史舞臺，各個諸侯國都在延攬人才，積極變法，參與大爭之世。戰國出現的這些變化，使得夏商周以來的氏族封建社會、宗族封建社會逐漸過渡到地主封建社會，整個社會都在劇烈的調整期。在這樣的調整期內，會產生很多機會，許多後來居上的諸侯國，就在這一期間獲得很大發展。比如秦國，就在戰國時以商鞅變法而奠定了一統六國的基礎。求變，是戰國時期的主流價值觀，而周王室則有太多的政治包袱，作為宗法制度的始作俑者，周王室成為宗法制度最後的屏障。各個諸侯都能兼併，唯獨周王室不能兼併。為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天下不管分給了誰，到最後都還是周天子的。然而，這僅僅是名義上。可是如果周天子不滿意這樣的分封狀態，那麼，周天子可能連一個象徵意義上的名分都不會存在了。齊桓公的“尊王攘夷”，尊的可是推崇分封制度的周天子，而不是意圖一統一下的周天子。此外，周王室作為禮樂制度的創立者和既得利益者，天生具備保守主義的傾向。天下已變周未變，世代都已經發展到長平之戰那種百萬大軍廝殺的時代了，周王室還在破敗的宮殿裡演奏著雅樂正音。保守主義的傾向，使得周天子在戰國時期那樣的大爭之世，不具備爭雄的野心。周天子真正有中興的時機，時在春秋初期周平王東遷之後的100年間。
此時不管是秦國、晉國、齊國、楚國都還在國家初建，內部不穩時期，而周王室是有600裡地的大國、強國。彼時的周天子還有六軍可以出征，國家實力尚可，如果此時改弦更張，積極擁抱時代的大變化，那麼周王朝中興未必沒有可能。然而，周王室內部100年內連續3次發生內亂，牽扯了周王室大量的精力，使得周王朝錯過了春秋初期的發展機遇。而且作為親親善恩制度的創建者，自身王室內部不停發生內亂，這讓周王室在諸侯國心中的地位和分量越來越低。而且周王室自身無力平亂，只能藉助諸侯國的力量。
作為有功於王室的諸侯國，周王室不得不將自己的領地再次分封出去，以至於土地和人口越來越少。到了周桓王時期，鄭莊公還搶收周王的莊稼。周天子氣憤不過要來打鄭莊公，結果沒打過，還被鄭莊公射傷了胳膊。連自己的領地都不能護衛的周天子，自此威望大損。那些有識之士，怎麼可能會選擇這樣一個垂垂老矣，有著眾多的政治和歷史包袱的政體來施展治國的報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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