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中，有两首诗论及笔法问题。
其一曰：
少谈汉魏怕徒劳，
简牍摩挲未几遭。
岂独甘卑爱唐宋，
半生师笔不师刀。
这首诗里启功先生提出“师笔”说，表述了他学书的取法观。
在另一首论书诗里，启功先生进一步阐明师笔方法：
题记龙门字势雄，
就中尤属始平公。
学书别有观碑法，
透过刀锋看笔锋。
一首诗提出观念，一首诗提出方法，“师笔”说表达了启功先生重要的书学思想，读之令人豁然开朗。
无论学碑还是学帖，根本问题是笔法，“师笔”抓住了书法学习的核心。墨迹笔法清晰，一目了然，碑刻笔法则需要透过刀锋看到笔锋，这是我们习书时需要认真对待和冷静思考的。有人因为启功先生书法风格秀逸，认为他专注于师法墨迹，反对临习碑刻，其实并非如此。
01
学书需知“刀毫”之别
启功先生所说之“笔”当指古代法书墨迹。墨迹笔法明了，古人运笔的每一个细节毫发毕现，易于摹写。“刀”指刀刻之碑志，是在笔法的基础上二次加工，笔画变得方峻爽利，不足之处是刀法掩盖了笔法的一些细节。学碑与学帖孰优孰劣，历来争论不休，各执一词。
研读启功先生的学书经历后会发现，其书法学习是博采众长的，他在一首诗的注中有这么一段话：
余六岁入家塾，字课皆先祖自临《九成宫碑》以为仿影。十一岁见《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其后杂临碑帖与历代名家墨迹，以习智永千文墨迹为最久，功亦最勤。
“杂临碑帖”，表明启功先生早年大量师法碑刻。
魏碑之中，启功先生尤其珍爱《张猛龙碑》，曾写六首绝句赞美之，并多次题跋。“书法超妙”“异代赏音”是启功先生对于《张猛龙碑》的评价，足见他对此碑文的极度推崇。
启功先生的“师笔”与“师刀”之说并非仅限于表层含义，其中体现的深刻内涵是：如何正确对待墨迹与碑刻的优劣得失，如何正确建立墨迹与碑刻之间的笔法联系，如何做到透过碑刻的刀法表象抓住笔法的实质。
启功有言：
余学书，仅能作真、草、行书，不懂篆、隶。友人有病余少汉、魏金石气者，赋此为答。且戏告之曰，所谓金石气者，可译言“斧声灯影”。以其运笔使转，描摹凿痕；结字纵横，依稀灯影耳。
启功先生不是“不师刀”而是反对机械地摹仿，“拓秃石刻之矫揉”不是笔法的原生态和根本，反而破坏了书写的真实状态，二次加工和锤拓带来一些偏差，不能得到笔法真面目。
书法学习需要忠实原作的风格特点，从笔法角度解析，墨迹较之碑刻一目了然。
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第一百首写道：
先摹赵董后欧阳，
晚爱诚悬竟体芳。
偶作擘窠钉壁看，
旁人多说似成王。
这首诗阐述了他的学书经历，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对于碑帖的广泛涉猎。启功认为碑不是不可学，而是有“刀毫之别”，取法不对者容易误入歧途，师笔在于辨“刀毫”。
02
笔意在“精”与“活”
笔法是书法要素之一，毫锥因为其柔软产生丰富的提按变化，表现出灵活多变的起、行、收之形态。启功先生认为笔意之要旨在“精”与“活”。“精”在精准、精到，墨迹较之石刻，优势明显，“活”在多变，有了“变”就有了生动，墨迹更直观，碑刻则易多变。
启功先生《论书札记》中有云：
仆于法书，临习赏玩，尤好墨迹。或问其故，应之曰：“君不见青蛙乎。”人捉蚊虻置其前，不顾也。飞者掠过，一口而吸入。此无他，以其活耳。
一个“活”字，点出了临习墨迹法书之精髓：笔法、结体均活灵活现，绝去了描摹凿痕之弊。
青蛙之所以吸入飞掠之蚊虻，是因其活而生动，笔法也正是如此。书写出来的墨迹，笔法明确，提按顿挫清晰可见，学者观之，可以了然于心。“师笔”之“笔”意在于此，正是启功先生“师笔”思想之基础。
启功先生还更深层次地阐明了墨迹与碑刻中笔法和结体的关系。
运笔要看墨迹，结字要看碑志。不见运笔之结字，无从知其来去呼应之致。结字不严之运笔，则见笔而不见字。无恰当位置之笔，自觉其龙飞凤舞，人见其杂乱无章。
师笔之墨迹因其“笔毫使转，墨痕浓淡，一一可按”，墨迹的运笔是碑刻所无法表现的，碑志的结体法度谨严或体势多变，刀刻之迹的丰富亦是墨迹所不及。故临碑与临帖当各有取舍，两者之间要相互借鉴。唐楷的法度成为后世之楷模，然唐楷也多以碑刻传世，能体现墨迹笔法精到者，当推唐代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写经书法，启功先生对唐写经评价很高：
唐人楷书高手写本，莫不结体精严，点画飞动，有血有肉，转侧照人。校以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所不及者官耳。
所以，师法墨迹表现丰富的笔法，师法碑刻重在多变的结体，此所谓“活”也、“仙迹”也。
03
心目能辨方为上
对于学书者来说，目之能辨在于外形，心之能辨则在于内理。目所能见的是笔画的外在形态，是直观的、表象的，不一定是笔法的真实面目。心所能辨析的是实质，是内在的，是笔法的核。抓住核心要靠心辨，透过现象看本质，将不合理的或者错误的因素去掉，心目能辨方为上。
墨迹与碑刻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是原始状态，另一个是二次加工。墨迹本身就是最原始状态的直接展现，而碑刻则附加了许多人为的因素，故碑刻之弊前人论者很多。米芾曾有“石刻不可学”之论（《海岳名言》）。米芾笔法精到，丰富多变，于墨迹受益最多。
宋 米芾 行书《三札》卷（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何良俊云：“石刻多是将古人之迹双钩下来，背后填硃，摹于石上，故笔法尽失，所存但结构而已。若辗转翻勒，以讹传讹，则并结构而失之。”（《四友斋丛说》）何氏认为石刻由于辗转翻勒，笔法尽失，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人美书谱 多宝塔碑》书影
陈玠云：“余尝说晋、唐小楷，经宋、元来千临百模，不惟笔妙消亡，并其形似都失。”（《书法偶集》）这一点启功先生是持赞同态度的：“《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乐毅论》等小楷帖，先不论其是否王羲之书。即其摹刻之余，点画形态，久已非复毛锥所奏之功。以其点画既已细小，刀刃不易回旋，于是粗处仅深半黍，而细处不逾毫发。迨捶拓年久，石表磨失一层，于是粗处但存浅凹，而细处已成平砥。及加蜡墨，遂成笔笔相离之状。譬如‘人’字可写以成‘八’，‘十’字可写以成‘卜’。观者见起斑剥，以为古书本来如此，不亦傎乎。”
《人美书谱 颜勤礼碑》书影
较之陈玠，启功先生论述更加具体，笔法之失，除了刀刻失真，还有捶拓年久而磨失，出现笔画相离的现象。对于学书者来说，不加辨别，则失之远矣。因此，启功先生反对囫囵吞枣、不加分析地临习碑刻，造成“如周身关节，处处散脱”的现象，而要目之以形，心辨其刀毫。
《人美书谱 玄秘塔碑》书影
“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惟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临信本”之言可见启功先生对于学习碑刻的观点是辩证的，并非一概不能学，而是要“心目辨刀与毫”，眼睛所看到的是刀刻之形，而心里通过外形辨其笔毫之态，这是对“透过刀锋看笔锋”最好的诠释，体现了启功先生辩证的书学思想。
启功临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启功的“师笔”思想与陈垣有直接的关系。陈垣先生是启功先生的恩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启功先生曾受教于陈垣先生。在《书艺承闻录》中，有一段话表述了他们之间的艺承关系：“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魏碑。陈老师生平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出公羊学的观点；对于书法，则非常反对学魏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勉强用毛锥去摹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陈垣先生是大学问家，他对于北碑没有什么偏恶，而是反对这些碑刻经后世屡翻刻越发失真。失真之书于学书无益，启功先生反对这种“师刀”，与师承影响不无关系。
“师笔说”是启功先生重要的书学观念，体现其笔法的深刻理解。“透过刀锋看笔锋”是启功先生“师笔”的进一步阐释，透过现象抓本质，对当下学书很有借鉴意义。
文章摘自《书法教育》2018年第4期
《论启功“师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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