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為何遠赴莫斯科召開？蘇聯有關方面對六大給予了哪些幫助和指導？
中共六大的召開，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由於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當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於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所以，經報請共產國際同意，遂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中共中央領導人到莫斯科後，開始進行緊張的大會籌備工作。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十分重視中共六大的準備工作，給予許多幫助。蘇聯和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斯大林、布哈林親自予以指導。6月9日，斯大林會見瞿秋白、蘇兆徵、李立三、向忠發、周恩來等，正確地解釋了對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的看法。他指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不斷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形勢不是高潮，而是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來、鄧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項英、張國燾、向忠發、王若飛、關嚮應、夏曦、黃平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前革命形勢，以及黨在今後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們的談話，對澄清中共黨內在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對中共六大的召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共六大代表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千里迢迢趕赴莫斯科？
六大代表怎樣安全地到達莫斯科？這在中蘇兩國斷絕外交關係，中國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國民黨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情況下，是一個難題。
為了保證代表們安全抵達，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參加大會的準備工作，共產國際工作人員洛蜀莫夫具體負責保證代表們的旅途安全。他們和中共臨時中央密切配合，在哈爾濱和滿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們過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先後到達上海。中共中央將代表們編成若干小組，或乘蘇聯商船到海參崴，然後從那裡過境，改乘火車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連，在大連轉乘火車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北上滿洲里，從那裡偷越國境進入蘇聯，然後再乘火車赴莫斯科。因為蘇聯商船較少，多數代表都是走上海—大連—哈爾濱—滿洲里的路線。走這條路線危險重重，經常會遇到國民黨軍警特務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蹤盤查，應對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險。
周恩來夫婦的經歷頗具代表性。鄧穎超曾專門撰寫《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一文，對此進行了詳細回憶。那是1928年5月初，周恩來夫婦扮作古玩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輪船去大連。當輪船剛停靠大連碼頭，他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他們進行盤問。首先問周恩來是做什麼的？周恩來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他們攜帶的箱子裡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做生意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周恩來回答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又問到哪裡去？周恩來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幹什麼？答去看舅舅。這幾個人當即讓周恩來跟他們到水上警察廳。在那裡，他們又詳細詢問周恩來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對於這些人的一系列盤問，周恩來鎮定沉著地一一作了回答。
經過這麼一番盤查，日本警察仍沒有完全消除懷疑。在周恩來夫婦乘火車到長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蹤。鄧穎超回憶說：“上車後發現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後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裡，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裡，還在箱子裡呢！很對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
兩度遇險後，周恩來、鄧穎超終於輾轉來到哈爾濱，與李立三等人會合，乘火車到達滿洲里。在蘇聯人的幫助下，他們成功越過國境，到達莫斯科。周恩來夫婦一生多次遇險，但這一次是刻骨銘心的，以至幾十年後，鄧穎超還能把細節回憶得這麼清楚。
歷時一個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們歷經千辛萬苦，大都安全抵達莫斯科。
共產國際片面強調“指導機關之工人化”對六大有何不良影響？
在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優秀的向忠發當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是遵循聯共（布）、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幹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論錯誤指導的結果。
大革命失敗後，聯共（布）、共產國際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違背共產國際的指示，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嚴重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領導機構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產國際認為，工人革命是堅決的，而知識分子脫離實際，政治立場不堅定，左右搖擺。大革命失敗後，八七會議糾正了黨內的右傾錯誤，但緊接著又犯了“左”傾盲動錯誤。這一時期臨時中央負責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識分子，新中央的成員李維漢、周恩來、蔡和森、張國燾、李立三等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這更加強化了共產國際對知識分子的偏見。
與此同時，在中共黨內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輕視、反對知識分子的傾向，把“黨的無產階級化”、“幹部工人化”和“黨的領導機關工人化”作為黨的組織建設的方針。周恩來分析指出：“在‘八七’會議後，就把與機會主義作鬥爭看成了簡單的人事撤換，這種形式主義影響到後來關於領導機關的工人化，把工人幹部當作偶像，對知識分子幹部不分別看待。”
中共六大是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決定準備召開的。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六大進入實際準備階段。該決議規定了六大代表的選舉辦法，包括“各省黨部選派代表以500黨員選出一代表為標準，500人以下的黨部，亦得選一有表決權的代表；無表決權的代表各省黨部亦得選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出席大會代表必須入黨一年以上的方能當選”等。
到了1928年3月底，共產國際來電同意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樣，開會地點才最後確定下來。但由於當時環境十分險惡，加上時間倉促，4月份代表就得啟程，而這時多數省份還沒有選出代表，因此來不及按照原選舉辦法進行選舉。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兩次開會討論六大代表名額的分配和代表人選問題，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共產國際提出代表人數應為100至110人。根據這個總人數，會議決定黨員多的省份和大省，每500名黨員選派1名代表，各省青年團出席人數為廣東、江西、湖南、江蘇、順直等省各2人，河南、山東、陝西、四川、福建、浙江、滿洲等省各1人。會後，正式發出通告給各省，進行代表的推舉。而據李維漢回憶，“除了廣東、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開會選出來的，其餘大多數是中央指定的。”
正如周恩來後來總結的，確定六大代表人選的工作是有缺點的，主要有兩條：一是太重視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佔多數，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幹部犧牲很多，有些做實際工作的領導同志又調不出來，所以很多是從支部中找來的代表。大革命後，支部負責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犧牲或離開了，所以許多人是很弱的，經過大革命鍛鍊的人不多。二是沒有把當時有革命經驗的幹部集中起來參加六大。如果多去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實際問題和意見。但當時覺得國內工作更重要，許多同志就沒有去。
六大代表的推選太重視工人成分，六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同樣如此。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別強調指出：“向忠發同志，他不是知識分子，是個工人；不是機會主義者，是個革命者。”周恩來說：“布哈林在大會上作報告罵張國燾和瞿秋白同志，說他們是大知識分子，要讓工人幹部來代替他們”，“他這話在當時和以後影響都非常不好”。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始終參與六大並貫徹共產國際的意見，他也極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另外，向忠發在大革命時期領導武漢工人運動，作出了一定成績，並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蘇聯期間的工作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這樣，共產國際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做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自然毫無阻力地被全黨接受了。
中共六大會址究竟在莫斯科哪裡，會址現狀如何？
關於中共六大會址，國內一般只含糊地說在莫斯科近郊一座舊式貴族莊園，而具體到村鎮名稱則有“茲維尼果羅德鎮”（位於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於莫斯科南部）兩種說法。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參加六大的許多當事人，如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飛等，在回憶六大時，只簡單地說在莫斯科召開，或者說在莫斯科近郊召開，而沒有說明詳細地名。就是記述較為詳細的張國燾，也在《我的回憶》一書中寫道，記不得六大會址的名字了，“這所過去屬於貴族地主的莊園，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農舍，阡陌蔥綠，呈現著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關於“茲維尼果羅德鎮”說，最早出自盛嶽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這本書是1971年在美國出版的，1980年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翻譯出版發行。盛嶽在“中山大學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一章中專門談到六大會址。書中寫道：“一個出席黨的六大的東方共大學生回憶說，大會會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不遠的一座鄉間別墅。這座鄉間別墅原來是沙皇時代一個地主的財產，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銀色別墅’，因其白牆在陽光下光耀奪目而得此名。”
盛嶽於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和工作。1934年，他在上海被捕後叛變，全國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是近40年後寫的。他在書中也稱，不得不大部分依靠記憶，其妻秦曼雲“對關於黨的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貢獻尤為可貴”，因秦當時是從中山大學調去參加黨的六大準備工作的學生之一。但秦自己則說，她連六大會址附近火車站的名稱都記不得，“畢竟已事隔40年”。
由此，國內眾多著述在介紹中共六大會址時，大多借用盛嶽書中的說法，甚至對會址及其周邊場景的描述都完全相同或相似。只有極少部分著述採用“五一村”的說法，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就認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那羅福明斯克城附近的波烏麥斯基村舉行”（“波烏麥斯基”即是“五一”的俄語音譯——引者注）。
1999年9月，筆者參觀過中共六大會址。清楚記得，當時的路牌上標的就是“五一村”。在俄羅斯網站上查找中國國內革命戰爭的歷史資料，也說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開。
同時，盛嶽書中對中共六大會址及其周邊環境的描述，符合我們參觀的五一村中共六大會址特徵，而具體地名不符，估計是那位“出席黨的六大的東方共大學生”搞錯了，或者是由於年代久遠，盛嶽本人或是其妻記錯了。並且，雖然兩種說法所稱的地點名稱不同，但所用的圖片卻是相同的，事實上都是五一村中共六大會址的三層樓。因此，關於中共六大會址的爭議，應當說可以釋疑了。
後經努力，終於找到了三份能夠明確證明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開的原始檔案文獻：《米夫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來在黨的六大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28年7月19日）。這三份檔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
如今，六大會址莊園大門的兩根柱子殘跡仍在。在歲月長河的侵蝕中，這個曾經輝煌的俄羅斯舊式貴族莊園，日漸破敗和衰落。3年前，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時，向時任俄羅斯總理普京提出，在中共六大會址建立紀念館，得到普京熱情支持。3年來，在普京和俄羅斯政府關注和推動下，在雙方共同努力下，這一願望今天變成了現實。
鏈接：中共六大召開的背景、概況及歷史意義
1927年7月15日，中共五大閉幕後兩個月，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餘人。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8月，黨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中央臨時政治局選舉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為常委，瞿秋白為主席。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瞭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中國革命進入黨獨立領導創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新時期。黨先後發動和組織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近百次武裝起義，創建農村根據地。但是，這時的革命形勢依然處於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沒有認清形勢。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錯誤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1928年4月，這次“左”傾盲動錯誤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在此前後，在如何認識當前的社會性質，以及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首都莫斯科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正式代表84人。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報告。
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大會明確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會議認真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從而在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上澄清了黨內長期存在的錯誤認識，對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毛澤東後來曾評價說：“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為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佈了十大綱領等，這些都是正確的。”同時，六大也存在一些缺點。一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缺乏正確認識，否認存在中間營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二是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四是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儘管六大存在著上述缺點，但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
六大以後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中國革命出現走向復興和發展的局面。
（作者李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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