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之前的钱穆，在学术圈并没有很大影响，治学育人，优哉游哉，偶尔在 “人民日报”上（事实上是《学灯》）发点小文章，约上几人去同事家冒着生命危险吃河豚，日子过得还安稳，但总是不得劲，大概是因为和朋友介绍的东吴大学校花相亲失败（女孩说钱先生当老师还行，当老公还是算了吧！然而宾四老先生还没记住人家的名字呢）。虽然钱穆嘴硬说自己可喜欢教小学了，教中学史无奈的，教大学更无奈。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人生有一点想法，有了想法还得有懂得欣赏的人，所以钱穆认识了四川来的蒋锡昌，随后结识了蒙文通；又认识了常熟的陈天一，随后被推荐给了胡适；后来这事儿被顾颉刚知道了，非要来钱穆家坐坐，然后就看上了钱穆放在桌子上的《先秦诸子系年》稿，又夸奖他才华可以教大学了，恰好顾颉刚要离开中山大学去燕京大学任教，受副校长朱家骅嘱托帮忙物色人才，不久聘中山大学辞不就，后来就被聘到燕京大学。经验告诉我们，有才华很重要，人脉资源更重要。
钱穆生活照
1930年钱穆初到燕京大学教中文，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聘老师，问感受。众同事不说，钱穆毫不避讳，表示燕京大学历来称是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为什么教学楼偏要命名为M楼，S楼呢，这也叫中国化吗？同事们都默然，司徒雷登脸色很难看，没多久燕京大学便将两栋教学楼命名为 “穆楼”，“适楼”，只是校园内还有一个湖没有取名字，名为未名湖。此间的钱穆化身大嘴巴，疯狂吐槽燕大，表现得很低情商，拖欠水电费一年多，只因为每次送来英文版水电费通知单。所以，勉强呆了半年，便告知顾颉刚不想在燕大呆了，钱老没想到顾颉刚居然没有挽留，还送了句好走不送（其实是说你已显名在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事实上燕大也没打算续聘他了，我猜顾颉刚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一切，所以才表现得如此高情商。
好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许多学术界大佬，再加上自己来燕大发了好几篇论文，让冯友兰，陈寅恪等人有了深刻印象，不到半年又被聘到了北大教历史。钱穆自言好言宋明理学，不喜欢乾嘉考据学，是别人强说成他喜欢考据的。但是初到燕大的他确实有很强的表现欲，连续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又很有心机的加入到胡适冯友兰和顾颉刚的老子年代问题争论之中，又以《先秦诸子系年》稍得陈寅恪赏识，这半年间的小成就算是他为踏进学术圈纳了投名状。
1982年钱穆和侄钱伟长在香港中文大学
入北大后就开了一门与梁启超在清华所所开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毛一样的选修课，名字都没换，讲法却与梁启超不一样，这下真正成了学术界的 “网红穆”，学生们纷纷跑来听课，手里捧着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耳朵里听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学术史，汉学源自于宋明理学，与梁启超所谓的“乾嘉考据是反理学的解放”针锋相对。这人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钱穆所做考据文章，不是趁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新考据学风而显身位（当然这本身也没什么错的）。
然而北京大学环境复杂，身处是非场中久了总会碰到硬茬。钱穆的大嘴巴自燕京大学开始便收不住，什么都要讲，什么都敢讲。
一次上古史课堂上聊到了古史辨派，并拿自己举例，说不是所有的古史都要辨，如果非要古史辨，我还开什么上古史课呢，举个栗子，我姓钱，我父亲姓钱，祖父也姓钱，如果再追上去，我的老祖宗是五代吴越国钱缪，我当然相信钱缪以前也有钱姓，这就是古史，这需要辩吗？但是近来就有些人不信钱了，他姓什么呢，姓“疑古”。
门生拜访钱穆（左严耕望，中钱穆，右余英时）
不巧的是班上正好有一位钱姓学生，更不巧的是这位钱同学是钱玄同的儿子，而钱同学吃瓜不嫌事儿大，把老师的话一一记上了小本本儿，还拿给他的“疑古”爸爸看了；好事成三才过瘾，刚好有一次宴会上，在座皆是史学系教授，两位钱老师比肩而坐。尴尬的事情就来了，钱玄同气质阴重好恐吓，弄得钱穆相当紧张。课堂上的 “意气穆”成了“秒怂穆”，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关键是那个打小报告的钱同学居然深信师说，“疑古爸爸”在感情上居然输给了“钱爸爸”若是不顾及史学老前辈孟森在场，二人大有一战之可能。
除了学术异见，钱穆在人情方面似乎也很头大，连胡适生病住院没来得及问候等一类的事，都被人说成无情之举，弄得人际关系很僵，但是钱穆的师生情相当好。其专心治学，不涉人事的秉性在课堂上总受无邪的学生追捧。
抛开厚黑学的打开方式，文人相轻是传统，尤其在文人盛载的北大，若不是钱穆本身为人敦厚好学，更有一帮好学生，为其发声，人情世故恐言杀先生也！如此说来，倒也不奇怪钱穆“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的感慨了。
江苏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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