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国家队包揽四金的背后，三大运营实操举措值得推广
包揽四金，无一失手！中国篮球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掀起了闭幕阶段的最高潮，也为处于改革探索过程中的中国篮协自身营造出更加良好的外部氛围，有助于进一步坚定其改革决心和推进改革举措，以及争取到更多顶层的政策鼓励支持。而从更高层面来看，中国体育系统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值得坚持的，也应该在外界收获更多的欢迎。尤其是在具体实操层面，或许个别运动项目会有噪音，但中国篮协这个协会改革试点单位的诸多实操举措则值得其他协会学习。
在四金之中，如果说中国队能够包揽三对三篮球这一首次入选亚运会比赛项目的金牌印证了中国篮球基础人口的庞大和中国群众体育开展范围的广泛的话，那么更具关注度和竞争激烈性更高的五人制篮球双双夺金，则意味更多，给予目前处于改革阶段的中国篮协的正面影响将难以估量。哪怕亚运会只是一次中考，只是2019年篮球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的模拟测验，哪怕在女篮夺冠后被日本媒体质疑含金量不足（因为过去三届亚锦赛击败中国女篮的日本女篮选择本届亚运会隐藏实力，两大核心渡嘉敷来梦和吉田亚沙美双双休战），但冠军就是冠军。
要知道，自1974年中国参加亚运会以来，在本届亚运会之前，中国篮球同时包揽男、女篮冠军的次数只有三次：分别是1986年汉城亚运会、2006年多哈亚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并且这三次基本上都是尽遣主力（后两届中国男篮分别没有姚明和易建联）。而众所周知，中国男篮自2017年开始在大国家队集训模式下实行红蓝分队，而本届亚运会出战的只是仅仅拥有中国篮坛一半顶级好手的中国红队，而且主教练还是经验、资历尚浅的李楠，从这点出发，本届亚运会中国篮球包揽金牌的含金量可能更胜往昔，中国篮协在国家队层面的实操举措也将收获更多好评。具体而言，三点实操经验值得向那些刚进入实体化初步阶段的其他协会进行推广：
第一、改征召制为更加人性化的邀请制，充分尊重教练和球员的个人诉求。长期以来，中国国家队一直都实行征召制，即各省队或者联赛选手需要无偿为国家队效力。客观而言，这是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选手和俱乐部也开始注重个人利益诉求，如果国家队管理机制不能及时顺时变革，必定会激发矛盾。在中国篮球国家队层面，曾先后出现过2002年王治郅不归事件和2004年奥神拒绝国家队征召孙悦从而被CBA禁赛风波，这都是当时中国国家队管理机制滞后所引发的事故。
同样的，在姚明的球员巅峰时期，他和他的团队也经常需要在个人休息和平衡国家队任务之间进行艰难抉择。几乎每个NBA休赛期，姚明在回国后都要第一时间向国家队报到，随后还要打各种名目的商业热身赛。无需回避，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锻炼价值并不高的商业赛事确实透支了姚明的篮球生涯。曾经一度，围绕姚明被透支的问题，体育总局分管竞技体育的崔大林副局长还曾和NBA火箭队隔空论战，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使用策略不科学才导致了姚明频频受伤。无论如何，姚明在刚刚31岁那年就因伤退役，没有人在这件事上成为赢家。
其实，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篮协在国家队集训方面就开始逐步体现人性化，诸如易建联等球星甚至可以放弃亚运会转而选择赴美特训，迄今为止易建联只参加过2006年这一届亚运会。针对赛季长短不同的CBA球员，国家队也陆续实行了分批报道的方式，尽可能尊重运动员的个人意愿。而在宫鲁鸣时代，宫鲁鸣更是明确提出，他希望国家队选手全部都是自愿为国争光的，他不希望征召那些空有名头却压根不想打国家队比赛的老球员。
而在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后，则在人性化管理层面提出了更加系统的改革措施，即从过去的强制征召制改为更具人性化的邀请制。最终来国家队集训的未必都是最大牌的球星，但一定是最愿意为国出战、积极性最高的那批选手。篮球从来都不是只靠纸面实力就可以定胜负的运动，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人的主观积极性往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邀请制从人的层面决定了男篮国家队不会再像2009年天津亚锦赛和2013年马尼亚亚锦赛时出现各种内讧丑闻，在亚洲范围内的赛事中，对于中国男篮而言，人和往往比账面阵容更好使。
不仅是充分尊重运动员的个人诉求，中国篮协在教练选择方面同样如此。随着中国男篮近年来成绩起伏不定，国家队主帅稍有闪失就会葬送半生英名，而与此同时，CBA主帅的待遇和地位却水涨船高，所以很多名帅当前的首要选择就是带领CBA球队夺冠，而不是应邀前往国家队执教。所以，在2017年中国男篮实行主教练应聘制时，最初确实遭遇了一点小尴尬，因为前来主动应征的教练只有三个，并且全部都是中青年教练（据体育大生意了解，他们分别是李楠、崔万军和经过协调后选择参与应聘的杜锋），而公认的联赛最顶级主帅们不仅没有主动应聘，即使在中国篮协私下里与之沟通、再三动员后仍无动于衷。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中国篮协顶住压力，任命了两名年轻教练李楠、杜锋分别出任红蓝两队的主帅，这一度遭遇了外界的普遍质疑。尤其是李楠，虽然球员时代成绩有目共睹，但他从未出任过CBA主帅，执教经验，明显不足。但中国篮协认为，与其强行征召那些没有执教国家队意愿的名帅，不如使用积极性更高的年轻教练。
事实证明，尊重教练意愿是对的，在过去一年中，李楠多次展现出不为人知的执教亮点，如今更是成功率队夺得亚运会冠军，成功回击了质疑。据体育大生意了解，如无意外，中国男篮红蓝两队有望在2018年第四季度实行提前合并，而李楠这位经受过多番考验的年轻主帅有望转正成为正牌国家队主帅。并且这么一来，中国篮协还充分尊重了CBA俱乐部的利益诉求，毕竟当前相比于国家队，宏远男篮对于杜锋指导的需求性更急迫。
新的中国篮协不仅仅是在邀请球员、教练层面实行更加人性化的策略，在日常管理层面也开始充分考虑球星们的个人利益。比如国家队在商务开发时再三强调不能竭泽而渔，商业化的比赛和赞助商活动必须有所限制，同时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球星们的个人赞助利益。过去，姚明就曾对国家队的商业赛事和活动过于繁多而非常郁闷，忍无可忍后，他曾向管中心的领导明确提出，自己每年最多只参加三场类似的商业赛，而且如果不提前通知自己，将拒绝出席任何临时安排的商业活动。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姚明这种超级巨星勇于说不，这才让中国篮协渐渐改掉了很多不合理的规定，比如中国篮协就曾专门修订《中国国家篮球队运动员商业权利管理办法》，从而明确国手参加商业赛和商业活动的次数: “作为国家队队员，现役运动员必须参加中国篮协安排的国家队商业性赛事（每年不超过15场）和由三名（含）以上国家队球员出席的赞助商推广活动（每年不超过5次），并有义务无偿参加中国篮协和国家队的公益性活动及宣传推广活动。”而在以前，国手参加这类活动全部都是义务，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今，改革中的中国篮协将更加尊重国手们的个人意愿和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亚运会期间出现了孙杨“穿衣门”事件。姚明过去在国家队效力时也曾积极保护过个人利益，他曾1元起诉过男篮赞助商可口可乐，还曾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拒绝穿男篮官方赞助商耐克的球鞋，这些举措虽然让姚明一度招致非议，但他作为中国体育的领军人物所做出的这些保护个人利益的创举注定意义深远。如今，姚明转型成为中国篮球的管理者，他会不会屁股决定脑袋呢？
此番，在亚运会期间姚明在做客央视节目时，面对张斌关于孙杨“穿衣门”事件的再三提问，他不得不表态。虽然只是非常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可以看出姚明作为管理者仍然认为需要尊重运动员的个人利益，他开口就说到自己起诉可口可乐和拒绝穿耐克等往事，还笑称自己是“始作俑者”，他认为这些矛盾都是可以协调的。虽然姚明不便于在孙杨事件上多谈，但看得出来他的管理策略绝对不是高压政策，他更强调沟通和尊重。
第二、努力协调理顺联赛和国家队的利益关系，最大程度尊重俱乐部利益。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竞技体育层面都有一个颇具思辨能力的问题：究竟是国家队在为联赛培养人才，还是联赛为国家队培养人才？这个问题乍一看不算个问题。毫无疑问，应该是联赛为国家队培养人才嘛。在中国篮球界，大家也都认为，理想状态下应该是联赛在给国家队培养输送人才，但问题是，很多时候，CBA表现出来的状态并不理想。
近年来，随着CBA外援水平越来越多，各家俱乐部也越发依赖外援，尤其是在中国男篮连续大赛失利后，人们都在反思，是不是CBA的外援挤占了太多本土球员比赛时间，此外，联赛的训练管理水平不高也被质疑，国手一回到地方队就猛吃猛喝打麻将泡空姐，国家队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肌肉和耐力回到了俱乐部后很快就被不规律低强度的训练生活打回原形。
所以，在人才培养层面，一度篮管中心内部也出现过分歧，比如信兰成更看重国家队集训的效果，他倡导使用长期集训的模式来加强青年梯队建设，所以他第二次主政篮管中心时一直默许CBA常规赛只有38场，而他的国家青年梯队的比赛最多时一年可以达到将近一百场。反观李元伟，则更看重联赛发展，在联赛准入规则中对各俱乐部的青年梯队建设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希望靠联赛反哺国家队。
客观而言，搞国青长期集训、比赛的做法更可控，短期内靠集训能出人才，但后者从长远角度来看可持续性更强，但效果究竟如何，几乎要完全取决于CBA各队的自觉性、老板对青训梯队的热爱程度和烧钱力度，国家队对此的掌控性差很多。所以，这就需要理顺国家队和联赛俱乐部之间的利益。
如今的姚明不仅是中国篮协主席还是CBA公司董事长，他显然更相信联赛练兵的意义。所以他主政下的CBA联赛不仅持续增加联赛的比赛场次，而且还首创了青年联赛和夏季联赛。在外援体能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让联赛场次增加从而让球队不得不多依仗本土球员，从而让CBA出现了丁彦雨航这样超级巨星，而设置青年联赛和夏季联赛，主要是为CBA一线队伍中那些暂时打不上球的年轻球员开辟了一个练兵舞台。通过不断协调理顺国家队和联赛之间的利益，CBA将有望持续为国家队输送球星。
此外，鉴于各队球星都是俱乐部最宝贵的财产，国家队如何保护俱乐部的宝贵资产也是一门学问。长期以来，国家队不仅要无偿征用这些明星，而且不时还会有球星受伤，严重时甚至导致球星赛季报销，俱乐部一个赛季投入上亿元的夺冠宏图顿时沦为镜花水月。
抛开球星受伤对俱乐部夺冠前景的毁灭性影响，单说球星们集训期间产生的经济成本，比如往返差旅费、医疗费、意外伤害保险费、食宿费等，在CBA成立的前十几年间，这些成本大多数时间都是由CBA各队承担其中的一大部分。在2006年之前，篮管中心每次下发的男篮集训通知的最后一部分总会注明：“运动员往返交通费、医疗费以及在训期间意外伤害保险费由所在单位负担，篮球中心负担全体人员食宿费以及教练组往返交通费。”
在很多人看来，这无疑是份不公平条款。国家队不仅免费征用各队球员，还居然要求各队为球员支付这期间的费用，这无疑是一种成本转嫁。而国家队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把绝大多数成本都转嫁给CBA各队，固然是因为当时中国男篮的商务开发水准低下、营收总额有限，但也与当时的体育价值观有关。
毕竟当时能向国家队输送人才也属于地方体育局的一种政绩，各队都争先恐后想把自己的镇队之宝塞进国家队，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至于在球员成为国字号后需要为其缴纳一笔费用，谁又会真正介怀呢？从2006年开始，男篮商务营收持续上涨，篮管中心也随之做出调整：“集训人员往返差旅费和医疗费由所在单位支付，其余费用由篮球中心负担。”
进入2011年后，特别是近两年中国男篮连续签下一汽等知名赞助商后，男篮集训通知则进一步做出调整：“参加集训球员的往返差旅费、食宿、医疗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费等由篮球中心负责。”当然，只有男、女篮成年国家队做到了这一点，而在各个级别的国青队中，俱乐部仍需为自家的球员支付差旅费和医疗保险等。
众所周知，CBA的人才培养成本在急剧上升，而与此同时，男篮的风险防控体系却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有力保障，试问那些俱乐部又怎么想？从这个意义出发，2015年夏，辽宁男篮的韩德君、贺天举等人在国家队期间坚称有伤不能训练的做法乍一看固然令人恼怒，但考虑到深层次的风险防控问题，只需稍稍换位思考，俱乐部和球员的苦衷和担心也值得体谅。而如今，篮球国家队在这方面的规定很明确，国家队集训、比赛期间所产生的这些经济负担由国家队全力承担。
在亚运会开始前的8月8日，中国男篮红队主力后卫、CBA卫冕冠军辽宁男篮主力控卫赵继伟在内部教学赛中左脚骨裂，并因此缺席亚运会。随后，中国篮协公开宣布，将负责赵继伟治疗康复的全部费用。在经过慎重评估后，赵继伟被安排前往西班牙进行治疗。毫无疑问，如今中国篮球国家队的这些新规开始尝试尊重俱乐部的利益，这也有助于打消俱乐部的相关顾虑，从而更好地让国手们安心为国出征。
第三、红蓝分队是对大国家队模式的创新，进一步强化竞争。首先必须强调，大国家队模式绝对不是中国篮协的首创，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成熟产物，为了尽可能吸纳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国家集训队中从而开辟了大国家队模式，这一模式在足球、羽毛球和郎平挂帅的女排中都很常见。
但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大国家队模式往往都是组建国家一队和二队，或者国家队和国奥队，他们获得的资源、支持力度并不一致，最好的选手往往都在国家队中，二队或者国奥队从选手、教练到保障团队都往往不如一队，这往往让二队的处境略显鸡肋、功能性也略显单一，主要是为了给一队输送人才和进行大赛前的陪练。而中国篮协从2017年实行的红蓝队则是对以往大国家队模式的一次创新。
2017年中国男篮实行红蓝队制度是建立两支平行的国家队，两支队伍从队员挑选到获得的资源扶持都尽可能确保相同水平，目的就是在扩大国家队选材范围之余还要强化两队之间的竞争，如此一来，不仅能强化那些成名球员之间的竞争，也能发掘出更多有潜力的选手，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队缺人才的问题。事实上，通过红蓝分队后，确实涌现出了诸如阿不都沙拉木这样在CBA联赛尚未成为主力却在国家队成为球队核心的现象。姚明在亚运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通过红蓝分队已经为中国男篮挖掘出了五、六个原来并不在中国篮协视线中的国家队队员。
姚明在采访中抛出自己的“长短板理论”。他认为，中国男篮最近一些年在亚洲范围内吃到败仗，主要国家队可用的人手太少。而红蓝分队的模式增加了符合国家队选材标准的国手人数，也就是提高人才不足这个短板。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男篮想要赢得更高水平的比赛，还要靠长板去拼实力，长板也就是核心球星。
尽管姚明没有就长板进行展开阐述，但据体育大生意了解，如何让周琦、丁彦雨航等中国篮坛最顶尖的选手进一步提升水平，这是中国篮协下一步将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如何进一步提高CBA联赛的比赛水平，以及通过与NBA积极沟通、输送更多的精英选手前往NBA、欧洲联赛打球。
毫无疑问，本次亚运会包揽四金，将让中国篮协更有底气和魄力去推进那些更具攻坚意义的改革举措。当然，客观评价本次亚运会的成绩即可，无需过于拔高，以避免滋生盲目乐观情绪，毕竟改革才刚刚上路。而且亚运会只是一次摸底意义的中考，2019年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才是更具难度的大考。姚明在接受采访时希望2019年世界杯多赢球，中国男篮应该以亚洲区第一的身份来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同样的，在赞美国家成年队的成绩之余，也应该意识到中国篮球底子仍然很薄。中国男篮U17在今年7月份的男篮世界杯上仅仅取得1胜6败的糟糕成绩，而且还以78分的分差惨遭美国队血洗，打破了国字号男篮在国际舞台上输球的最大分差（上一次是2013年77分输给立陶宛）。
要知道，U17国家队的成色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决定了五年后的那支国家成年队的日后成绩。如今中国男篮有涌现出黄金一代的趋势，追根溯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在2012年U17世锦赛上取得第七名的那支以赵继伟和周琦为首的那届U17中国男篮，而第七名则是中国国字号在世锦赛最好成绩。所以鉴于中国男篮U17今夏成绩如此惨淡，中国男篮未来几年不容乐观。
同样的，中国女篮虽然亚运会夺冠，但必须承认，最强劲敌日本女篮确实雪藏了渡嘉敷来梦和吉田亚沙美，而正是由于这两个人的存在，中国女篮过去三届亚锦赛都以失利而告终。所以中国篮球包揽亚运会金牌值得庆贺，但也需要保持冷静。
閱讀更多 砰怦然心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