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 五味十字的藻露堂 趙利文 攝
從我懂事起，便知道了母親的病。我的懂事與母親的病是一同進入我記憶的。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比如灶臺、桌子上，可見一包包用來為母親治病的中藥，還有用來熬藥的砂鍋、濾藥的細鐵網籠等專用的器具。我知道病對於母親和我們家都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西安上個世紀70年初期的夏日黃昏，有一種孤獨的味道只屬於我個人。在我與鄰居夥伴在城河邊或城外狂喜地玩完一天之後，每當靠近我家住的院子附近，空氣中熬中藥散發出的味兒便愈濃烈。這樣的味道我再熟悉不過，它從黃昏到早晨一直都縈繞著我。我立刻會從先前的高興與快樂當中回到自己的焦慮中。
在我沒有上學前，母親帶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醫院而不是公園。疾病這個對人體來講最可怕的東西，是我早先所接觸到的啟蒙教育。在醫院裡，隨處可見在其以外根本無法看見的東西。醫院在和平美好的日子裡，隱匿著一種不易察覺的絕望。在醫院一切從絕望開始，才有可能從中走出。如若僅僅重合於其中的絕望，就此便會迷失於其中。
我對西安南部甚至更遠地方的醫院熟悉的程度勝過那些地方的公園。南院門醫院，位於當時的公社（現如今叫街道辦事處）與銀行之間，類似現在的社區醫院。坐北朝南，正門直面大車家巷口，離我家距離最近，只需從我家向西走過大車家巷，就能在15分鐘內趕到。母親心口痛得突然，最方便去的就是南院門醫院。在南院門醫院向東不遠的粉巷口，是西安市第一人民醫院，通常母親感到病情加重或不見減緩時，才去第一人民醫院。南院門醫院雖小，但中西醫合科，情況混雜，沒有醫院特殊的氣息，也沒有住院的病人。第一人民醫院夏天的來蘇水氣味刺鼻，冬天洗衣房的蒸汽特別濃烈。
或許是由於我母親的家族中，有過近親婚姻的緣故吧，到我母親身上，自小就患上了一種先天性心血管狹窄、心臟瓣膜畸形和心肌缺血的病症。在她年輕的時候，這種病還拿不住她，只是在勞累和情緒緊張時發作，隨著年歲的增加，母親犯病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程度更加嚴重。從最初的胸口憋悶，疼痛難耐，呼吸急促，到最後形成心衰，已無力支撐住自己身體的呼吸了。
“文革”初期，我的父親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孩子在西安。一度父親的工資被扣發，我們一家靠變賣母親結婚時的陪嫁過日子。到後來再也無法維持住一家的生計，母親便不得不到一家街道工廠做工，她除了操持我們四個孩子的吃穿用度、照料我們的生活外，當時還兼做我們那條街道居委會的工作。那時候，母親每天天不亮起床，準備好家裡一天吃用的東西后，便去到街道工廠上班。晚上回到家，忙完家裡的事情，又同居委會的大媽去巷子裡巡邏，幫助調解鄰里間的糾紛，為巷子裡的孤寡老人服務。
母親心臟犯病多數都自己扛著。心口痛得實在受不了，就吃兩片去痛片，臉色白得嚇人，豆大的汗珠從頭頂往下淌，情況十分可怕，母親卻從不作聲。母親所經歷的每一次病痛，在我都像是遭受電擊一樣。她的痛，比我的痛還要更加疼痛。我不得不帶著這樣一種比心靈之痛還要更加複雜的感受，度過自己的童年。
西安城南的中藥店，在那個時候都被我跑遍了。有時候，為了一味藥，我得從五味什字的藻露堂，跑到竹笆市的達仁堂，按照藥味和劑量的要求配好，再從達仁堂趕回藻露堂，補齊所缺的種類，然後趕回家，將其中的一包在藥鍋裡泡好，放在爐子上用武火煎開，再用文火慢慢熬，為的是母親儘早能喝上。我記得有一次，大概是在過舊曆年前，母親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我放學後，為母親取回藥，在她的床前，為她端上了一碗熱騰騰的藥湯。母親接過碗，沒有立即喝下，只是背過身子了好一會兒。我也不敢看一眼母親。我相信那一刻母親流淚了，也是我記憶中唯一的一次。
前些天，我回到了母親曾經居住過的房子，在角落裡又看見了母親用過的藥鍋，上面已佈滿了灰塵。我用手在它的表面摁了幾下，我看見自己的指紋清晰地印在了上面。一旦想到母親與生俱來的疾病，沒有辦法根除，我立刻就會從一種狀態，進入到另一種狀態，無法排解內心的憂鬱。
疾病所造成的恐懼與危害，並不只存在於它可見的形式中。它在人的血肉裡爆發，在不可見的精神領域不斷投射影響。真正可怕的不是病，而是它的不可預期，難以把握的變化。它的意外，它的獨特，它所造成的無法辨別的漆黑的暗夜感，所有這些比病本身更為可怖。就這樣，我在母親所經歷的病痛中長大了。也許對別人來講，那樣一段時間毫無意義。正是在這一點上，母親的病，給予我所擁有的那一段時光以內容。
（來源：2018年03月21西安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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