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乐
在中国历史上，“顶包”的案子比比皆是。封建社会没有民主监督制度，判案断案全凭“孔方兄”说话，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银子到位，哪有那么多的包青天？顶包之人就是图钱，反正贱命一条，挣一笔银子，死也值了。
顶包这一现象在清朝被称为“宰白鸭”。简单来说就是有钱、有权的大户人家，犯了人命官司，以重金收买贫寒子弟或者无业游民来顶罪，这些顶包之人，为了钱财而主动送死的行为，就像被人玩弄和宰割的鸭子，故称之为“宰白鸭”。
“宰白鸭”的现象最早出现在清乾隆年间福建漳州、泉州、广州等富裕的沿海地区。到了道光年间，这种陋习有向内地蔓延的趋势，广西、江西、浙江、湖南、湖北都相继出现。
“宰白鸭”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他直接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性，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贫穷的人死于非命，这种“找死”的行为，有时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也不知道是死者的悲哀，还是官府的悲哀？
话说道光十五年九月（1835年），广州燕塘街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十三行的一个伙计被人杀死了。当地捕快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时凶手早已逃之夭夭，杵作对死者勘验了伤情，随后捕快把死者抬到了衙门，陈豪县太爷急忙升堂，马上布置了侦破此案的任务。
就在县太爷紧锣密鼓侦破时，案犯主动自首来了。陈县令一看是个身体单薄清清秀秀的少年，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外表看，这少年怎么也不像凶手。
既然案犯到案了，陈县令马上升堂会审，陈问案犯杀人动机，少年对答如流，一点也没有破绽。陈县令此时有点狐疑，他断案多年，案犯开始都是狡辩和推诿，而本案少年却一力承担责任，甚至要求陈县令早点执行死刑。
“这不合乎常理，”陈县令心中嘀咕道。我不妨再问一遍少年的供词，陈县令没有从头问起，而是从发案时间倒着问，结果露馅了，少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陈县令马上想到，案犯另有其人。这是提前有人教给他说的台词，可以说少年背的挺熟。
陈县令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他亲自查验了尸首，发现刀伤不是一个人所为，至少有三个人以上。并且刀伤的深度很深，几乎伤到了骨头，这力度也不是少年所能达到的。陈县令基本可以肯定，这少年是顶包的，也就是“宰白鸭”。
陈县令来到了关押少年的牢房，他直接揭穿了少年的伪装，可少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始终承认死者就是他杀的。陈县令苦口婆心的开导少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还年轻，大好时光还有一大把，好死不如赖活着。”慢慢的少年心动了，他哭了，哭的很伤心。
少年推翻了供词，承认自己是顶包之人。陈县令急忙上报了知府。第二天，少年解到了知府。
陈县令松了一口气，再次安排捕快缉拿真正的凶手，就是这时，海关总署王大人来见陈县令，寒暄过后，王大人拿出了2000两银子，希望陈县令不要再管这件案子了。原来这个案子是王大人之子干的，王大人的儿子贩卖鸦片的事被死者知道了，于是他和手下喽啰杀人灭口。
陈县令当场拒绝了贿赂，表示继续捉拿凶手，王大人临走狠狠的说，“小小七品芝麻官也想翻天”，咱们走着瞧！
过了半月左右，案子重新发了回来，罪犯还是那个少年，陈县令有些不解，少年不是承认自己是顶包的吗？
少年好像知道陈县令的疑问，他哽咽着说，到了知府我差点被知府大人打死，王大人的儿子里里外外都买通了，我如果翻供他们会活活打死我，折磨的我生不如死。陈大人，你就别管了，让我痛痛快快死了算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可留恋的。我翻供后，父母兄弟姐妹都骂我，家里收了王大人之子的钱早就花光了，我一死大家都满意了。陈大人，谢谢你的好意，我实在不能活着出去！还是让我死吧，大人的恩德来生再报！少年说完已泪流满面。陈大人默默的走出了牢房。
第二天，陈县令挂印而去。只见衙门公堂桌上留下了几个大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秉烛读春秋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夏镇土豪刘八女杀人犯了死罪，同乡的张五哥顶替刘八女被判了斩刑，幸亏康熙及时赶到，查明了案情，张五哥才得以免死。
这里的张五哥就是宰白鸭，所谓宰白鸭，就是有钱有势的富户犯罪后，花重金找无业游民或者贫寒子弟来顶死，贫寒子弟因为贪利而主动去送死，就像任人宰杀的白鸭。清朝诗人黄霁清曾写过一首《宰白鸭》来讽刺这种行为。
鸭羽何为离离褷，出生入死鸭不知。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时。
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书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
官辟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徒头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轻于毛。
劝君牍慎画押，就中亦有能言鸭。
清代宰白鸭盛行于福建、广东两省，当时仅仅泉州和漳州两地，因宰白鸭而死的一年就有上百人。在清人陈其元所著的《庸闲斋笔记》就记录一个宰白鸭的案子。
说当地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衙役抓到的凶手是为名十六岁的瘦弱少年，而死者竟然是一名年龄很大的彪形大汉。官员就心生疑问，审问少年，少年回答的十分流畅，又问了一遍，少年竟然一字不差的又复数了一遍。官员心里就明白了，这名少年是宰白鸭来顶死的。在官员的开导下，少年是开口说了实话，他果然是名白鸭。官员把案件发回重审，结果没两天，下属就把案件又报上来了，而犯人还是那名少年。少年说，他回到监狱后，衙役就对他严刑拷打，并且他的父母也到监狱来骂他，说卖他的钱已经花完了，你要是翻供，就一定会整死你。少年想了想，认罪也是死，不认罪也是死，那还是不给父母添乱，认罪好了。而那名官员见此情况，也就糊里糊涂的结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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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白鸭是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丑恶现象，这种情况在清朝时期最为严重，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宰白鸭
“宰白鸭”就是一些达官贵人或者乡绅富豪的家庭人员背了人命官司，以重金收买一些贫苦子弟来代替真正的凶手认罪伏法。因为这些人是为利益而冒名代死，就好像是被人玩弄宰杀的鸭子，所以在民间被称之为“宰白鸭”。
宰白鸭这一现象最早盛行于乾隆时期的福建和广州一带，到了道光年间逐步扩展到了内陆地区。据史料记载，清朝后期仅福建的漳州和泉州两地因为宰白鸭枉死的人就不下百人。
宰白鸭典型事件
《清代野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清光绪年间，河南地区盗匪横生，州县的府衙因此招募了很多胥吏。不过这些胥吏中有掺杂了很多盗匪，他们进入了府衙后，更是以双重身份堂而皇之入室抢劫。
其中有一个叫做胡体安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些胥吏中的佼佼者，经常以各种名义敛财贪赃，甚至后来发展到了入室抢劫。直到有一天他冲入了一名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抢劫，这一次对方是个硬茬，直接告到了河南巡抚的府衙。于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命令县衙务必抓住凶手。
对于巡抚指定的大案，县衙这边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侦破了，胡体安被擒拿归案。对于这种影响恶劣的事件，朝廷的判决结果是斩首示众。但是等到押解胡体安进入刑场时，这名“胡体安”大叫自己不是胡体安，自己叫做王树汶。这件事也惊动了涂宗瀛，于是他亲自审理这件事。
当把这名假的“胡体安”带到府衙时，涂宗瀛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胡体安”身材羸弱不堪，而且年龄也就只有十四五岁，他走在大街上，别人不抢劫他就算是不错了，他怎么可能会抢劫别人，这件事定然是一个宰白鸭事件。
经过询问，假的“胡体安”说出了真相，自己叫做王树汶，本来是胡体安的家童，有一天胡体安回家后要自己冒名顶替他。刚开始自己坚决不同意，于是一大群胥吏对着自己严刑拷打，之后告诉自己判刑也不会死，过几天就能把自己从牢里弄出来，最终被迫做了白鸭。结果竟然是判处了死刑，这才大声叫喊的。
涂宗瀛听后准备对王树汶的身份进行核实，命令手下寻找王树汶的父亲。这时审理过王树汶案件的官员写信给王树汶家乡的官员朱光第，希望不要把王树汶的父亲送去。不过朱光第为人正直，直言人命关天，最终把王树汶的父亲送到了府衙。
按说这件事但马上就水落石出了，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涂宗瀛从河南巡抚升任湖广总督，这件事改由新任的巡抚李鹤年审理。
李鹤年到任时，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全国，全天下都知道了王树汶是冤枉的。但是李鹤年为了保住手下审理此案的官僚，竟然联合串通说王树汶为从盗，按《大清律》中“盗不分首从，皆立斩”的规定，判处了王树汶死刑。
不过这件事难逃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在全国百姓的舆论压力下，朝廷又派人来复审此事，派来的官员收了一定的好处后，维持了李鹤年等人的判决。这件事在悠悠众口之下竟然如此草率，这时朝廷中不同的派系为了利益争斗出手了，上报给了慈禧，慈禧派了朝廷不同的派系审理。
最终案件水落石出后，王树汶无罪释放，不过审理案件的数名官员中，仅有一名知县和一名知府革职，其余人员只是象征性的处罚了一下。而逃跑的胡体安最终也是下落不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清朝吏治
以上这件屁大点的事令是从1879年审理到了1883年，共计用了近5年的时间，也因此可见清朝政府的腐败程度之深。
无独有偶，在清末学者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也记载过一件宰白鸭事件，当时冒名顶替的白鸭被陈其元的父亲陈鳌劝说翻供。结果半个月后这名白鸭又来顶替这个案件，并说自己的家人已经把钱财花光，而且身后的大户不依不饶，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只求一死。
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清末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巨大，有权有势的人干了违法的勾当，又不想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好当时的吏治腐败不堪，给了“宰白鸭”这种行为可趁之机，最终这种行为在腐朽的统治下迅速的蔓延。
我是越关
清代野史有载此事，多为福建一带贫家之事。
有杀人者，富家则买贫家子弟顶罪。
有一县令审案，见案犯年轻幼小，但呈堂供词，倒背如流，必为冤枉者。
于是鼓励他说出实情，少年承认确为冤枉，家里人拿了人家钱，让他顶罪。
于是县令为他翻了案，让他回家。
未料数日之后，少年再度伏法归案。县令问之，则曰：家里人已经把钱花完，他回家之后，父母责骂，兄弟嫌弃，无法过活，只好再度投案。
县令无奈，只好再度收狱问斩。
有兴趣了解者，可翻看孟森主编的《清代野史》一书。
风谈天下
其实和那个时代有关系，以前孩子地位很低，有老话说，晚上数一遍数量就不管其他了。原因很简单，孩子数量多，而且夭折率很高，单个孩子都重要性并不高。另外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差，以致于养娃如养猪。其实一直到建国后特别是计划生育后，孩子的地位才真正提高到人的地位。某些地区甚至到现在还是把孩子当成父母的附属品，父母家暴以为理所当然。所以当时舍弃一个孩子给全家造福利基本不怎么心疼（现代见惯了死亡的人也容易视人命如草芥）。另外一点，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被歪曲，基本所以人都只强调子的义务，父要子死，子必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