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世界的核心不是“武”，而是“俠”。“俠”就是犧牲自 己的利益，去幫助人家主持正義，這種精神在社會上是永遠存 在，永遠有的。
據香港《明報》報道，一代武俠小說泰斗金庸，於2018年10月30日下午因病在香港養和醫院辭世，享年94歲。
金庸是當代武俠小說作家、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與黃霑、蔡瀾、倪匡並稱“香港四大才子”，後與古龍、梁羽生合稱為“中國武俠小說三劍客”。
金庸一生留下無數膾炙人口的小說作品，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開始到70年代初近20年間，留下了《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雪山飛狐》《神鵰俠侶》《飛狐外傳》《白馬嘯西風》《倚天屠龍記》《鴛鴦刀》《連城訣》《天龍八部》《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記》等長篇小說。
金庸的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電影、漫畫等形式，不僅成就了一大批迄今仍活躍在熒幕上的演員，也深深影響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
同時，他還擁有像鄧小平、馬雲這樣的重磅粉絲。
鄧小平習慣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時看武俠小說。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會帶上武俠小說。而他看得最多的，就是《射鵰英雄傳》。
馬雲則給自己創立的阿里巴巴打上了濃厚的武俠文化印記，不僅每位員工都有一個花名，小到會議室，大到項目組，甚至到整個企業文化的梳理，幾乎都以武俠元素冠名之。
馬雲自己的花名“風清揚”，就取自金庸的《笑傲江湖》。
如今，俠者已逝，盡歸塵土，消於無形。
對菜導我自己來說，金庸先生去世，最大的感慨是出生於1920-1930年代的，成長於建國前後的老一輩文人風骨與情懷的消逝。
我們之所以熟悉金庸，多是因為他開創的武俠世界，已經成為幾代人的精神家園。
但其實，金庸本人更願意把自己看做一個擔當使命的知識分子，所以才會不遺餘力地辦報、發聲，參與社會倫理的重建和人文生態的維護。
就像有人所說的那樣，金庸的武俠，或許是我們這幾代人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是我們這幾代人最好的道德教育。
陳家洛也好、喬峰也罷，告訴了我們“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令狐沖和韋小寶的故事，則讓我們知道“義之所至，死生為輕”是了不起的。
楊過與小龍女、郭靖和與黃蓉的曠世愛戀，更讓無數少年在懵懂之中，第一次明白了愛與承諾那堅不可摧的力量。
雖然現實社會無法像武俠世界那樣快意恩仇，俠客的瀟灑與強大也不過是多數人的鏡中水月。
但不管我們在生活面前妥協、膽怯、讓步了多少次，都會清晰而感性地明白：什麼是對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值得去用心堅守的；怎樣的行動，才是讓人尊敬的。
這些，都不是現在那些粗製濫造的網絡爽文，和殺人奪寶，扮豬吃虎氪金遊戲們所能比擬的。
在小說家之外，金庸的另一個身份是“報人”。
每每出席活動，發表演說，他都會強調一句：我辦報辦了一輩子。
1947年，金庸從3000名報考者中脫穎而出，進入上海《大公報》。第二年，《大公報》香港版創刊，24歲的金庸被派去香港。
1959年，35歲的金庸創辦《明報》，便是看不慣《大公報》所報道的“虛假事實”。他說：
“我辦《明報》的時候，就是希望能夠主持公正，把事實真相告訴給讀者。”
所以，除了日常的小說創作，金庸還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撰寫了大量的時評，持續地為社會正義發聲。
到後來，這樣的家國情懷也直接成為了金庸小說的主色調，伴隨著他對社會時事的關切，本來是為娛樂普羅大眾而創作的武俠世界，開始有了更深的思想訴求。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會說，《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其實是披著武俠外衣的社會政治隱喻小說。
金庸自己也承認，最後幾部小說的創作，的確隱含了對若干事件的寓言。
《天龍八部》刻畫了一心復國卻無視民間疾苦的慕容復，影射了蔣臺政府一心巴結美國（契丹），妄圖反攻大陸（宋朝）的痴心妄想。
《笑傲江湖》則撕裂了所謂名門正派的偽君子形象，把那些道貌岸然的打著正義的旗號，實際卻不擇手段地構陷他人的政治紛爭，諷刺得淋漓盡致。
《鹿鼎記》則是通過對韋小寶這一“五毒俱全”但又重情重義的“真小人”的描述，對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形象和集體無意識的偶像崇拜等等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只不過，多數人只看到了武林門派的絢麗多彩，流連於江湖俠客的兒女情長，而忽略了金庸背後的深意。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在如此眾多的金庸武俠劇中，金庸自己卻沒有幾部真正滿意的原因所在。
金庸自己說過，武俠世界的核心不是“武”，而是“俠”。“俠”就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人家主持正義，這種精神在社會上是永遠存在，永遠有的。
所以，有人這麼評價：“金庸寫小說，從來不是單純地營造武俠世界，而是將個人的政治抱負、現實觀察都融入其中，小說之格局就很大、內涵就很深。可以從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人性的等各種角度來解讀和闡發，如同魯迅說讀《紅樓夢》一樣，不同的人讀出的東西就會不同，道學家會看到淫，美食家會看到菜譜，文學家會看到文采。”
若非不是出於對中國文化的滲入骨子裡的熱愛，以及對社會人倫的深刻反思，金庸絕對不會在武俠小說這一最為市井的小說形式中，體現出自己對於推動社會變革的努力。
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吧。
今年3月18日，另一位大師李敖，也離開了我們。
李敖和金庸處得並不是很好，李敖甚至都發明瞭一個名詞，叫“金庸式偽善”。
但不管這些年歲已高的老一輩文人們嘴仗打得多麼厲害，你卻會發現他們身上多少都有那麼些共性。
作為港臺最為知名的"文化水手"，李敖幾十年來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興風作浪、屢僕再起，生平著作達一百多部，如同一把把思想利劍，劍劍穿喉。
而金庸不僅通過武俠世界的構造來重塑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更是在現實生活中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嚴守“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
所以，李敖一生數次入獄，書也被禁了不少；金庸更是因為針砭時弊，一度上了暗殺黑名單，不得不出國避難。
在他們的身上，不難看到老一輩文人們清晰的使命、擔當和實踐。這樣的堅持與骨氣，不僅變得越來越稀少，在日漸焦慮的當下，甚至成為一種異類。
而且，當這些年歲已高的老筆桿子們敵不過歲月的腳步，一個又一個地淡出歷史的舞臺以後，我們除了哀悼與懷念，竟然也別無更好的傳承方式。
或許，這才是最大的感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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