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申請結束都會有許多牛娃被報道，像哈佛女孩郭文景、牛劍姐妹花等等。家長們紛紛拿起“放大鏡”研究他們的成功路徑，但忽略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有些“經驗”根本無從複製，因為在我們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地方，處處都是家庭和出身的比拼。
文 | 克里斯
中國學生被美國常春藤盟校錄取的情況，總是牽動著無數學生和家長的心，而像哈佛、耶魯這樣的世界頂尖名校，無論是哪家的少年少女順利考取它們，也會立刻戴上“哈佛女孩”、“耶魯男孩”的金冠，成為媒體追捧的對象和家長“取經”的榜樣
然而，當媒體熱烈地讚美著“別人家的孩子”，家長們拿著“放大鏡”研究著他們的成功路徑時，卻可能會忽略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我們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地方，處處都是家庭和出身的比拼，一個孩子優秀努力的程度與能夠到達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從TA一出生時就已經註定。
被媒體“坑慘”的哈佛女孩
被媒體讚美和追捧的“哈佛女孩”有很多，但因過度讚譽而導致“負面效果”的，卻不算太多。
而杭州二中的郭文景，就可以說是其中一個。
2015年，這個杭州女孩在一夜之間獲得了極大的曝光量和讚歎欽佩的目光，不因別的，只因她成了那一年唯一一個被哈佛提前錄取（Early Decision）的“中國學生”。
事實上，那一年被哈佛提前錄取的還有來自上海中學國際部的一位學生Annabel Yao，但由於她已非中國籍，所以沒有引起更大的轟動。
僅僅從成績來看，郭文景的表現也足夠搶眼，完美詮釋了什麼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高一獲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浙江省賽區）一等獎；北美編程邀請賽第二名，超過了絕大多數來自哈佛、斯坦福等大學代表隊；美國國家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冠軍；愛好廣泛，如帆船、滑雪、高爾夫、救生技能等。
面試她的哈佛大學中國秘書長湯玫婕，絲毫沒有掩飾對這個小姑娘的欣賞：
“我在中國區面試6年，她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她的計算機水平，放在美國同年齡的女程序員中，也是最頂尖的。她在美國大學預科考試中5門滿分，英語非常流利，顏值還高，簡直近乎完美。”
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媒體自然是一窩蜂地湧向了郭文景的家人，郭文景的父母說他們傾向於素質教育，從不在意考試成績，而更加註重培養孩子的愛好等等……
“哈佛女孩”的榜樣力量是強大的，可當家長們紛紛記下“教育法則”時，另一個消息曝光：原來，郭文景是美國自然出生公民，持有綠卡，而其母親也是MIT畢業的高材生，父親則是成功的企業家，家境殷實。
而這一切的關鍵信息，都並未出現在最初的報道里。也許是當地媒體急著樹立榜樣，在有意無意之間忽略掉了這些最重要的事實。
換言之，那一年根本就沒有中國國籍的學生被哈佛提前錄取，這從頭到尾，就是個一流美國大學將自家優秀的美國學生收入囊中的故事。
原本一碗好好的“勵志雞湯”，就此變了味。雖然不能否認這個孩子本身的優異，但“美國國籍”和“家境優渥”這兩點，確實決定了她比同等條件下的中國學生，更容易叩開哈佛的大門。
要知道，美國常春藤盟校錄取的本國學生數量幾乎是外籍學生的9倍之多，而郭文景殷實的家境，又能為她自由探索興趣愛好和人生方向提供堅實的資金支持，去美國比賽、參加夏令營、學習新技能的背後，都離不開豐厚財力。
人們的反應，也從讚美追捧變成了嘲笑和攻擊，“哈佛女孩”彷彿在剎那間墜落凡間，成了最諷刺的那個存在。
當然，作為故事主人公的郭文景是沒有必要理會外界眼光的，她本身已經足夠優秀，又有著同樣優秀的父母和優渥的家境作為支撐，相信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只會越走越好。
可對於喜歡追逐和模仿的普通人來說，“郭文景”們帶給我們的影響，卻遠未結束……
窮人不配擁有的“素質教育”
曾幾何時，我們的媒體和受眾越來越喜歡沉迷於各式各樣的“勵志雞湯”，這種“雞湯”不僅好喝，還很容易找到共性。
被牛津劍橋雙雙錄取的溫州姐妹花馮亞晞和馮亞晗，也曾在升學前獲得了人們極大的關注。
這對溫州姐妹花不僅顏值高，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學霸，從小就十分淘氣，姐姐在初中數學考試中，甚至還拿過17分的“驚人”成績。
當被媒體問及女兒被名校錄取的秘訣時，她們媽媽驕傲地說：“她們靠的是自己的性格。” 媒體報道中也提到，她們的父母從來不在意考試和分數，而是推崇放養式的素質教育——“我們喜歡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帶孩子周遊世界，而非悶在家裡埋頭寫作業”。
無法否認的是，這份“素質教育”背後，依然有優渥家境的支撐和良好教育資源的堆砌：小學讀的是貴族學校；初中讀的是貴族學校的國際班，一學期學費是8萬元人民幣；去美國讀私立高中，每年學費是50萬人民幣。
2014年，官方曾發佈一組數據，通過對13946個家庭的抽樣調查得出：中產階級家庭僅佔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如果把年入50萬當作中產階級的准入門檻，真正能負擔得起溫州姐妹花式的“素質教育”，讓孩子讀私校、環遊世界，恐怕也得是“千分之一”裡的佼佼者才行。
無獨有偶，把三個兒子送進斯坦福的香港歌手陳美齡，也是放養式“素質教育”的支持者和踐行者，她在無數次的演講和分享中提到，不要給孩子報名上學習培訓班，而應把錢節省下來帶孩子出去旅遊，讓TA長見識才更重要。
但我們也不能忘記：陳美齡本就是從斯坦福畢業的教育博士，除了是紅遍亞洲的老牌歌手，她還擁有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等多重身份，甚至還曾被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約談，鼓勵她參選下一屆香港教育局局長，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名流精英。
在精英母親的薰陶下，從小就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三個孩子，其實早就已經“生在羅馬”。在母親所處階級及附帶資源的影響下，最終被斯坦福大學錄取，才是最正常不過的結局。
雖然這個事實很殘酷，但這就是“文化資本的隱性遺傳”，精英的孩子依舊是精英，無可辯駁。
多年來擔任哈佛大學招生工作負責人的William Fitzsimmons曾說：“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們，期待依靠接受一流教育進入上層社會，我對此無能為力，相反的，我只是待在招生官的位子上，保證上層社會的孩子可以留在上層社會的‘良性循環’裡。”
高大上的“素質教育”，對於身處社會底層的“窮人”來說，恐怕仍是難以企及的奢侈品。
當階層固化愈演愈烈，
剩下的人怎麼辦？
說到底，“哈佛女孩”、“牛劍雙胞胎”、“斯坦福三兄弟”究竟有沒有借鑑意義？當然是有的，但它們更多地只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參考，並不能成為現成的模仿對象。
而這些故事裡的主人公——那些比你有錢又比你努力的同齡人，也早已帶著他們的詩和遠方，把普通人微末的努力深深踏進塵土裡。
當階級固化愈演愈烈，剩下的人又該怎麼辦？
第一個登上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臺的中國學生何江，可以說是打破階級壁壘、成功實現逆襲的典型。考慮到他出生於湖南鄉村一個沒水沒電的農莊，父母還是沒有文化、靠打漁織網為生的普通農民，他能從鄉村走向哈佛，這背後付出的，一定有難以想象的拼搏和努力。
而在何江中學時代的書單裡，卻有《萬曆十五年》《流動的盛宴》《人類簡史》《自私的基因》《局外人》這些頗有深度的作品悄然存在。何江對閱讀的興趣也來自於家人的鼓勵，父母雖然不識字，卻喜歡聽兒子讀課本上的故事，晚飯後他們一家人只會圍著一張小桌，陪孩子讀書。
何江承認，是閱讀的助力讓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刷新三觀，認識到外面廣闊的世界，也正是從書中汲取的養分修煉了品性，讓自己能夠在一次次文化衝擊中應對自如，培養出自信。
因寫作樸實無華的《我是範雨素》而紅遍網絡的“北漂”育兒嫂範雨素，也是通過閱讀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走向。憑藉在閱讀中收穫的好奇心和勇氣，她下定決心離開蒙昧的前夫和凋敝的故鄉，奔往充滿自由和文化氣息的北京。
在那裡，這個連小學都沒畢業的“農村婦女”嘗試著拿起了筆，像她所讀到書籍的作者那樣，“我以我手寫我心”，閱讀和文字沒有門檻，書籍給予她的靈性和張力，阻斷了一位普通女性在固有生活中越陷越深的不幸輪迴。
《北京摺疊》的作者、清華博士郝景芳說，閱讀讓人通透，給人更大的視野和更高的眼界，感悟到認知侷限之外的東西。用她的話來講：“就像一束統籌萬物的光，照亮眼前的抽象乏味，讓它們有了色彩。你知道自己為什麼學，為什麼來世上，又將去往怎樣的方向。”
美國教育部的網站上，也清清楚楚地寫著：“能夠閱讀的孩子，是能夠學習的孩子，能夠學習的孩子終將會在生活中獲得成功。”可惜的是，中國人年均讀書量在全球墊底，而我們的下一代，閱讀量也僅僅為美國孩子的1/6。
在互聯網如此發達的年代，閱讀明明是最方便、最容易、也是最沒有門檻的事情，畢竟在同一本書面前，無論貧富貴賤，人人平等，它亦象徵著某種打破天花板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普通人也可以通過努力去踐行。
我們當然可以模仿和追隨精英家長們的“素質教育”，可那道殘酷的溝壑依然存在，並不會因此而消散。與之相比，珍惜並實踐那些為數不多的上升機會，為了那一絲打破壁壘、“逆天改命”的希望而拼一把，也許才是比盲目的模仿、嫉恨的抱怨乃至心灰意冷的自暴自棄，更珍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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