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樂
在中國歷史上，“頂包”的案子比比皆是。封建社會沒有民主監督制度，判案斷案全憑“孔方兄”說話，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銀子到位，哪有那麼多的包青天？頂包之人就是圖錢，反正賤命一條，掙一筆銀子，死也值了。
頂包這一現象在清朝被稱為“宰白鴨”。簡單來說就是有錢、有權的大戶人家，犯了人命官司，以重金收買貧寒子弟或者無業遊民來頂罪，這些頂包之人，為了錢財而主動送死的行為，就像被人玩弄和宰割的鴨子，故稱之為“宰白鴨”。
“宰白鴨”的現象最早出現在清乾隆年間福建漳州、泉州、廣州等富裕的沿海地區。到了道光年間，這種陋習有向內地蔓延的趨勢，廣西、江西、浙江、湖南、湖北都相繼出現。
“宰白鴨”的行為令人深惡痛絕，他直接破壞了法律的公正性，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而貧窮的人死於非命，這種“找死”的行為，有時候“九頭牛”都拉不回來。也不知道是死者的悲哀，還是官府的悲哀？
話說道光十五年九月（1835年），廣州燕塘街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十三行的一個夥計被人殺死了。當地捕快接到報案後，趕到現場時兇手早已逃之夭夭，杵作對死者勘驗了傷情，隨後捕快把死者抬到了衙門，陳豪縣太爺急忙升堂，馬上佈置了偵破此案的任務。
就在縣太爺緊鑼密鼓偵破時，案犯主動自首來了。陳縣令一看是個身體單薄清清秀秀的少年，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外表看，這少年怎麼也不像兇手。
既然案犯到案了，陳縣令馬上升堂會審，陳問案犯殺人動機，少年對答如流，一點也沒有破綻。陳縣令此時有點狐疑，他斷案多年，案犯開始都是狡辯和推諉，而本案少年卻一力承擔責任，甚至要求陳縣令早點執行死刑。
“這不合乎常理，”陳縣令心中嘀咕道。我不妨再問一遍少年的供詞，陳縣令沒有從頭問起，而是從發案時間倒著問，結果露餡了，少年支支吾吾答不上來了，陳縣令馬上想到，案犯另有其人。這是提前有人教給他說的臺詞，可以說少年背的挺熟。
陳縣令為了證明自己的想法，他親自查驗了屍首，發現刀傷不是一個人所為，至少有三個人以上。並且刀傷的深度很深，幾乎傷到了骨頭，這力度也不是少年所能達到的。陳縣令基本可以肯定，這少年是頂包的，也就是“宰白鴨”。
陳縣令來到了關押少年的牢房，他直接揭穿了少年的偽裝，可少年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始終承認死者就是他殺的。陳縣令苦口婆心的開導少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還年輕，大好時光還有一大把，好死不如賴活著。”慢慢的少年心動了，他哭了，哭的很傷心。
少年推翻了供詞，承認自己是頂包之人。陳縣令急忙上報了知府。第二天，少年解到了知府。
陳縣令鬆了一口氣，再次安排捕快緝拿真正的兇手，就是這時，海關總署王大人來見陳縣令，寒暄過後，王大人拿出了2000兩銀子，希望陳縣令不要再管這件案子了。原來這個案子是王大人之子乾的，王大人的兒子販賣鴉片的事被死者知道了，於是他和手下嘍囉殺人滅口。
陳縣令當場拒絕了賄賂，表示繼續捉拿兇手，王大人臨走狠狠的說，“小小七品芝麻官也想翻天”，咱們走著瞧！
過了半月左右，案子重新發了回來，罪犯還是那個少年，陳縣令有些不解，少年不是承認自己是頂包的嗎？
少年好像知道陳縣令的疑問，他哽咽著說，到了知府我差點被知府大人打死，王大人的兒子裡裡外外都買通了，我如果翻供他們會活活打死我，折磨的我生不如死。陳大人，你就別管了，讓我痛痛快快死了算了。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可留戀的。我翻供後，父母兄弟姐妹都罵我，家裡收了王大人之子的錢早就花光了，我一死大家都滿意了。陳大人，謝謝你的好意，我實在不能活著出去！還是讓我死吧，大人的恩德來生再報！少年說完已淚流滿面。陳大人默默的走出了牢房。
第二天，陳縣令掛印而去。只見衙門公堂桌上留下了幾個大字“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秉燭讀春秋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喜歡的話可以關注我。
電視劇《雍正王朝》裡有這樣一個故事，江夏鎮土豪劉八女殺人犯了死罪，同鄉的張五哥頂替劉八女被判了斬刑，幸虧康熙及時趕到，查明瞭案情，張五哥才得以免死。
這裡的張五哥就是宰白鴨，所謂宰白鴨，就是有錢有勢的富戶犯罪後，花重金找無業遊民或者貧寒子弟來頂死，貧寒子弟因為貪利而主動去送死，就像任人宰殺的白鴨。清朝詩人黃霽清曾寫過一首《宰白鴨》來諷刺這種行為。
鴨羽何為離離褷，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時。
殺人者死無所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為香燈錢。
官闢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徒頭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輕於毛。
勸君牘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
清代宰白鴨盛行於福建、廣東兩省，當時僅僅泉州和漳州兩地，因宰白鴨而死的一年就有上百人。在清人陳其元所著的《庸閒齋筆記》就記錄一個宰白鴨的案子。
說當地發生了一起兇殺案，衙役抓到的兇手是為名十六歲的瘦弱少年，而死者竟然是一名年齡很大的彪形大漢。官員就心生疑問，審問少年，少年回答的十分流暢，又問了一遍，少年竟然一字不差的又複數了一遍。官員心裡就明白了，這名少年是宰白鴨來頂死的。在官員的開導下，少年是開口說了實話，他果然是名白鴨。官員把案件發回重審，結果沒兩天，下屬就把案件又報上來了，而犯人還是那名少年。少年說，他回到監獄後，衙役就對他嚴刑拷打，並且他的父母也到監獄來罵他，說賣他的錢已經花完了，你要是翻供，就一定會整死你。少年想了想，認罪也是死，不認罪也是死，那還是不給父母添亂，認罪好了。而那名官員見此情況，也就糊里糊塗的結案了。
楊過的大仙
宰白鴨是古代封建社會中一個長期存在的醜惡現象，這種情況在清朝時期最為嚴重，可以說是屢見不鮮。
宰白鴨
“宰白鴨”就是一些達官貴人或者鄉紳富豪的家庭人員背了人命官司，以重金收買一些貧苦子弟來代替真正的兇手認罪伏法。因為這些人是為利益而冒名代死，就好像是被人玩弄宰殺的鴨子，所以在民間被稱之為“宰白鴨”。
宰白鴨這一現象最早盛行於乾隆時期的福建和廣州一帶，到了道光年間逐步擴展到了內陸地區。據史料記載，清朝後期僅福建的漳州和泉州兩地因為宰白鴨枉死的人就不下百人。
宰白鴨典型事件
《清代野記》中記載過這樣一件事；清光緒年間，河南地區盜匪橫生，州縣的府衙因此招募了很多胥吏。不過這些胥吏中有摻雜了很多盜匪，他們進入了府衙後，更是以雙重身份堂而皇之入室搶劫。
其中有一個叫做胡體安的人，這個人就是這些胥吏中的佼佼者，經常以各種名義斂財貪贓，甚至後來發展到了入室搶劫。直到有一天他衝入了一名有權有勢的大戶人家搶劫，這一次對方是個硬茬，直接告到了河南巡撫的府衙。於是河南巡撫塗宗瀛命令縣衙務必抓住兇手。
對於巡撫指定的大案，縣衙這邊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偵破了，胡體安被擒拿歸案。對於這種影響惡劣的事件，朝廷的判決結果是斬首示眾。但是等到押解胡體安進入刑場時，這名“胡體安”大叫自己不是胡體安，自己叫做王樹汶。這件事也驚動了塗宗瀛，於是他親自審理這件事。
當把這名假的“胡體安”帶到府衙時，塗宗瀛倒吸一口涼氣，眼前的“胡體安”身材羸弱不堪，而且年齡也就只有十四五歲，他走在大街上，別人不搶劫他就算是不錯了，他怎麼可能會搶劫別人，這件事定然是一個宰白鴨事件。
經過詢問，假的“胡體安”說出了真相，自己叫做王樹汶，本來是胡體安的家童，有一天胡體安回家後要自己冒名頂替他。剛開始自己堅決不同意，於是一大群胥吏對著自己嚴刑拷打，之後告訴自己判刑也不會死，過幾天就能把自己從牢里弄出來，最終被迫做了白鴨。結果竟然是判處了死刑，這才大聲叫喊的。
塗宗瀛聽後準備對王樹汶的身份進行核實，命令手下尋找王樹汶的父親。這時審理過王樹汶案件的官員寫信給王樹汶家鄉的官員朱光第，希望不要把王樹汶的父親送去。不過朱光第為人正直，直言人命關天，最終把王樹汶的父親送到了府衙。
按說這件事但馬上就水落石出了，但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塗宗瀛從河南巡撫升任湖廣總督，這件事改由新任的巡撫李鶴年審理。
李鶴年到任時，這件事已經驚動了全國，全天下都知道了王樹汶是冤枉的。但是李鶴年為了保住手下審理此案的官僚，竟然聯合串通說王樹汶為從盜，按《大清律》中“盜不分首從，皆立斬”的規定，判處了王樹汶死刑。
不過這件事難逃天下人的悠悠眾口，在全國百姓的輿論壓力下，朝廷又派人來複審此事，派來的官員收了一定的好處後，維持了李鶴年等人的判決。這件事在悠悠眾口之下竟然如此草率，這時朝廷中不同的派系為了利益爭鬥出手了，上報給了慈禧，慈禧派了朝廷不同的派系審理。
最終案件水落石出後，王樹汶無罪釋放，不過審理案件的數名官員中，僅有一名知縣和一名知府革職，其餘人員只是象徵性的處罰了一下。而逃跑的胡體安最終也是下落不明，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清朝吏治
以上這件屁大點的事令是從1879年審理到了1883年，共計用了近5年的時間，也因此可見清朝政府的腐敗程度之深。
無獨有偶，在清末學者陳其元的《庸閒齋筆記》也記載過一件宰白鴨事件，當時冒名頂替的白鴨被陳其元的父親陳鰲勸說翻供。結果半個月後這名白鴨又來頂替這個案件，並說自己的家人已經把錢財花光，而且身後的大戶不依不饒，自己實在沒有辦法，所以只求一死。
至於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清末土地兼併嚴重，貧富差距巨大，有權有勢的人幹了違法的勾當，又不想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好當時的吏治腐敗不堪，給了“宰白鴨”這種行為可趁之機，最終這種行為在腐朽的統治下迅速的蔓延。
我是越關
清代野史有載此事，多為福建一帶貧家之事。
有殺人者，富家則買貧家子弟頂罪。
有一縣令審案，見案犯年輕幼小，但呈堂供詞，倒背如流，必為冤枉者。
於是鼓勵他說出實情，少年承認確為冤枉，家裡人拿了人家錢，讓他頂罪。
於是縣令為他翻了案，讓他回家。
未料數日之後，少年再度伏法歸案。縣令問之，則曰：家裡人已經把錢花完，他回家之後，父母責罵，兄弟嫌棄，無法過活，只好再度投案。
縣令無奈，只好再度收獄問斬。
有興趣瞭解者，可翻看孟森主編的《清代野史》一書。
風談天下
其實和那個時代有關係，以前孩子地位很低，有老話說，晚上數一遍數量就不管其他了。原因很簡單，孩子數量多，而且夭折率很高，單個孩子都重要性並不高。另外很多家庭經濟條件差，以致於養娃如養豬。其實一直到建國後特別是計劃生育後，孩子的地位才真正提高到人的地位。某些地區甚至到現在還是把孩子當成父母的附屬品，父母家暴以為理所當然。所以當時捨棄一個孩子給全家造福利基本不怎麼心疼（現代見慣了死亡的人也容易視人命如草芥）。另外一點，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明清時期已經被歪曲，基本所以人都只強調子的義務，父要子死，子必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