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中國經濟數據發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降引起一些人關注，與此同時，市場上方便麵、榨菜、二鍋頭銷量上升。有人發表高論，說這是消費降級，因為經濟形勢趨緊，一些人缺錢，只好減少消費，吃的也差了。
在推動“消費升級”還沒有幾年、“消費升級”才剛剛啟動的情況下，就出現“消費降級”的說法，不能不令人擔憂。要知道，如果讓這樣的說法流行，會對居民的消費預期、生活預期等都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對“消費升級”產生嚴重製約。
“消費降級”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消費升級”似乎成了眼下流行詞。在不少人看來，吃著涪陵榨菜，喝著二鍋頭，出門共享單車，購物拼多多……
這些自身或身邊人的生活細節，映射出的問題無一不是，因為口袋癟了，老百姓不得不購買和消費那些低價商品，節儉度日。
支撐消費降級的數據很多，比如涪陵榨菜和生產二鍋頭的順鑫農業利潤大漲、股價暴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創15年新低，等等。
那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放緩，是否就意味著“消費降級”的出現呢？顯然，這是對消費現象的誤讀，是沒有全面、客觀、理性分析消費現狀，沒有看到消費者消費觀念轉變等積極因素得出的錯誤結論，或者說不客觀結論。
我們並不否認，房價和房租的上漲、股市的低迷、供需結構矛盾等的存在，確實對廣大居民的購買力產生了一定影響。特別是房價的快速上漲，嚴重擠佔了廣大居民的正常消費，制約了廣大居民購買力的提升。如果不是房價的過快上漲，按照居民收入增長情況，消費能力應當更強。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房價上漲已經持續了十多個年頭，上漲的內在動力也在持續上漲中越來越弱。特別是近兩年來，在一系列調控政策的作用下，房價已經趨向於緩慢上漲的格局。而隨著“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的確定，以及中央要求“堅決遏制房價上漲”，房價上漲對居民消費的擠佔也將逐步減弱。既然前些年房價快速上漲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都能保持較快增長速度，難道房價趨於穩定了，反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會出現大的問題嗎？
顯然不是，所以出現增幅放緩的現象，很大程度上與居民消費結構和消費觀念發生變化是有一定關係的。同時，樓市調控力度的持續加大，居民購房意願也趨於平和，而不像前些年那樣，為了應對房價上漲，相當一部分居民都選擇了購房。自然，也會帶動消費品需求增長。在住房消費趨於穩定的情況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出現階段性調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沒有必要過度解讀的，更不是什麼“消費降級”。
所謂“消費降級”，必須是消費方式從中高端轉向中低端、消費內容從精神轉向物質、消費手段從質量轉向數量。
我們承認，制約消費升級的因素還是存在的。尤其是房價的上漲和股市的低迷，近期的租金上漲，確實對居民的消費信心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決不會形成“消費降級”這樣的現象。“消費降級”，更多的會出現在商品短缺時代，商品過剩時代，只會推動“消費升級”。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解決商品過剩問題，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消費升級”。
需要注意和防備的是，諸如租金上漲這樣的問題，還是要盡一切辦法解決的，不能讓租金再成為制約居民消費的重要障礙。同時，如何提振股市，讓股市變成居民消費的發動機，而不是吸水池，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總之，要客觀、理性地看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放緩的問題，而不要武斷地與“消費降級”掛鉤。
另外一個數據並不支持這個說法。
根據文化和旅遊部的數據，2018年上半年國內旅遊人數達到28.26億人次，同比增長了11.4%。國內旅遊收入2.45萬億元，增長12.5%。上半年，全國電影票房320.3億元，觀影人次達到9.01億，分別增長17.8%和15.3%。上半年化妝品類商品增長了14.2%，高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整體增速。全國居民人均體育健身活動、旅館住宿支出分別增長了39.3%和37.8%，代表居民消費升級方向的運動型多用途汽車(SUV)銷售同比增長了9.7%，增速比基本型的乘用車(轎車)高了4.2個百分點。
如果說榨菜、二鍋頭是消費降級的話，為何人們在看電影、出門旅遊、美容、健身上花的錢多了，這難道也是降級？錯誤的判斷，源於一小部分人對真實中國缺乏認識，並由此產生的傲慢與偏見。
很多例子可以輕鬆反駁。像進口水果車釐子，早就從奢侈品變成了大眾水果。另外，中國牛油果的進口數量，也從2011年的3.18萬公斤暴漲到1500萬公斤。消費降級的中國人，卻越來愛吃價格更高的進口水果了？
當然榨菜和牛油果的主要消費群體，未必是同一撥人，所以數據會失真，無法反應出不同階層的真實消費變化。吃榨菜、喝二鍋頭，如果這些消費行為更多由中產完成，解讀為消費降級還算準確，但是如果行為主體是底層，考慮到涪陵榨菜、二鍋頭也是知名品牌，說消費降級反而是無視底層開始追求大品牌的事實。
實際上隨著互聯網下沉，很多原來不在主流人群視野內的消費行為，開始被大家關注。就好比在拼多多崛起之前，一個收入尚可的都市白領，可能不會關心比自己低收入者在淘寶上買了什麼。但是拼多多崛起後局面不同了，它更多是廉價商品的集散地，而這種集中展示更便於被觀察到。同樣的例子還有快手，龐大的農村用戶量，說明低收入群體同樣是主流人群。
對這部分人來說，電商下沉導致購物更加便利，當然是消費升級。只是這種升級，在中高收入群體的視野中，會造成一種全社會更愛廉價商品的錯覺。所以，所謂消費降級，更多還是一種有階層隔閡的視障，它源於消費行為的城鄉結構差異。
或者可以說，掌握話語權的中產群體並沒有意識到，中國的階層結構還是金字塔形，而非橄欖形，如果要對中國人的消費行為進行升降級的宏觀歸納，那麼考量對象應該是低收入人群，而不能是中產自己的認知。
即便對中高收入者來說，追求物美價廉的訴求，未必會隨著消費能力提高而過時。買得起豪車的人，未必會在衛生紙消費上揮金如土；這兩年優衣庫和名創優品的火熱，也說明在基礎性日用品上，人們還是會追求性價比。如此偏好談不上降級，別說不同收入階層，哪怕同一個人，衣食住行不同的消費品類，也會有不同的性價比考慮。
當然，整體性的消費降級並非不可能發生。比如比較典型的“口紅效應”——經濟不景氣時，人們購買廉價消費品口紅的動力會增加。但目前的證據尚不能證明，中國人正在消費降級。即便存在消費降級，也只是部分消費品類、局部人群的降級。
看看微信朋友圈，許多生活在城市的人不時曬吃喝玩樂的照片。網上代購、海外購方興未艾，很多人已不滿足於國內的中低端產品，要通過海外購買檔次比國內品牌高、價格比行貨低的國外大牌。許多父母給孩子報各種輔導班、才藝班，在教育投入上毫不吝嗇。簡言之，許多人感到壓力大，是出於渴望自己過得更好、對生活品質有更高的追求，而不是得過且過、將就湊合。在某種程度上，消費降級論是一種“販賣焦慮”，它缺乏客觀理性，試圖加劇“緊張氛圍”博眼球。
為什麼大家會將消費降級掛在嘴邊？
一種解釋是，受現實生存壓力的擠壓。這兩年，中產焦慮的說法很火，消費降級其實只是換了個概念而已。在住房、教育、醫療三大項上，哪怕收入殷實的中產，隨時可能被打回原形，這意味著消費升級很不穩固。舉個例子，前段時間有關長租公寓的討論，很多人提到中國的租售比低，但中國的租房收入比相當高，這種壓頂而至的焦慮感，會驅使人們放大局部性消費降級，把它理解為普遍現象，為壓力的釋放提供出口。
所以，消費降級更多還是種話術，和中產焦慮一樣，它有些矯情的成分，但更多還是源於生存擠壓和相對剝奪感。要讓人們真實感受到消費在隨著經濟發展而升級，經濟紅利就得公平地惠及各個群體。比如最近正在調節的個稅，就理當向工薪階層進一步傾斜。
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表示，一個滷蛋並不比品牌榨菜貴，一部分人原來是吃小攤上賣的無品牌鹹菜，現在轉向了品質更高的涪陵榨菜，價格還相對增高了，這明明是一種消費升級。對於某些低價網購平臺，也是原有低端消費進入互聯網領域，原來這些東西是在自由市場等地買賣的，現在只不過整合進了互聯網，這也並不是降級，而是原有的低價消費在網絡中的表現。至於消費者熱衷名創優品、優衣庫這樣的“時尚平價”品牌，其實是新的消費趨向，也不能說是消費降級。
還有一些情況值得關注，最近除了房價依然居高難下之外，大城市的房租增長較快，對一些暫時靠租房的普通收入白領衝擊較大，對本地有房的人則沒有多少衝擊。所謂“消費降級”，主要是進入大城市工作的普通白領群體感受，因為房租上漲對於他們的薪資佔用較大，同時這些人在互聯網上的參與度相對較高，發聲多，影響大。雖然“消費降級”的說法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無論是從自媒體的聲音還是社會的關切看，這些群體的影響無疑是最大的，所形成的“降級”只是這一群體的感受。
實際上，在大城市工作的薪水遠比三四線城市要高，不少年輕人畢業後往往在大城市尋找發展機會。一些缺少一技之長的年輕人，在大城市有機會從事比小城市收入更高的工作，如普通文員、銷售、房地產中介等。這些群體往往靠租房解決住的問題，這其實給了他們相對容易的生活空間，可以賺到大城市和三四五線城市之間的那部分薪資差額。在一線城市生活，除去房價或租房成本，生活成本往往比三四五線城市還低。比如，北京地鐵按里程計價後，票價也比一些二線城市地鐵低，比很多三四線城市同距離的公交票價要便宜。
大城市的房租快速上漲，對於諸如程序員等具有一定特長、薪水較高的群體衝擊有限，本地有房的普通白領對此也不敏感。保姆、月嫂等一些體力勞動者的薪酬近些年增長很快，雖然也存在住房問題，但很多保姆、月嫂的居住問題往往由僱主提供，這些群體並沒有出現很明顯的所謂“消費降級”。反而是那些可替代性強、薪酬又不高的普通勞動者對“消費降級”感受較深切。這類群體往往願意留在大城市，但房租一旦上漲，原來大城市和三四五線城市的薪資差距就會縮小，他們就會面臨現實的“消費降級”。一部分人可能就要回到家鄉，那裡的生活成本相對較低，也有人繼續留在大城市，但留下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會更多。“逃離”大城市還是“堅守”大城市的問題，就變得更現實了。
這些具體狀況，需要社會給予更多關切，對於可替代性強、薪酬又不高的普通勞動者群體面臨的“消費降級”境遇應有更多的理解，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愛。一方面要關注這部分群體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應通過各種方式，使得人們在中小城市有更多更好的發展空間。
“消費降級”是否會對製造業造成衝擊？
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表示，作為一個企業，市場在哪裡，重心就該在哪裡。
此前，李東生認為，未來三年中國傳統制造業還是會平穩增長，雖然銷量增長很少，甚至不增長，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大量應用到產品當中，產品智能化程度更高，一方面將帶來售價提升，另一方面各種智能終端產品將帶來新的業務增長銷售收入。
在談及對民營企業變革創新的建議時，李東生提到，“互聯網+”與智能化將是重大技術轉型方向。而且，對於傳統制造業企業來說，製造工業與互聯網思維可以互補，通過和互聯網企業加強合作，能夠打通從硬件產品端到服務應用端的價值鏈條，形成軟硬件一體化的優勢互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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