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沒有工作餐？南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裡有這樣一則故事：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這則筆記說，南渡之初，呂頤浩（字元直）當宰相時，堂廚是每天花費四千個銅錢；而到了秦檜（字會之）執政時，伙食標準則翻了十倍，摺合四十餘千銅錢。而且規定根據各人官階不同，堂食標準也不同，所以也就會不成餐了。時任禮部侍郎的胡寅（字明仲）發牢騷說：“我倒是想陪吃，可沒機會了啊！”
這裡面提到了“堂食”。“堂食”又名“堂饌”，是唐宋時朝會過後在政事堂提供給群臣的公費工作餐。
說起來，古代的工作餐制度最早起源於東周時代。《國語·楚語下》載：“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即肉乾）一束、糗（即乾糧）一筐，以羞（進獻意）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子文是當時的令尹，相當於宰相；後來這工作餐就成了慣例，而且不限於宰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五載：唐代宗時，元載、王縉為宰相，代宗每天皆賜以內廚御饌，可夠十人食用，後遂為定製。後來，元載伏誅、王縉被貶，新任宰相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乞停賜饌。”代宗許之。常袞又欲辭堂封（唐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相當於年終獎），引起同僚強烈反對。時人諷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常袞是個清高孤傲的宰相，他不妄交遊，但為政苛細、崇尚節儉。他先是奏停賜饌，然後又欲辭堂封，自然引起了其他同僚的異議，他們認為常袞是自己無能，朝廷給官員厚祿，是用來養賢人的，你若沒這個能力，該辭的不是厚祿，而是應當辭職。
唐代宗後的憲宗、穆宗朝，一仍其例，照舊提供堂食。唐人李肇的《唐國史補》卷下載：“元和（憲宗年號）已後，悉去舊儀，唯乘馬入省門如故。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這堂食的範圍從十人擴大到了宰相百僚。
這個常袞“奏停賜饌”的例子在國家有難時成了群臣態度的一塊試金石。《宋史》載：熙寧元年，宰相曾公亮以“河朔一帶因災受害，國家用度不足”為由，請求皇上對兩府官員“不賜金帛”。神宗讓翰林學士們商議，王安石和司馬光就以常袞停饌的例子爭論了起來——
司馬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昔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王安石以“辭堂饌”的典故為例，認為“國用不足，並非急務，當務之急是找到並任用善於理財之人”；司馬光則認為救災當緊、國家財政緊張，當然應該從身邊做起，先停賜金帛。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弄得神宗一時也六神無主，最後神宗答曰：“朕的意見與司馬光相同，今且以不允答之。”
一頓堂食是免還是不免，就能引出一大通有關國計民生的爭議，可見這堂食的興廢茲事體大。
按說堂饌的伙食還是挺好的，蘇東坡在惠州時，曾給弟弟子由寫信：“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眾狗不悅矣。”
但也有人嫌這工作餐不好吃，五代後漢時的宰相蘇逢吉早已吃不慣這些堂食了，他開起了小灶。《新五代史·漢臣傳·蘇逢吉》載：“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
也有官員對堂食極為滿足，民初孫靜庵的筆記《棲霞閣野乘》載：一日會食軍機處，同列有徵唐宋宰相堂餐故事者，時任大學士的劉墉忽朗吟曰：“但使下民無殿屎，何妨宰相有堂餐。”殿屎（xī），愁苦呻吟。這裡是說只要民眾沒有呻吟聲，何妨宰相們天天吃堂食呢。劉墉是不是有些過分標榜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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