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格瑪伯格曼的百年誕辰，英格瑪伯格曼基金會與瑞典電影學會聯合開啟伯格曼百年作品全球巡展，先後周遊倫敦、紐約、北京等世界級都會，最近出現在上海國際電影節。
伯格曼雖然被公認為大師的大師，但從1982年就宣佈息影了，此後20餘年直至離世，除了2002年創作的返場謝幕之作《薩拉邦德》外再無院線作品，一直處於退隱狀態，普通觀眾對伯格曼的印象恐怕僅停留在李安聲稱是伯格曼的《處女泉》奪走了他的“童貞”，並在多年後與伯格曼會面時情難自禁的哭倒在伯格曼懷裡。
《處女泉》也在這次伯格曼巡展片單中，許多觀眾心想，李安都感動了，那我看了不得哭得像個兩百斤的孩子，必須感受一下。於是《處女泉》一票難求。影評人桃桃老師曾說過
“伯格曼的作品不在影院看不是特別能看下去”，其實對普通觀眾來說，在電影院也很難堅持下去，畢竟伯格曼簡約的影像風格、個人色彩濃重的意識流敘事以及深奧的宗教內涵都不算符合公眾的觀影偏好。因為市面上大量流水線批量生產的烈火烹調的商業片，一次次短促有效、平快直接的刺激，導致味覺漸漸遲鈍，突然品嚐能感受到食材本身鮮味的菜餚反而不適口。在紀錄片《打擾伯格曼》中，伍迪艾倫、馬丁斯科塞斯、李安、科波拉、張藝謀、北野武等名導悉數出鏡，傾訴伯格曼對自己創作生涯的巨大影響，李安曾說，“若是沒有這些偉大的電影，我將只會滿足於講一個好故事，滿足於讓人們哭哭笑笑”，所以第一次看伯格曼就心生喜愛的觀眾不簡單，有當大師的根骨。
伯格曼的電影常討論宗教、生死、靈肉，這或許源於他的家庭，他出生於瑞典第四大城市烏普薩拉，父親是當地基督新教路德宗的牧師，經常用自行車帶著伯格曼去厄普蘭地區的鄉村教堂布道。
實際上伯格曼父親性格極端，非常焦慮易怒，總是以“上帝的名義”用各種手段懲罰伯格曼兄妹三人，包括但不限於斷食、關禁閉、強迫穿女裝等侮辱性懲罰，尤其喜歡小皮鞭柔中帶剛，在伯格曼的自傳《魔燈》中，他就有寫在父親殘暴的鞭打後，哥哥的背上留下斑斑血痕。結束懲罰，兄妹還需親吻父親的手背乞求原諒。
伯格曼與哥哥、妹妹的關係也很古怪，哥哥染上猩紅熱，伯格曼祈禱他就此死去，甚至曾將煤油燈放在哥哥的床邊，希望油燈燃盡後能燒著被子。伯格曼與哥哥達成和解是在妹妹出生後，二人曾謀劃如何殺死妹妹。
伯格曼母親的形象也很反覆無常，《魔燈》中有一段，伯格曼“想去擁抱和親吻她，但她推開了我，並扇了我一個耳光”。所以在伯格曼的《假面》《秋日奏鳴曲》 等電影中，常會有暴躁冷酷的家長形象和家庭關係破裂的橋段。
一面得忍受父親森嚴的教條和管制，一面又需要與兄妹爭奪父母的寵愛，在堪比《甄嬛傳》的家庭氛圍中生活了十九年，鈕鈷祿伯格曼終於在1937年無法忍受父親的強權，離家出走一別數年。
伍迪艾倫感嘆伯格曼“在這種成長背景下，人不得不成為天才。否則只能淪為瘋子，被囚禁在四面遍佈加厚防護墊的小屋裡吃吃傻笑”。
離家後，伯格曼進入斯德哥爾摩大學攻讀文學和藝術史，在這裡閱讀了大量莎士比亞、斯特林堡等劇作名家的作品，畢業後成為哈爾斯林堡城市劇院的職業導演，正式開啟創作生涯。
剛畢業的伯格曼僅用兩年就讓處在破產邊緣的哈爾斯林堡城市劇院步入盈利軌道，隨後伯格曼轉戰瑞典第三大城市馬爾默，在當地歷史最悠久的話劇院擔任導演和舞臺主任，在馬爾默城市劇院開啟了長達六年的“伯格曼時代”。
伯格曼自傳《魔燈》的中文推介詞是“誠懇告白一個鄉間年輕人如何成為藝術大師”，這種地攤成功學一樣的文風聽聽就行，別動真情，比如馬雲老師說此生最後悔的是創立阿里，假設你在場就得立刻明白這是成功人士專屬的矯情，真要湊上去安慰馬雲“別太難過，咱下輩子注意”那就太不懂事了，伍迪艾倫就看的比較透，他評價伯格曼，“他是一個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是無法學習的，否則其魔術就能延續了”。
伯格曼一生共創作62部電影、超170場話劇，如果不是1976年令伯格曼遭受重創的偷稅事件，恐怕產量會更大。那年正在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劇院排練斯特林堡的《死亡之舞》時，被便衣警察以偷稅漏稅為名當場銬走了，伯格曼在這個事件上受到很大打擊，他遭受的恥辱導致他神經崩潰，最終因憂鬱症入院接受治療，雖然最後指控被取消，伯格曼還是選擇遠離瑞典、遠遁慕尼黑。
儘管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與許多政治界、電影界大人物再三請求，伯格曼還是發誓再也不在瑞典工作。他關閉了他自己在法羅島上的工作室，停止了兩部正在進行的電影拍攝計劃。瑞典電影學院的校長哈利舒恩估算伯格曼的離去讓瑞典電影業面臨約一千萬克朗的損失以及喪失了數以百計的工作機會。
逃離家庭、逃離母國是伯格曼人生中的兩次轉折點，但他的肉身是逃離，靈魂卻困守在原地，尤其是原生家庭對伯格曼的影響太深刻了，伯格曼受基因驅使一點點成為父親的翻版，複製同樣不幸的家庭。
伯格曼共有五任妻子，他與最後一任妻子也是他的最後一任御用女演員麗芙烏曼相差26歲，兩個人互相成就，完成《假面》《呼喊與細語》《婚姻生活》等佳作，但烏曼無法忍受伯格曼對她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冷戰、廝打、互相折磨，烏曼想要逃離，而伯格曼表現出如他父親一般旺盛的控制慾，在拍攝《羞恥》時，伯格曼讓衣衫單薄的烏曼在冬季的波羅的海上長時間飄蕩以此折磨她。
晚年的伯格曼隱居在法羅島，紀錄片《伯格曼的小島》中曾有記述無數世界名導求見伯格曼但紛紛被拒，包括伍迪艾倫、索科洛夫和持續給伯格曼寫信的拉斯馮提爾，法羅島的居民們也心照不宣的隱藏伯格曼的住址，無數朝聖的影迷無功而返。
伯格曼在法羅島的二十年，漸漸與過去的一切和解，他與母國早早的和解，又回到瑞典主持皇家劇院的工作。他重組烏曼和約瑟夫森原班人馬，拍攝《薩拉邦德》接續三十年前的《婚姻生活》，藉由瑪麗安與約翰時隔三十年的重逢了結與烏曼的遺憾。在《魔燈》中，伯格曼自述，當他晚年重溫《野草莓》，才意識到這部電影是對昔日自己離家出走數年的懊悔。
伯格曼晚期作品題材由宗教漸漸轉向家庭，從《芬妮與亞歷山大》《卡琳的面孔》《薩拉邦德》都能看出他不再執著於追索天堂景象和善惡之道，開始留戀人間的平凡溫暖，如今他已從痛苦中脫身，長眠法羅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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