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智商測試已出現百餘年，始作俑者大概沒想到，智商被後人發展為一項軍備競賽。那些第一批測出高智商的孩子，後來都怎樣了？
撰文/Dean Keith Simonton 翻譯/丁林
如今的人們常常不知道這麼一個事實：IQ測試的歷史並沒有那麼悠久。實際上，與IQ相關的心理學研究只延續了大約一個世紀——最早版本的IQ測試出現在法國，是Alfred Binet和 Theodore Simon在1905年的成果。然而，直到IQ測試離開巴黎大學前往美國加州，它才逐漸和“天才”這個概念聯繫到了一起。
1916年，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劉易斯·特曼（Lewis M. Terman）將上述智力測試從法語翻譯成英語，並讓大量的兒童參與，使該測試標準化，創造了後人熟知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科學家創造這些智力測試，最初的動機是幫助診斷、挑選出那些智力低於均值的兒童，以便適時給予他們特殊關照，讓他們能跟上學業。但是特曼靈機一動，想到：為什麼不用這個系統研究那些智力最高的孩子呢？這些天才孩子長大之後，會不會變成天才成年人？
百裡挑一的“特曼人”
特曼教授讓成百上千的學齡兒童參與了他剛剛炮製的IQ測試。很顯然，跟蹤隨訪的樣本量不能設置得太大——智力前2%的樣本看似不多，數量卻是前1%的兩倍。再說，選的人多了，難免碰到有些孩子最終江郎才盡的情況。乾脆就選擇那些精華中的精華吧！
於是，這項研究最終選擇了1528名最最聰明的男孩和女孩，他們的平均年齡在11歲左右。用“聰明”這個詞，其實有點對不起他們的實力：這群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51，其中77位IQ值甚至高達177~200。他們在今後的人生中還要不斷參與各種類型的測試和考量，直至人到中年。
這些測試的結果最終彙集成了鴻篇鉅著《天才的遺傳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這個大部頭在1925~1959年期間出版了五卷，可惜特曼在最後一卷尚未出版前就去世了。直到今天，這群智商超高的“特曼人”中健在的一小群人，還在被繼續研究著。
研究帶來了“壞消息”：沒有一個被選中的孩子長大後成為了舉世公認的天才。他們非凡的智慧最終流向了“相對平凡”的事業，例如教授、醫生、律師、科學家、工程師等。其中的兩位，機緣巧合地成為了斯坦福大學的特聘教授，並最終接管了這項他們自己也是被跟蹤對象的長壽研究。這兩位教授分別是Robert R. Sears和Lee Cronbach——這兩個名字顯然不能算家喻戶曉。
更意料之外的是，許多特曼人甚至沒能在任何腦力活動中取得很高的成就。這些相對的“失敗者”，大學畢業率或者取得職業學位、研究生學位的概率要遠低得多，最終從事不需要任何高等學位的職業，概率卻遠高得多。
當然，以上描述的都是男性特曼人。上個世紀初的女性，無論多聰明，大多註定成為家庭主婦。甚至智商超過180分的那部分女性，也不是全部選擇追求事業。將她們考慮在內是不公平的。總之，成功者和不成功者之間的決定性差異無論是什麼，反正不是智商。
“學渣”的逆襲
不過，故事沒有到此為止。在數量龐大的“差生”（那些IQ得分不夠躋身特曼人行列的孩子）中，至少有兩位獲得了比聰明的特曼人更高的聲望。
他們中的一位Luis Walter Alvarez生於舊金山。他在10歲左右的時候參加了測試，卻因得分過低而沒能成為特曼人。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25歲時就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Alvarez利用液氫氣泡室進行基本粒子的研究工作，並獲得了196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相比之下，沒有任何特曼人獲得過任何諾獎。
兩人中的另一位William Shockley也在被“特曼”群體拒之門外後，於1956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Shockley比Alvarez年長一歲，在斯坦福附近的Palo Alto長大。儘管他在特曼的IQ測試中表現得不夠天才水準，但他最終分別在著名學府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學士和博士學位。後來他加入貝爾實驗室，開始尋找合適的固態材料，以便取代當時統治電子元件的玻璃真空管。最終的研究成果，正是晶體管。
△Alvarez（左）與Shockley（圖片來源於網絡）
實際上，Alvarez和Shockley的故事在諾貝爾獎得主群體中並不罕見——DNA雙螺旋結構的共同發現者詹姆斯·沃森，以及研究量子物理路徑積分的理查德·費曼，都曾因IQ得分不夠而被專收“天才”的門薩協會拒之門外。
智商的傻瓜式算法
在那個年代，“智商”確實就是“智力的商值”，也即一個孩子的心智年齡除以他/她的實際年齡，再乘以100。舉個例子，如果一個5歲的孩子能夠在針對10歲孩子的任務中表現良好，其智商值就是（10÷5）×100=200。就這麼簡單粗暴。
△如今的智商“跑分”則是根據各年齡段智商測試的正態分佈來評定，與平均智商（IQ=100）每個標準差相當於15分（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特曼將這種算法應用到他的英雄之一，歷史上首個對“天才”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身上。
年幼的高爾頓曾經給他的姐姐寫過一封短短的信：“我今年四歲。我能閱讀任何英語書籍。我可以念出任何拉丁語實詞、形容詞和主動動詞，外加52行拉丁語詩。我能算出任何加法題的答案，還會以2、3、4、5、6、7、8、[9]、10、[11]為係數的乘法。我知道怎麼兌換便士和先令。我會讀一點點法語，也知道鐘錶指示的時間。”
這封信裡數字9的位置被橡皮擦破了，數字11的位置則用貼紙這種更好的辦法蓋住，從文中去掉。年幼的高爾頓顯然意識到自己言過其實了，但具備這種意識，本身就是心智年齡更高的證據。那麼，4歲孩子的正常表現應該是怎樣的呢？很簡單：能道出自己的性別；能分辨放在面前的鑰匙、小刀和硬幣；能立即複述剛剛聽到的三個數字，能比較眼前的兩條線——就這麼多。通過類似這種的傳記證據，特曼判斷高爾頓的智商接近200，因為他的心智年齡幾乎是他實際年齡的兩倍。
天才排座次
特曼開啟他那項聰明孩子的研究多年後，一位名叫Catharine Cox的研究生加入了他的團隊。由於特曼的研究基本已經固定成型，她發現很難從其中分出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材。於是Cox嘗試了一個大膽的另類方案：她為什麼不反其道而行之呢？為什麼不乾脆找一批“成人組”天才，然後通過歷史資料來回溯他們童年、青春期時的IQ呢？
列出一份“天才清單”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Cox找到了一個已發表的現成名單，並從中挑選出最著名的一些人。最終，Cox列出了歷史上的192個創新者和109個領導者。這個樣本里包括近代西方文明史上最有頭有臉的人物，創新者包括牛頓、盧梭、塞萬提斯、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領導者包括拿破崙、納爾遜中將、林肯和馬丁路德——所有這些人今天都有超長的維基百科條目。
列出清單容易，但要估算所有301位天才的IQ可不簡單——乍一看這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幸而特曼在發明“斯坦福－比奈”測試的一年之後，就發現了IQ值能夠根據人物傳記進行估算。
Cox決定對她的301位天才使用同樣的評估方案，並進一步對方案實施了改進，例如：通過多個傳記來源，整合出研究對象更詳細的人生軌跡；邀請獨立的評估人通過這些傳記進行IQ估算。
所有301位天才，此前都已經根據引用文獻的數量多寡，進行過影響力高低的排行——法國皇帝拿破崙高居榜首，而英國女作家哈麗特·馬蒂諾則不幸墊底。Cox根據這個排行，很快計算出：人物的成就與其IQ有統計意義上的關聯性，而且這種關聯即便在對數據可靠性（有些傳記內容不那麼可信）進行校正後依然成立。
她在1926年首次展示這一結論後，這種正相關性又被其他人重複證實了多次。看來，取得的成就和非凡的智力還是有聯繫的。所以特曼最初的設想又沒有錯了？非也——四個問題給該結論潑了冷水。
☞問題1：智商與成就關聯遠遠談不上“巨大”
智商和人物成就的關聯性，不僅談不上“巨大”，甚至連“大”也沒有。多數統計學家會將這一關聯性描述為“中等”。換句話說，這意味著例外情況的發生還有大量的餘地：特別高的成就可能對應低於平均的IQ，特別高的IQ也可能對應著泯然眾人的命運。前者已經舉過例子，後一種情況呢？威尼斯歷史學家Paolo Sarpi會是個很好的例子。儘管他的智商據估算高達195，在301人中名列前茅，但他的影響力在排行榜中僅在第242名，位於最低的20%部分。
另外，時間上離我們更近的例子是美國人Marilyn vos Savant。她曾是《吉尼斯世界紀錄》最高IQ值的保持者。據說，她10歲那年參與了經過修改的斯坦福-比奈測試，並取得了滿分。如何將斯坦福-比奈測試中的表現轉化為具體的IQ數值，目前還有一些爭論。即便如此，要說Savant比最聰明的特曼人、Cox的所有301位天才智商還高，恐怕沒人會有異議。但她這輩子最大的成就是什麼？因超高智商而出名，僅此而已。
△Savant與丈夫Robert Jarvik。後者是著名的人造心臟原型機Jarvik-7的發明人（來源於網絡）
Savant倒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聲望，在《大觀》雜誌開設了週日專欄“問問Marilyn”。但這個專欄顯然沒法和《堂吉訶德》、日心說等“低智商成就”相提並論。高到溢出的IQ值並沒能給Savant帶來任何創作上的優勢。
☞問題2：過高智商妨礙領導力
有些領域的從業者取得更高成就，對智商的強調遠沒有其他領域那麼高。最明顯的是，那些著名的領導者，IQ值平均而言遠低於那些著名的創造者。這其中，軍隊統領（將軍或元帥）的IQ值低得更加明顯，在Cox的301人名單中，他們的智商均值比其他群體低了20分。最負盛名的軍人當然是拿破崙，但他IQ的最高估值也只有145分，這種成績放到特曼人群體中，是屬於比較笨的。
△“在政治中，愚蠢不會拖你的後腿。”——拿破崙（來源於網絡）
有些時候，過高的智商甚至會妨礙領導力。領導者要成為“人民之子（或之女）”，常常意味著心智上也要與大眾距離更接近。在這些情況下，親和力比能力重要得多。這些研究的結論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天才”這個名號常常被加在傑出創造者，而不是偉大領導者的頭上。領導者更多地展現出魅力，而創造者更多地表現出天才。
☞問題3：“堅韌”比智商更重要
IQ與人生成就的關聯性低到了什麼程度？低到了就算二者真存在關聯，其他因素的影響也可能蓋過IQ。除了評估301位天才的智商，Cox還從中篩選了100位人物傳記信息最為詳盡的天才，並對這些人的67項個性特徵進行打分。她發現，與動機、志向相關的性格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其中“堅持”鶴立雞群。按她的話說：“高智力加上最高級別的堅持，能夠達到的成就遠勝於最高級別的智力加上不那麼高的堅持。”
△“輕易做到他人難以做到的，是天賦；做到靠天賦難以做到的，是天才。”——瑞士哲學家埃米爾（來源於網絡）
也就是說，那些高成就者最初常常不被抱以太多希望，但單憑他們的IQ做出判斷往往是種低估。“天生我才”並不只有智力，還包括動力和毅力——或者按照某些當代心理學家的說法，“堅韌”（Grit）。
☞問題4：評估方式不同
Cox造假了！雖然她不是故意的，但確在事實上構成造假了。她估算出的IQ分數，不能與特曼的IQ分數放在一起——它們大部分情況下評估的根本不是同一個概念。
一方面，“斯坦福-比奈”測試的是孩子對基本認知能力的獲得與發展程度，這些能力包括了記憶、推理以及“讀、寫、算”等基礎的學術技能。這些能力本身沒啥“天才”可言，幾乎所有人到年滿18歲的時候，都理應掌握所有這些能力。真正讓一些孩子顯得更“天才”的，是他們獲得這些能力的速度。一個智商200的5歲孩子，雖然不知如何就獲得了普通孩子10歲才能掌握的能力，但除此之外他們也沒什麼特別之處。另一方面，Cox的所謂“IQ評估”，常常基於一些成年人中也鳳毛麟角的超凡表現。
☞問題5：明智選擇天才之路
在大多數詞典中，“天才”這個詞條下都有多種解讀——獲得140以上的IQ得分只是其中之一。《美國傳統字典》中還給出了這樣一種解釋：“先天具有某種崇高的智能，常被冠予那些在藝術、思考或實踐中被視為最傑出者；在視覺創造、原創思維、發明或發現方面有本能式的非凡能力。”這個解釋放到Cox精挑細選的頂尖創造者身上十分恰當，但與特曼發掘出的1500來個小神童卻格格不入。
所以，如果你有在IQ測試中取得140分以上的能力，放手去測吧——在2歲時進行測試是你最好的選擇，因為2歲孩子達到3歲水平並不太難。這麼一來，你在蹣跚學步的年紀就能到達人生的巔峰，然後用一生的時間沉浸在“天才”的優越感之中。
然而，如果你不幸在多次嘗試後依舊落榜，也沒有必要陷入絕望。你在“藝術、思考或實踐”領域中仍然有其他的選擇，在“視覺創造、原創思維、發明或發現”方面還有獲得成功的空間。
△天才可以“不拘一格”（圖片來源於網絡）
誠然，後面這條道路顯得更加艱險，你或許要窮盡一生的時間不停跋涉，但至少你不用再理會任何IQ測試了。不僅如此，如此獲得的“天才”地位，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真正的天才影響世界的時間，遠比一場考試的時間要長久。他們能在世人心中屹立數十年，甚至跨越世紀。
（本文譯自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Dean Keith Simonton的新書《成為天才的待辦清單》，略有刪節調整。原文刊登於http://nautil.us網站）
出品：科普中央廚房
監製：北京科技報 | 科學加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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