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劉伯承右眼中槍成「劉瞎」 爲何一開始不願入黨?

 1923年,已經成為川中名將的劉伯承,毅然退出軍閥部隊,重新尋找革命道路。他的一個共產黨朋友誠懇地勸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他竟然拒絕了,說:“不能一見旗幟就拜倒!”為什麼劉伯承先是不願意,後來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劉伯承是怎樣完成其人生最重要轉折的?

仇恨舊社會 嚮往新生活

1892年12月4日(清光緒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劉伯承誕生在四川省開縣。因祖父是吹鼓手,在舊社會被看做“倡優”,致使父親劉文炳“出身微賤”,雖飽讀詩書,到縣城參加秀才考試,卻被人舉發,遂被逐出考場,喪失了考試入仕的機會,只得棄文務農,成為浦裡河畔有名的“泥腳文人”。自己沒有了入仕的機會,更希望兒子能夠通過考試入仕,實現自己的理想,便把5歲多的劉伯承送到本村私塾唸書,隨後又把他送到老秀才任賢書私塾中就讀。任賢書滿腹經綸,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十分憤恨,對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十分不滿。他的言行對劉伯承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從小就萌生了反抗舊社會的念頭。

1904年秋天,劉伯承轉到燈草壩“漢西書院”就讀。“漢西書院”的主持人劉華英是個廩生,同維新派、洋務派人士有廣泛接觸,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他是個“教育救國論”者,設法自籌資金在開縣辦學。學生主要是他親房的十多個子弟,但他也招收少數成績優秀的外姓學生,對同姓的窮苦學生還免費供給膳食、書本和文具。劉伯承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劉華英那裡初步瞭解到國外的一些情況,視野大大開闊了。1905年,在劉華英的資助下,劉伯承以優異成績考取縣高等小學堂,並被編入甲班。該校教師大多數水平較高,教自然科學的傅讓、朱璜等人畢業於日本弘文師範學校,思想進步,是同盟會會員。傅讓還秘密傳播一些進步雜誌和革命書籍。這些書刊深刻揭露了英、法、日、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雲南、東北,揭露清朝政府賣國殘民的罪惡行徑,鼓勵人民起來進行革命鬥爭,爭取鐵路等項主權。劉伯承對這些進步書刊愛不釋手,從中受到了愛國思想的薰陶。劉伯承還讀了鄒容的《革命軍》、赫胥黎的《天演論》等著作,更加痛恨清廷的腐敗沒落。

在開縣小學堂畢業以後,劉伯承又到夔府(今奉節)官立中學就讀。1907年春,劉伯承因父親病逝,被迫中途輟學,回鄉務農。這年,劉伯承僅15歲。家中4男3女,劉伯承身為長子,不得不和母親一道,承擔起生活的重壓。年輕的劉伯承,飽嘗生活的艱辛,欲借讀書入仕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的希望也化為泡影。他越來越感到,不推翻反動、腐朽的清王朝,不改變這個社會制度,像他這樣的千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劉伯承青少年時期,正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斷髮展的時期。革命黨人的武裝鬥爭,使劉伯承看到了改變個人也改變勞動群眾命運的希望,而革命者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敢於犧牲個人性命的大無畏精神,又深深激勵著他。劉伯承決心投奔同盟會,參加反清武裝鬥爭。

1910年,劉伯承邀集了上高等小學堂時的兩位同窗好友前往同盟會的活動中心地——上海,尋找孫中山和同盟會。可是,茫茫人海,何處尋找革命黨?他們費盡周折,不僅沒有找到同盟會,連工作都沒有找到,只好掃興地返回故里。1911年,清政府以實行鐵道國有政策為名,向帝國主義拍賣粵漢、川漢等鐵路的主權,引起廣東、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各階層人民的一致反對,首先由四川人民掀起大規模保路運動,迅速波及多個省份。隨後,四川人民的保路鬥爭發展為全省規模的群眾性的大起義。不久,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四川革命黨人奮起響應,宣佈脫離清政府獨立,成立四川軍政府。劉伯承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不顧家人與親朋好友的反對,毅然剃掉辮子,參加了反對清朝政府的學生軍。他意氣風發,慷慨陳詞:“大丈夫當仗劍拯民於水火,豈顧自己一身之富貴。”就這樣,青年時代的劉伯承,“懷著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思想,投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這是劉伯承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標誌著他的民主革命生涯的開始。

“軍神”威名揚 “劉瞎”心中悲

劉伯承是我國現代軍事史上能征慣戰、百戰百勝的著名將軍,然而,初出茅廬的劉伯承,首戰吃的卻是一個敗仗。

辛亥革命勝利後,劉伯承抱著軍事救國的真誠願望,以優異成績考取了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弁學堂。他刻苦鑽研軍事,一絲不苟地操練。他不但學業優秀,軍事技能出色,而且以舉止端正、操守有持聞名全校。他煙酒不沾,牌賭不視,毫無惡習,被同學們稱為軍中“菩薩”。每月官餉所得,除了買書之外,全部寄給母親,補貼家用。1912年底,劉伯承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派到熊克武的部隊當見習生,不久升任司務長、排長。

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以武力討伐袁世凱後,四川的國民黨人奮起響應,發佈討袁檄文。劉伯承參加了這次戰鬥。由於缺乏經驗,劉伯承率領一個排,在綦江戰鬥中失利。他認真總結經驗,在寒坡場戰鬥中,對全排士兵作了很好的組織和動員,大獲全勝,隨即代理該連連長。由於力量懸殊,四川討袁戰爭以失敗告終。袁世凱及其在四川的幫兇胡景伊等人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和討袁將士,劉伯承逃亡上海。在上海,劉伯承雖然過著居無定所、食無定時的流亡生活,但並不悲觀失望,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當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革命黨的消息傳到上海時,他立即決定加入該黨,追隨孫中山先生繼續民主革命。1914年秋,在許多國民黨人觀望、猶豫的時候,劉伯承義無反顧地宣誓參加中華革命黨,冒著生命危險,開展秘密革命活動。

袁世凱復闢帝制後,劉伯承積極響應孫中山號召,毅然返回四川,組織反袁起義。他先後到奉節、萬縣、涪陵等地聯絡革命黨人、“哥老會”首領和有志之士,組織了一支200多人的隊伍,打出“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的旗幟,親自擔任該隊軍事指揮。川東各地的農民奔走相告,成群結隊前來參加劉伯承的部隊。這支部隊很快發展到2000多人。劉伯承指揮這支部隊,神出鬼沒,忽東忽西,狠狠打擊北洋軍隊。北洋軍隊成為驚弓之鳥,龜縮在城裡,輕易不敢出來。

1916年3月,劉伯承率部進攻四川豐都。他一馬當先,親臨第一線指揮,不幸頭部連中兩彈,一彈擦傷顱頂,另一彈從右邊太陽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從此失去了右眼。袁世凱復闢鬧劇在人民革命浪潮的打擊下草草收場了,袁世凱本人也在全國人民的唾罵中嗚呼哀哉了。戰功卓著的劉伯承,因傷致殘卻無人問津了!他只能拖著病殘之軀,以教書勉強度日。身體的痛苦是難忍的,更難忍的是精神的折磨。在四川,反袁的,擁袁的,原本不共戴天的兩派,又握手言歡,舉杯共慶了。大大小小的軍閥們,忙著分贓。為反袁鬥爭付出重大代價的普通老百姓,依舊在死亡線上痛苦地掙扎,卻無人關心。這樣的革命到底有什麼意義呢?他對這場革命,對自己的人生選擇產生了懷疑。

如果不是沃醫生的舉薦,劉伯承還不知道窮困潦倒到什麼時候。擔任重慶鎮守使兼第五師師長的熊克武,在一次宴會上恰巧遇到沃醫生。沃醫生向熊克武打聽劉伯承的情況,講述了劉伯承的事蹟。熊克武這才關注起劉伯承來,並派人請回劉伯承,任命劉伯承為第九旅參謀長。起初,同僚中有人認為他五官不全,身有殘疾,冷眼相看。但一到實際戰鬥中,劉伯承的智勇往往令他們折服。在用兵上,他精細、嚴謹、大膽,常常出奇制勝。而他勇敢無畏的精神,更為一般軍人所罕有。每到打起仗來,他總是親臨火線,衝在前頭,“劉瞎子”英勇善戰的名聲漸漸傳開了,“獨眼龍”將軍的稱號不脛而走。劉伯承成中川中名將,威名遠揚。

1923年2月,孫中山在廣州設大元帥府,組織討賊軍,討伐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這年3月,奉熊克武之命,劉伯承率部參加征討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的部隊。戰役前期,劉伯承連續打了好幾場勝仗。可是,由於寡不敵眾,4月6日,重慶最終失守。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惡意誹謗和攻擊劉伯承,把戰爭失敗的責任推到他身上。有功被壓制,無過遭非議,劉伯承多次遭受過這樣的情況,他再也抑止不了自己的憤懣,奮筆疾書措辭激烈的辭職報告。然而,督辦並沒有批准劉伯承的辭職報告,而且給了他進軍成都的新任務。劉伯承二話不說,立即起兵向成都進發。經過激戰,5月13日奪回成都。隨後,劉伯承又指揮部隊,相繼打了幾個漂亮的勝仗。在激戰中,劉伯承又一次不幸中彈,右大腿負重傷,不得不退出戰鬥,去成都養傷。劉伯承在川軍中轉戰10年有餘,落得“遍體彈痕餘隻眼”。然而,富國強兵、救國救民的雄心壯志未酬,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欺凌的局面日甚一日。在殘酷無情的現實中,劉伯承身心交瘁,心灰意冷。

加入共產黨 人生新選擇

朱德在接受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訪問時,曾經深情地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人們走著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軍閥不思悔改;有的人隨軍閥入泥潭,但最終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卻因為過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而劉伯承與我則是找到並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劉伯承在中國共產黨的引導下,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獲得了新生。劉伯承的這一轉變,是在他的幾位共產黨的好朋友幫助下實現的。

1923年秋冬,劉伯承一直在成都治傷。他承受著雙重的折磨。一方面,他在作戰中身負重傷,身體極度虛弱。大量失血使他臉色蒼白,渾身無力,左腿肌肉明顯萎縮,很難伸直。然而,他硬是戰勝了傷殘,站立了起來,甩掉了柺杖,顯現了無與倫比的意志與堅強。他的法國主治醫生瞠目結舌,說:“我素來以為華人柔弱,想不到中國還有劉團長這樣鋼鐵般堅韌的軍人。”另一方面,精神的苦惱始終困擾著劉伯承。劉伯承因傷離開部隊後,其部隊的戰事是每況愈下,由勝轉敗,先是重慶得而復失,隨後成都也遭到敵人的重兵威脅,危在旦夕,四川形勢大幅逆轉。劉伯承對軍閥混戰早就心生厭倦,卻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劉伯承躺在病床上,可是說客絡繹不絕。熊克武等人親自到醫院來,敦促劉伯承帶傷上陣,以挽救戰局。劉伯承以身殘為由,婉言拒絕。劉伯承的好朋友王爾常受上司委託,前來傳話,說請劉伯承擔任師長。劉伯承嚴肅地回答說:“爾常,你我相處這麼多年,難道還不曉得我的志向麼?嶽武穆雲:‘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從軍數年,向來不顧個人性命,家中更無私蓄,遇敵時便可奮不顧身,為的是救國救民。看現在的世道,內憂外患,國將不國;官壓兵擾,民將不民。我衝鋒陷陣十多年,為的是拯民於水火,不是為了博取虛名和顯示榮耀。這些當權者總是汲汲於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們了。順利時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時勢危急又想以爵祿相誘,真是有眼無珠!”王爾常表示完全理解與支持。

劉伯承在最苦悶的時候,他的兩個共產黨的好朋友,及時給他指明瞭方向,一個是吳玉章,一個是楊闇公。

吳玉章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與劉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當時,吳玉章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和惲代英、楊闇公等人創辦《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熱情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還派人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做宣傳和組織工作,在當地具有較大的影響。吳玉章幾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處,一面探視病情,一面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後來,通過吳玉章的介紹,劉伯承結識了楊闇公。楊闇公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者、四川黨團組織主要創建人和大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重慶革命領袖。

吳玉章、楊闇公對劉伯承的人品、學識以及卓越的軍事才能十分敬佩,有意將他發展為中共黨員。他們經常探望劉伯承,與劉伯承促膝長談,並送一些進步書刊。他們評論當前的時局,議論中國的前途,追溯民族的歷史,探討救國的方略,從政治到經濟,從社會到人生,從外交到軍事,一直到社會主義。劉伯承曾經回憶說:“1924年我在成都與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說朝夕不離,論說當時局勢。”在吳玉章、楊闇公二人的影響下,劉伯承的思想逐漸發生質的變化。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近的政治見解,把他們緊緊聯繫在一起。

楊闇公多次在日記中稱讚劉伯承,他曾寫道:“伯承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軍人中尤其罕出。返川許久,閱人不可謂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伯承機警過人,並且很勤學,頭腦也異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遠大志向。得與之交,我心內是很快活的;目前我們雖說不上深厚的感情來,但我已決意與其長久交好,因他堪當益友之列,並可同行於一個道路。10年來的友人,有才識而抱大志者,不過4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他真是天才,頗有見解,使此人得志,何憂乎四川。”

劉伯承素以“深思斷行”為座右銘,愛獨立思考,決不隨波逐流,對於政治問題,他格外謹慎。有一次,劉伯承在將校學堂的學友、已經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陳紫輿,在與劉伯承交談時,誠懇地勸說劉伯承先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楊闇公也在座,並對此寄予希望。令他們意外的是,劉伯承坦率而又嚴肅認真地回答說:十幾年來的生活經驗,使我悟出一條道理,就是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諦。我從參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見所聞已經不少了,川軍那裡我是決定不回去了。但是,當今的中國應該向何處去?哪一種主義最合乎中國的國情,還應當深思熟慮才穩妥。“如果一見旗幟就拜倒,我覺得太不對了。因為我對於各派都沒有十分的把握,正擬極力深研,將來始能定其方道。”

楊闇公不僅沒有責怪劉伯承,反而更加敬佩劉伯承。因為當時四川也如其他地區,各種社會思潮十分複雜,其中打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假馬克思主義學派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繚亂。一些人參加進步組織,並沒有經過認真思考,而是隨風倒,趕時髦,所以他們的政治立場非常容易動搖,經常改變。劉伯承在複雜的環境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對自己的政治前途採取慎重的選擇,但一旦確立,就很難改變。這也正是他政治風格和性格特徵的體現。楊闇公在日記中讚歎說:“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誠喲!比起那因情而動,隨波而靡的人來,高出萬萬倍。此後擬設法使其從本方向走。若能達目的,又多一臂助。”楊闇公更決心把劉伯承吸收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為黨輸送一個傑出軍事人才。

為了擺脫外界的干擾,靜心養病,劉伯承轉到犍為縣五通橋張仲銘的家裡,一面養傷,一面繼續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論。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軍勢力被逐出四川后,劉湘、楊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權,大肆迫害進步人士,吳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輾轉到了犍為。他向劉伯承介紹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革命形勢。這些地區的工農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了工會和農會組織,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堅決鬥爭,革命運動如火如荼。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精誠合作,廣東革命政府日趨鞏固,革命形勢蒸蒸日上。劉伯承怦然心動,決定與吳玉章一同出川,去實際考察革命形勢,考察中國共產黨,再決定是否參加中國共產黨。

1924年秋末,劉伯承和吳玉章等人取道貴州、湖南去上海。期間,他們看望了老朋友熊克武。熊克武動員劉伯承到自己的部隊來,劉伯承斷然拒絕,兩人大吵一架,從此分道揚鑣了。到達上海後,劉伯承很快給楊闇公寫了一封信,敘說自己的見聞和感受。楊闇公感受到劉伯承的思想進步,非常高興,在日記中說:“伯承和熊克武不和了。有今後不作馮婦事之語——他的來信。此公已被玉章收入矣,可喜!”

1925年2月,劉伯承與吳玉章坐火車到達北京,訪問了吳玉章的學生、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趙世炎,以及四川籍中共黨員童庸生等人。趙世炎介紹自己的老師吳玉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劉伯承沒有立即隨吳玉章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是繼續觀察、思考。5月,他們帶著趙世炎的介紹信,再次返回上海,拜見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和秘書長王若飛,向他們詳細瞭解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情況,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又有所加深。

此時,正值“五卅”運動興起。帝國主義鎮壓中國工人運動,殺害工人,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上海20多萬工人舉行罷工,5萬多學生罷課,許多商人罷市。全國幾十個城市都暴發了聲援上海工人的罷工、罷課、罷市。劉伯承被工人階級的反帝愛國鬥爭精神所感染,從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力量和中國的希望,主動向陳獨秀提出,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6月下旬,劉伯承又隨吳玉章從上海經香港到廣州,正巧趕上了省港大罷工。劉伯承從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中,再次深刻地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偉大意義。這半年多來,劉伯承從西到東,又從北到南,通過實際考察,認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地在救國救民,決心跟共產黨走。

7月,劉伯承隨吳玉章返回四川。1926年5月13日,經楊闇公和吳玉章兩人介紹,劉伯承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至此,他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在黨的領導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達6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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