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如何重新認識GDP?

以GDP為核心指標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確定的發展思路,在此發展觀的指引下,我們從貧困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邁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如此有效的發展指標,在進入新發展階段後,為什麼不再處於唯一重要的核心位置?發展中的種種困境與弊端暴露出GDP怎樣的缺陷?下一步,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發達國家行列,需要建立怎樣的評價體系?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GDP?《中國經濟大講堂》走進中國人民大學,特邀劉偉校長為我們作精彩解讀。

嘉賓簡介


劉偉:如何重新認識GDP?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常委,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中的轉軌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演變理論,以及經濟增長和企業產權等。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八次獲得省部級以上其它重大獎項。

以下為演講主要內容

1979年年末,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問鄧小平同志,中國開啟了一個改革開放新時代,要實現新的發展戰略你們有什麼樣的規劃和目標?鄧小平同志當時講了著名的“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溫飽;第二步,到二十世紀末,實現初步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2050年前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三步走”的戰略提出後,大平正芳問鄧小平,這“三步走”的戰略以什麼為指標?以什麼為標誌?如何知道中國的每一步是否實現了?大平正芳的問題讓鄧小平同志深思。在一番考慮之後,鄧小平回答,

“三步走”的戰略是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八十年代所謂基本解決溫飽,用十年的時間,把人均GDP翻一番。當時中國的人均GDP是260幾美元,翻一番就是500美元;第二步實現初步小康,以什麼為指標呢?人均GDP再翻一番,達到或接近1000美元;第三步,趕上中等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趕上呢?是人均GDP的水平。這就開啟了中國圍繞著國內生產總值這個核心指標制定高速增長髮展戰略的一個時代。

GDP這個理論本身並不是鄧小平同志的創造,也不是他提出來的,應當說是西方學者提出來的。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的一些統計學家、經濟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已經開始提出GDP(國內生產總值)這套核算方法、核算體系。這套核算體系一經提出之後,人們就認為它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薩繆爾森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套方法剛剛公佈的時候,他有一句名言說:GDP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是從貧困出發的。所謂貧困,是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標誌的。當時,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佔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1.7%左右,排在世界的第11位,這個排名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國家的地位非常不相稱。中國當時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是260多美元。據世界銀行統計,當時196個國家按人均國民收入排序,中國和世界著名的窮國扎伊爾並列,排在世界的第189位,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國家了。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這四十年中,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年均增長速度保持了9%以上。去年,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達到了82.7萬億元人民幣,把它按匯率換算成美元,大體等於12萬億美元,12萬億美元在全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當中佔了15%左右。這四十年的時間,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佔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從1.7%上升為15%,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的提升,這個變化是相當深刻的。

從排序上看,按照匯率法折算成美元的話,中國2010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就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國家在全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佔1.7%和佔15%,在世界上排第11位和排第2位,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世界經濟對這個國家經濟的影響,相互之間作用的程度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從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水平上看,中國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裡,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8%以上。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大概接近5萬元人民幣,換算成美元的話大體上是8000多美元。按照世界銀行通常的劃分辦法,現在世界上有70個高收入國家。去年高收入國家劃分的起點線是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12235美元。在這個起點線之下,但是在4055美元以上,它叫做上中等收入國家,現在世界有上中等收入國家54個;如果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在4055美元以下,但是在1025美元以上,它叫下中等收入國家,也就是解決了溫飽的國家,現在世界有下中等收入國家54個;如果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在1025美元以下,它叫做低收入的貧困國家,現在世界上有36個國家,這幾種類型加在一起一共是214個國家。在這214個國家裡面,按去年的水平排序,人均8000多美元大體上排在世界的第95位,從大的階段上看,中國現在是一個當代上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

回顧歷史,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來,中國的一個巨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跨越了貧困的陷阱。

二戰後,反貧困作為一個經濟話題被提出來。二次大戰以後,很多國家、民族獨立後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經濟發展,當時這些國家的難題就是如何擺脫貧困。首先創造戰後持續高速增長記錄的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間,保持了二十年持續的高速增長,人們把它稱作日本的“神武景氣”,實現了戰後日本的恢復和重新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接著,打破這個記錄的是韓國。韓國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人們把它稱作韓國的“漢江奇蹟”,這使韓國實現了從貧困落後向現代化的飛躍。

接下來打破這個記錄的,就是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確確實實創造了中國的經驗。我前不久去貴州,貴州那個地方到處都是山,抬頭是山、低頭是山,而且都是石頭山。所以,看不到這個地方究竟該如何發展,如何脫貧。有的時候從我們外來人來看,真是看不到希望。但是大家知道,貴州最近做的主導產業群落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大數據。像貴州這樣一個大山裡的省份,它在現代發展當中,把大數據作為貴州一個新興的、支撐性的產業。我們把它叫做“無中生有”,指在毫無優勢、毫無基礎、毫無可能的情況下,創造出來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貴州全年的氣候非常穩定,二十幾度,這個氣候不冷不熱。大型數據存儲設備對於空氣的溫度要求很高,太冷、太熱都不行,貴州剛好就有這個適合的溫度。所以貴州就把這個由上蒼、大自然賦予的溫度,作為最寶貴的、不可替代的資源,所以在這兒做大數據。我們那些大數據的雲集、一些大數據的開發商的數據庫等等,現在很多集中在這個地方,它有這個優勢。這樣的話,一舉超越了人們的想象,沒想到貴州這個地方在現代發展當中,可以有一個大數據的產業鏈崛起。

拉美、東亞、西亞北非的一些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深陷其中幾十年無法實現跨越,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我們能夠從中得到哪些啟示?

老齡化時代開啟,人口紅利窗口期關閉,生態環境承載接近極限,關鍵核心技術不佔優勢,再加上需求疲軟,使我們面臨著高通脹、高失業、經濟停滯的風險,這些與GDP有什麼關係?我們如何才能成功實現現代化?

馬克思有一句話,叫做“問題是時代的口號”。就是說,這個時代是否區別於另一個時代,關鍵要看這個時代提出的問題是不是區別於另一個時代。習近平總書記講話裡也提到“時代是出卷人”,實際上講的也是不同時代總會給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人們提出來不同的問題。

現在世界上有70個高收入國家,這70個高收入國家在歷史上,從達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的起點到達到高收入階段的起點,平均用了十二年零四個月。在70個高收入的國家中,人口超過一千萬人以上的大國有20個,這20個人口大國穿越這一階段平均用了十一年零九個月,用的時間短。大國經濟起步慢,因為它擺脫貧困的時候面臨的問題多,但是它一旦擺脫貧困之後,進入到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期的時候,後期的速度就比小國要快,這就是大國經濟的一個特點。

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經過幾十年仍然不能穿越到高收入階段。比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十幾個國家,它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了當時世界上中等收入的起點水平,之後卻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國家不僅沒有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而且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危機不斷,後來人們把這種情況叫做“拉美漩渦”。

還有一個表現比較典型。上世紀八十年代東亞的一些國家,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這些國家經濟起飛之後,它們作為亞洲工業化雁陣模型的第二梯隊,承接第一梯隊淘汰、轉移的產業,依靠自己要素成本低、勞動力便宜等等因素,推動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快速成長。所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像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等這些國家也達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樣,在到達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它們面臨著難以解決的新問題,直到現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時間,這些國家還沒有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不僅沒有實現,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這些國家落後的產能,過度依賴出口,這種規模擴張引領的增長模式遇到了挑戰。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打擊下,這些國家的經濟迅速倒退,形成了所謂的“東亞泡沫”。

不僅如此,上世紀九十年代,像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突尼斯、也門等等的西亞、北非的一些國家,它們有石油、礦山資源,所以和當時中東周邊國家比,它們的政治是穩定的,所以外國資本當時是信任的,大量的外資是進入到這兒。這就使這些國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達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樣,到了這個階段之後,它們沒有可持續的能力,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這些國家過度依賴外資、產業結構單一、過度依賴出口、依賴世界市場的經濟模式和戰略遇到了尖銳的挑戰,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雖然這些國家由於過去的積累,經濟發展比較好,能夠緩解一些其它矛盾。但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像社會政治問題、社會文化問題,甚至軍事衝突問題就彙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全面的動盪。人們把這個叫做“西亞北非危機”。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世界上先後出現的“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它們發生的年代不同,地區不同,表現形式也不一樣。但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說,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達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之後,面對中等收入階段出現的一些新的變化,它們的發展方式、發展理念仍然在沿襲貧困時期的那種發展理念、發展方式,不適應新時代的新變化,使經濟不具有可持續的能力,深深地陷在這個地方。不僅沒有實現跨越,也使動盪、危機結束的時間,到現在還看不到明確的時間表。

中國在2010年以後進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按照世界上70個高收入國家的歷史經驗,它們平均十二年零四個月就實現了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那麼,從2010年算起,中國到2022年可以實現這個跨越,而這一年剛好是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年份,所以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中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但是,這70個高收入國家當中有20個人口大國,人口大國跨越的時間短,是平均十一年零九個月,那麼,中國跨越的時間是否也能再短一年呢?如果按大國定律,中國跨越的時間需要十一年左右的話,那就是到2021年,而2021年剛好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不僅如此,中國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國家,不是一般的大國,按照這個規律,中國實現跨越的目標能不能再快一點?再提前一年,到2020年,這剛好是中國現代化第一個百年目標的節點,是決勝全面小康目標的一個節點。

中國距離現代化的目標、距離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距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但是,有機遇就有挑戰,這個機遇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實現現代化、中國夢的目標,不是敲鑼打鼓、熱熱鬧鬧就能夠實現,這需要艱苦奮鬥。所以,今年元旦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講,奮鬥和幸福要靠創造、要努力,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唾手可得的東西。中國到了這個階段,很多條件發生了變化。供給端,國民經濟的成本大幅度上升;需求端,需求開始出現嚴重的疲軟。如果發展方式不轉變過來,高成本消化不掉,形成成本推動的高通脹、需求疲軟的市場環境,一旦適應不了,就會形成需求疲軟下的高失業,高通脹的同時又是高失業,各種矛盾糾纏在一起,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持續穩定地發展。

以GDP為核心,翻番式的倍增計劃帶領中國經濟高速向前四十年,在這個過程中,GDP這根指揮棒成為考核政府政績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標,這使得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利益,從而帶來一系列社會發展問題。那麼,GDP究竟存在哪些侷限?

自2013年以來,在中央屢次強調不簡單以GDP論英雄的背景下,中國多個省份已對市、縣(區)的考核進行了調整,中國正在告別“唯GDP論”時代,“淡化GDP,重視民生”成為政績考核的新導向。給GDP鬆綁,還需要我們樹立怎樣的新的發展觀?

中國現在要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樹立新的發展理念。如果還沿用過去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高速增長翻番式的倍增計劃,那就會出問題,因為GDP(國內生產總值)存在四大侷限。


劉偉:如何重新認識GDP?

1、注重數量和規模 不注重質量和結構

第一個侷限,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核心指標和體系強調的是數量、翻番,容易忽視經濟結構,而不同的結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例如,在1820年前後,按現在的統計方法統計,中國當時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佔全球超過30%,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帝國。但是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就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雖然經濟規模是最大的,但是結構質量卻是一堆豬馬牛羊、一堆五穀雜糧、一堆家織土布。而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這些當時的列強們,雖然它們的規模都沒有中國大,但是它們的結構是冶金革命的材料工業,是紡織革命的機械工業,是由一系列蒸汽機革命的動力去支撐,一系列工業產品、工業化的結構支撐而起來的。

所以雖然它的量沒有中國大,但是它的質和中國是完全不同的。那它是什麼社會組織結構呢?中國是什麼社會組織結構呢?中國是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它是什麼?它是現代化的企業制度、現代化的市場制度。中國是什麼樣的社會聯繫呢?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狀態。它是什麼呢?充分交通、充分發達的市場網絡。它是現代工業時代,中國是傳統農耕時代。這兩個時代碰在一起,儘管中國的量比較大,但是不堪一擊。

2、容易導致公共服務領域形成“短板”

第二個侷限,GDP(國內生產總值)是按價格統計來核算的,只能考核、核算經過市場交易的量、交易的經濟活動、交易的資源配置。但實際上,人類社會很多活動卻是市場失靈但社會又需要的。比如軍隊、警察、政府、官員這些服務,現代社會肯定需要,但這些服務領域就不能市場化。還有一些領域是很難市場化的,比如醫療領域。大夫關於疾病肯定比患者瞭解的多,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病人很難跟醫院討價還價,這樣就很難在市場上進行約束。醫院市場化就意味著醫院企業化,一旦企業化,就意味著醫院的行為目標是贏利最大化,這就會有麻煩。比如,本來病人得的是肝病,但因為患者負擔不起醫院治療肝病的費用,所以患者要求切胃,因為切胃便宜,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像這樣信息不對稱的領域,就需要政府、法律,各方面制度的、非市場制度的介入監督,嚴格規範它的行為。在信息不對稱的領域政府介入也不夠,因為政府也不一定懂,這種領域要提倡醫風、醫德,要提倡醫者的自覺。所以,不能僅僅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那些市場失靈但社會又需要的領域的發展就可能被忽略,就會形成社會現代化的短板。

3、容易導致經濟活動的目標短期化

第三個侷限,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核算方法是以一年為時間期限的,是一年之內包括國家、海關以內生產者生產的附加值加在一起來進行核算的。所以,跨年度的這種穿越式的財富積累和資本積累就核算不進來。那麼,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就可能使經濟行為超短期化、年度化。比如在河上造橋,第一年造橋時,施工隊、材料商、設計師都付出了勞動,都創造了價值,計入到今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中;明年要炸這個橋,炸藥商、爆破隊、施工隊、運輸商付出了勞動,第二年還要計一次GDP(國內生產總值)。每一年為修這個橋、炸這個橋,都各計了一次GDP(國內生產總值),那最後圍繞這個橋的財富累積是零,這就是GDP的侷限。那麼,中國到了一定時間的發展,要強調可持續、強調財富的積累、強調資本積累的時候,如果用GDP(國內生產總值)這種年度的核算方法核算,就會造成嚴重的侷限。

4、難以體現“幸福”和“綠色”

第四個侷限,GDP(國內生產總值)不能全面地去衡量發展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方面,比如說“綠色”。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是個很先進的理念,但是到目前為止,在核算體系和方法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還原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沒有納入實踐。因為“綠色”就是考核發展中的環境成本,這項考核是減項,核算方法、邊界確定非常難。它有嚴重的外在性,不清楚環境損失到底是誰造成的。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是很好的理念,但是目前實施起來很難,如果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包含不進來,那發展的同時可能就忽略了環境的成本。

第二方面,社會發展不光包括環境,還有人們的幸福。因為現代化最終是要以人為本。所以,當年GDP(國內生產總值)這套指標一提出來,雖然有的學者說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但同時就有人提出尖銳的批評。六十年代初,當時美國總統肯尼迪看到GDP(國內生產總值)這套方法之後馬上就有一個質疑,他說GDP(國內生產總值)沒有告訴人們什麼是幸福,沒有告訴人們什麼是高質量的教育,什麼是沒有疾病,什麼是優良的環境,什麼是快樂。所以就提出來一些別的修正指標,比如說人類發展指數,把綜合的壽命、健康、受教育的程度反映進去;比如幸福指數,把人們的滿足感、幸福感包含進去。但這種幸福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也有它的侷限。幸福感怎麼核算呢?方法倒很簡單,就是問卷。問卷的題目也很明確,你幸福嗎?然後分別選擇選項,選完了之後,髮捲人再去做數據統計處理。這種東西的主觀性是很強的。

雖然GDP(國內生產總值)有它的侷限,但現在還找不到一個比GDP(國內生產總值)這套指標體系更科學、更全面、更系統的核算方法。中國在貧窮的時候,沒有意識到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侷限,因為它並不突出,首先要解決吃飽的問題。但如今中國擺脫貧困之後,發展觀必須轉變。一定要從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引領的發展戰略轉變到新的發展理念,要轉變發展方式,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適應新的需要,才能克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GDP(國內生產總值)本身的侷限。

中國現代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要樹立新的發展理念,要根本轉變發展方式。一方面要解決公平的問題,讓大家能夠充分地享受、公平地享受到發展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要解決效率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的效率、要素效率、全要素效率來推動增長。如果公平沒有解決好,社會就會不穩定;效率沒有解決好,經濟不能持續,社會不能持續發展。

轉變發展方式,過去主要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長的模式,現在要脫胎換骨地改造,要樹立新的發展理念。如何樹立貫徹新的發展理念呢?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構建

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五位一體”新的發展目標,使中國闖過關口,也就是闖過中等收入的歷史階段,實現我們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

實現這樣的一個過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安排。制度創新有很重要的幾個方面:一個就是市場化。市場不是不要政府,越是競爭充分的市場,越要求有效的政府,在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接下來,就是要加快和推動法治化,而法治的特點是私權保護、公權制約,是對市場競爭主體——所謂私權,法律上要保護,保護它的權、責、利,調動它的積極性。但政府的公權要有約束,要有規範。按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在現代治理結構當中,如果解決不好法治化、市場化的問題,那麼社會是很難獲得公平和效率的。

中國現在要實現現代化,轉變發展方式,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很重要的是要有制度保障,而制度保障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經濟改革、法治化建設等等方面。通過制度創新,來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來保障發展理念的調整,貫徹落實新的發展理念。這樣,把握我們歷史的機遇,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能夠順利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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