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流寓”？按照辭書的解釋，寄居他鄉者謂之流寓。
明洪武年間，寧夏多江南流寓文人，他們都是被朝廷謫戍到寧夏的。
謫戍的原因大多不清楚，有些人可能與朱元璋精心策劃的“胡藍黨案”有關。
所謂胡藍黨案，即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曾大開殺戒，將開國元勳一網打盡。
胡惟庸於洪武六年至十三年（1373年~1380年）任丞相，朱元璋以謀逆罪將其誅殺。後又認為他有“通倭”“通元”（北元）的罪狀，窮究黨羽，牽連致死者達3萬人，稱為“胡獄”。
藍玉於洪武二十年（1387年）任大將軍，多次領兵打擊元朝的殘餘軍事力量，封涼國公。但他忘乎所以，驕橫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將權與皇權的衝突，便以謀反罪處死了他。
當時窮究黨羽，牽連致死者達1.5萬人，稱為“藍獄”。
當然，流寓寧夏的江南文人是否與胡藍黨案有關，不得而知。但在寧夏的江南“謫戍者”中有些卻是受到胡藍黨案牽連的，如澧蘭人張政，他就是受藍玉案株連而被貶戍寧夏的，他的詩作《送人歸葬》還被收入《宣德寧夏志》中。
這些流寓文人，原先都任過一官半職，文化素養比較高，他們尚詞翰，矜儒雅，為寧夏這一塞外之地帶來了一股清新的士文化之風，並形成了自己的詩文化特點，有人稱他們為“流寓詩派”。
從詩歌內容來看，流寓文人的詩歌多以懷念故鄉、思念親人和祖塋為主。
這也難怪，他們離開生他養他的故鄉和親人，被謫戍到數千裡之外的寧夏，思鄉之情自然會無時無刻地縈繞在他們的心頭。
特別是每逢佳節時，這種感情會更加強烈。
請看唐鑑的《丙戌重九》詩：
強整烏紗只自羞，此身流落嘆邊州。
試斟白酒澆閒悶，倦對黃花億舊遊。
塞雁一聲天地肅，嶺雲千點古今愁。
還家不負登臨約，笑把茱萸插滿頭。
這首詩又題作《西夏重九》。
據《嘉靖寧夏新志》載：唐鑑，字景明，姑蘇（今江蘇蘇州市）人，稅戶。洪武初謫戍寧夏。
詩題可知，這首詩作於永樂四年（1406年）九月九日。
這一天是我國的重陽節，又稱菊花節、登高節、老人節。
從時間上推算，唐鑑謫戍寧夏估計有20多年了。
詩人回憶起昔日在江南故鄉與眾文友登高飲菊花酒、頭插茱萸的快樂時光，而今流落邊州，面對塞雁南歸，真是“嶺雲千點古今愁”啊！
從詩中“強整烏紗只自羞”看，唐鑑此時似乎還有一頂烏紗帽（喻官位）戴在頭上，境況並不算太壞，故詩中還存有回到江南故鄉應朋友之約去登高、插茱萸的念頭。
唐鑑還有一首《憶先壠》的詩，通過回想先祖墳塋來表達他思念家鄉的感情：
遠謫河西閱歲華，夢魂無夕不思家。
傷心一片梅灣月，曾照枇杷幾度花。
這首絕句雖題為《憶先壠》，但詩中卻沒有一字直接提到祖瑩，只是夢想到故鄉的梅花和枇杷，但思鄉之情滲透全詩，讀來令人更加傷感。
思鄉感情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潘元凱的《賀蘭九歌》了。
可以說，《賀蘭九歌》是用“聲聲淚，字字血”寫成的，催人淚下。
請看其中的“
八歌”和“九歌”：季冬歲事已闌珊，回首家鄉涕泛瀾。
音書無由報平安，思親痛切摧心肝。
籍居營伍身屬官，敢辭從軍行役難。
嗚呼八歌兮歌欲殘，仰天南望還長嘆。
八月風高天氣涼，寒衣不見來家鄉。
行行徵雁向南翔，書成無由寄北堂。
憑高矯首雲茫茫，關河阻隔遙且長。
嗚呼九歌兮歌已闋，倦客思歸欲愁絕。
縱觀寧夏方誌記載的江南流寓文人中，潘元凱大概是最窮愁潦倒的一位。
他是嘉禾人（按：古浙江嘉興、江西南豐、福建建陽都曾別稱嘉禾，不知潘籍孰是），洪武初曾任過知縣，後謫戍寧夏。
他寫《賀蘭九歌》時，已經謫戍寧夏30多年了，而且是“籍居營伍”“從軍行役”，其處境可想而知。
他將自己積鬱於胸的悲憤之情發而為詩，自然是感人至深的。
另外，流寓文人的詩歌，對邊關多事、軍民困苦的情況也有一定的反映。
如潘元凱《賀蘭九歌》中雲：“黑山嵯峨列烽火，往來官軍日巡邏。胡寇出沒本無常，守卒朝昏不敢惰”、“四衛居人二萬戶，衣鐵操戈御驕虜。一夜軍書傳檄羽，平明出戰聞鉦鼓”、“不知何代興屯田，千載人勞至今日。獨憐貧戶無牛耕，納稅輸官賣家室”。
應該說，這些詩句都真實反映了寧夏當時的社會現實。
蒙古韃靼騎兵不斷南下攻擾，給當地人民群眾帶來了災難，同時也加重了官軍的防禦負擔。
另外，明代是中國古代屯田史上最發達的時期，當時屯田以“九邊為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為最”。
屯田雖然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但到嘉靖中期，明朝的政治弊端日益顯露，寧夏地區的統治集團也日益龐大，並且不斷加重種種剝削壓迫，終於迫使屯田士兵以及“軍餘”（屯田兵士和在役軍士的子弟稱為“軍餘”或“餘丁”）大量逃亡，嚴重影響了軍屯生產。
再加上屯田制度不合理，稅糧負擔沉重，致使有些貧戶只好賣掉“家屋”來納稅。
流寓文人中也不乏讚美大漠風光的和塞北江南富饒的詩篇。
如三山（今江蘇鎮江市）人陳德武，明初流寓寧夏，他曾創作了一組寧夏八景詩，其中有不少佳句秀段，如：
“滿眼但知銀世界，舉頭都是玉江山”（《賀蘭晴雪》）、
“白頃平湖月樣圓，光涵倒影欲黃昏”（《月湖夕照》）、“造成蕩蕩搖搖棹，渡盡忙忙汲汲人。雪浪休風明似練，冰梁映日淨如銀”（《黃沙古渡》）等。還有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阮彧（yù），原任兵科給事中，後因其同母弟阮誼謫戍寧夏，“未及行乃卒，遂以彧代戍。
永樂元年，以薦者言，釋於戍所，復其官”。
他寫的《嘉瓜瑞麥》詩，反映了永樂初年寧夏川區軍屯和水利事業發展的富饒景象，如“軍屯文明見，藩國麥呈祥”、“兩歧超美漢，並蒂鄙誇唐”等句。
不過，詩中更多的是謳歌四海昇平、皇恩浩蕩的內容。
這大概與他謫戍寧夏的情況和別人不一樣且不久又恢復了官職的緣故。
當然，更多的流寓文人的基本心態是袖手風雲、矇頭日月。
如果客觀條件允許的話，他們都想試圖做一個自由散淡、隱逸林泉的散人。
林季有一首《雪中訪陳納翁》的詩就反映了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
踏雪衝寒訪納翁，茅庵深住漢渠東。
客邊扶病恩難忘，闕下觀光話不窮。
米飯漫炊雲子粒，菜羹同煮水晶蔥。
安居飽食身無恙，知命由天樂歲豐。
林季，字桂芳，嘉禾人，洪武初謫戍寧夏，“擅文名”。
陳納翁，據《寧夏志箋證》認為，疑是陳炬，字善方，廬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洪武初進士，以戶部主事謫戍寧夏，與林季皆為貶邊同僚，又為明初寧夏“流寓詩派”文友。
可以說，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自然希望“安居飽食身無恙，知命由天樂歲豐”了。
再如郭原，淮安人，洪武初由黔陽知縣謫戍寧夏，艱難之際，以詩酒自娛。
他在寧夏鎮城西築精舍數間，種梅數百株，並自號“梅所”。
估計這裡常有流寓文人造訪，因為有不少文友常以“梅所”為題賦詩，其中承廣的
《梅所》詩是這樣寫的：
客以梅為所，移梅取次栽。
花枝向南發，山色自西來。
清影孤窗月，黃昏一酒杯。
揚州有何遜，東閣待誰開。
承廣，延陵（今屬江蘇）人。洪武初，為南昌都司知事，後謫戍寧夏。
此公酷好題詠，“詩筆豪逸”。
潘元凱也曾寫有兩首《梅所》詩，詩題一作《梅所歌為流寓郭原》，詩中有“郭知梅之趣，梅知郭之心”句，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據《嘉靖寧夏新志》載，明代的流寓文人，除上面提到的幾位外，還有邊定、毛翀等人。
志書載，邊定，陳留人，洪武初，為杭州府署典史，謫戍寧夏，“長於吟作”；毛翀，錢塘人，洪武初謫戍寧夏，“詞翰超卓”。
流寓文人由於其特殊的社會地位和身分，他們的詩歌往往能反映當時社會最真實的一面，且在藝術風格上也有自己鮮明的特點，所以人們稱他們為“流寓詩派”的道理大概就在這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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