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 五味十字的藻露堂 赵利文 摄
从我懂事起，便知道了母亲的病。我的懂事与母亲的病是一同进入我记忆的。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比如灶台、桌子上，可见一包包用来为母亲治病的中药，还有用来熬药的砂锅、滤药的细铁网笼等专用的器具。我知道病对于母亲和我们家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西安上个世纪70年初期的夏日黄昏，有一种孤独的味道只属于我个人。在我与邻居伙伴在城河边或城外狂喜地玩完一天之后，每当靠近我家住的院子附近，空气中熬中药散发出的味儿便愈浓烈。这样的味道我再熟悉不过，它从黄昏到早晨一直都萦绕着我。我立刻会从先前的高兴与快乐当中回到自己的焦虑中。
在我没有上学前，母亲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医院而不是公园。疾病这个对人体来讲最可怕的东西，是我早先所接触到的启蒙教育。在医院里，随处可见在其以外根本无法看见的东西。医院在和平美好的日子里，隐匿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绝望。在医院一切从绝望开始，才有可能从中走出。如若仅仅重合于其中的绝望，就此便会迷失于其中。
我对西安南部甚至更远地方的医院熟悉的程度胜过那些地方的公园。南院门医院，位于当时的公社（现如今叫街道办事处）与银行之间，类似现在的社区医院。坐北朝南，正门直面大车家巷口，离我家距离最近，只需从我家向西走过大车家巷，就能在15分钟内赶到。母亲心口痛得突然，最方便去的就是南院门医院。在南院门医院向东不远的粉巷口，是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通常母亲感到病情加重或不见减缓时，才去第一人民医院。南院门医院虽小，但中西医合科，情况混杂，没有医院特殊的气息，也没有住院的病人。第一人民医院夏天的来苏水气味刺鼻，冬天洗衣房的蒸汽特别浓烈。
或许是由于我母亲的家族中，有过近亲婚姻的缘故吧，到我母亲身上，自小就患上了一种先天性心血管狭窄、心脏瓣膜畸形和心肌缺血的病症。在她年轻的时候，这种病还拿不住她，只是在劳累和情绪紧张时发作，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犯病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程度更加严重。从最初的胸口憋闷，疼痛难耐，呼吸急促，到最后形成心衰，已无力支撑住自己身体的呼吸了。
“文革”初期，我的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在西安。一度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我们一家靠变卖母亲结婚时的陪嫁过日子。到后来再也无法维持住一家的生计，母亲便不得不到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她除了操持我们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照料我们的生活外，当时还兼做我们那条街道居委会的工作。那时候，母亲每天天不亮起床，准备好家里一天吃用的东西后，便去到街道工厂上班。晚上回到家，忙完家里的事情，又同居委会的大妈去巷子里巡逻，帮助调解邻里间的纠纷，为巷子里的孤寡老人服务。
母亲心脏犯病多数都自己扛着。心口痛得实在受不了，就吃两片去痛片，脸色白得吓人，豆大的汗珠从头顶往下淌，情况十分可怕，母亲却从不作声。母亲所经历的每一次病痛，在我都像是遭受电击一样。她的痛，比我的痛还要更加疼痛。我不得不带着这样一种比心灵之痛还要更加复杂的感受，度过自己的童年。
西安城南的中药店，在那个时候都被我跑遍了。有时候，为了一味药，我得从五味什字的藻露堂，跑到竹笆市的达仁堂，按照药味和剂量的要求配好，再从达仁堂赶回藻露堂，补齐所缺的种类，然后赶回家，将其中的一包在药锅里泡好，放在炉子上用武火煎开，再用文火慢慢熬，为的是母亲尽早能喝上。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过旧历年前，母亲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我放学后，为母亲取回药，在她的床前，为她端上了一碗热腾腾的药汤。母亲接过碗，没有立即喝下，只是背过身子了好一会儿。我也不敢看一眼母亲。我相信那一刻母亲流泪了，也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
前些天，我回到了母亲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在角落里又看见了母亲用过的药锅，上面已布满了灰尘。我用手在它的表面摁了几下，我看见自己的指纹清晰地印在了上面。一旦想到母亲与生俱来的疾病，没有办法根除，我立刻就会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态，无法排解内心的忧郁。
疾病所造成的恐惧与危害，并不只存在于它可见的形式中。它在人的血肉里爆发，在不可见的精神领域不断投射影响。真正可怕的不是病，而是它的不可预期，难以把握的变化。它的意外，它的独特，它所造成的无法辨别的漆黑的暗夜感，所有这些比病本身更为可怖。就这样，我在母亲所经历的病痛中长大了。也许对别人来讲，那样一段时间毫无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母亲的病，给予我所拥有的那一段时光以内容。
（来源：2018年03月21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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