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初，周恩來問潘漢年和梅龔彬：那個叫“小周”（ 陳希周）的福建人哪裡去了，怎麼沒看見？陳昭禮、陳豪人、陳希周（小周）、陳才——四個名字，四種不同身份，誰能想到他們實乃同一人呢？讓人嗟嘆的是，其人其事，在黨史、軍史上被淹沒太久。
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閩北、閩南臨委：“決定閩省暫時劃為閩南、閩北兩區……閩北臨委定書記陳昭禮。”
百色起義後，鄧小平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右江根據地工作難以展開，“後來我和陳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當成績”。
愛國僑領陳嘉庚於1940年拜訪李濟深時，李憤慨地說：“餘所派閩人陳才，往閩北視察，行至崇安界，被……暗殺……”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事後親自赴閩“滅火”。
開國初，周恩來問潘漢年和梅龔彬：那個叫“小周”（ 陳希周）的福建人哪裡去了，怎麼沒看見？
陳昭禮、陳豪人、陳希周（小周）、陳才——四個名字，四種不同身份，誰能想到他們實乃同一人呢？讓人嗟嘆的是，其人其事，在黨史、軍史上被淹沒太久。
【百色起義的重要領導人】
陳昭禮，1907年生於福建福州南臺大廟山。1923年負笈上海，考入復旦大學，1925年加入中共，帶領同學參加五卅運動，成為復旦大學的學生領袖。
1926年12月，北伐東路軍入閩，陳昭禮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福州，並於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書記。1927年3月，陳昭禮代表福建黨組織赴武漢參加中共五大，其謙和、誠懇的為人，出眾的才能，受到總書記陳獨秀的賞識，會後留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秘書。
蔣介石集團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福建黨組織遭到破壞。7月，陳昭禮和陳明臨危受中央密派，分頭回閩北、閩南，負責重建黨團組織。不久，全省共產黨員從300多人發展到1000餘人。
1929年3月間，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入閩，閩西、閩北武裝暴動風雲四起，全省出現空前有利形勢。5月中旬，因福建省委書記羅明（即後來大名鼎鼎的“羅明路線”中的羅明——筆者注）患病，經中央批准，陳昭禮任代理書記。
1929年上半年，蔣桂馮閻爆發大混戰，桂系先勝後敗。7月，蔣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將領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廣西軍政，分任廣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編遣區主任。俞、李回師南寧後，採取了一些同情中共的進步措施，受到蔣的猜忌和不滿。俞、李與蔣的矛盾日趨尖銳，既要反桂又思反蔣，卻擔心入桂時間不長，立足不穩，孤掌難鳴，迫切希望與共產黨合作，於是派人捎話給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幹部到廣西予以協助。
陳昭禮於是年7月被中共中央調離福建轉赴南寧，化名陳豪人（取“好人”諧音，黨內則稱陳導民），通過粵系反蔣將領介紹給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他先行赴桂，除了他在閩北起義中表現出來的領導能力，在國民黨方面的人脈關係也是其中因素。陳一到廣西，就積極爭取李明瑞等人，贈送《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等書籍，推心置腹交談，李表示了殊途同歸之夙願。
陳豪人的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長，實際身份是中共廣西軍委負責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蔣上層人物中積極開展統戰工作，一面深入國民黨軍隊，秘密組織、發動兵運，爭取武裝力量，為舉行武裝起義做準備。中央通過各種渠道隨後派來的40多名黨員幹部，絕大部分是通過他的職務方便和單線領導，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薦安排到南寧教導總隊擔任政治教官或連排軍官。不久，他又推薦張雲逸任廣西警備大隊長，李謙任副大隊長，由教導總隊抽數十名黨員任連排長，由此使這支武裝掌握在中共手裡。他還積極策動俞、李，通令釋放“四一二”政變以來桂系軍閥逮捕、關押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鄧小平（化名鄧斌）到廣西，經中共廣西特委負責人雷經天介紹，與陳豪人接上關係，並演出雙簧：明的是鄧小平在陳豪人的領導下任省政府秘書，暗中則由陳豪人掩護和協助鄧小平領導廣西黨的全面工作。25歲的鄧小平已表現出舉重若輕、見解非凡的特質。小他3歲的陳豪人則細緻謹慎，事必躬親。中央指示的上傳下達，以及黨內黨外的各種組織工作，大都通過他的單線聯繫來實現和推動。
俞作柏、李明瑞不聽陳豪人勸告，與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在南寧誓師反蔣。陳豪人和鄧小平積極做好應付俞、李反蔣失敗後的一切準備，緊急調遣一批黨員幹部到左右江各縣，加強對當地農軍的領導，利用時機，發展革命勢力。10月初反蔣失敗後，俞作柏經法屬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護照原因滯留南寧。陳豪人與鄧小平、張雲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黨員）、徐冠英等，帶領廣西警備第四、五大隊和教導總隊發動南寧兵變。
10月中旬，擁蔣的桂系軍閥懸重金通緝陳豪人，陳卻和鄧小平率領滿載火藥與糧草的軍械船溯右江而上，於10月22日抵達百色，決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裝力量在右江舉行起義，擬定前敵委員會名單作為起義的最高領導機構。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區武裝起義和創建紅軍，並限定起義日期不晚於192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
據張雲逸回憶，接中央這份來電時，鄧小平已離開百色。鄧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寫的《我的自述》中也說：“我在同張雲逸等同志作了佈置之後，於11月初由百色去龍州……”22歲的陳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擔，他和37歲的張雲逸經與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認為中央給的起義日期不切實際，建議改到40天后的廣州暴動兩週年紀念日。
鄧小平走後第二天，警備第五大隊蒙志仁部突然在龍州叛變，隨後中央來電，欲讓鄧小平留桂坐鎮，但已來不及追回。
起義迫在眉睫，成分複雜的起義部隊又處在敵人的監視和包圍中，面臨決戰，思維縝密、辦事幹練的陳豪人勇挑重擔，周密安排：一方面動員、整頓、清洗以舊式軍隊為主組成的起義部隊；一方面發動群眾撲滅豪紳武裝，武裝農民，組織工會、農會，建立地方黨部，籌措戰備物資及經費。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別召開了工人、士兵和農民代表大會，進行革命動員工作，撤換軍中的反動軍官，採取措施，有效控制了百色縣長等危險分子，迅速收繳了百色公安局、禁菸局和那坡、平馬、果化等城鎮大商團的槍支。陳豪人領導政治部擬定《中國工農紅七軍目前實施綱領》、《前委通告》。“實施政綱”第四條日後被證明極具前瞻性：“擴大紅軍割據區域，迅速與朱毛會合，實現割據兩廣！”“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陳豪人在住地清風樓指導創辦了《右江日報》，許多決策、命令、標語、文告從清風樓傳向右江兩岸，清風樓成為百色起義的神經中樞。
12月11日，百色城頭升起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的紅旗。翌日，陳昭禮和張雲逸在平馬宣告分別就任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軍長職務（當時未設政治委員），同時就任的有參謀長龔楚、副軍長李謙和各縱隊縱隊長。紅七軍下轄三個縱隊和一個特務營，約3000人。
後來叛變的龔楚1955年曾出港版《我與紅軍》一書，書中敘述百色起義：“各項準備工作，負責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陳豪人負責。2、軍事工作，由張雲逸、龔楚負責”，“紅七軍的官兵之間，感情融洽，沒有發生叛變，或向敵人投降的事蹟，甚至沒有逃兵。”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紳、土匪等反動武裝2000多人，突從西南面向百色城進攻，佔據了城內部分街道。此時，張雲逸軍長領導的主力部隊在隆安、果化未歸，駐百色的紅軍只有500多人，還有部分是文職人員，情況十分危急。陳豪人與許卓、葉季壯等迅速組織反擊，由於指揮正確，經4小時激戰，將數倍來犯之敵全部擊潰，百色保衛戰獲得勝利。廣東省委來信對紅七軍作明確指示：“平禮兄（平為鄧小平，禮為陳昭禮——筆者注）轉前委：………對於前委名單，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離百色返申，前委書記昭禮擔任……”
【被誤解的上海之行】
後來南寧之戰受挫，陳豪人在鳳山盤陽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上調整戰略部署，決定紅七軍第三縱隊留守右江，深入開展土地革命，伺機和紅八軍會合；第一、第二縱隊向黔桂邊界遊擊，擴大政治影響，解決補給。會後，陳率紅七軍主力挺進黔南，進攻榕江縣城，重創王家烈的“雙槍軍”。榕江之戰是紅七軍創建以來的首次重大勝利，恢復了紅軍士氣，且政治影響甚大。
陳豪人向中央建議，“請派黨的責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龍州工作……並請派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來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給紅七軍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軍應設軍政治委員”，命鄧小平重返廣西任此職。
6月，鄧小平從紅八軍駐地經東蘭到河池，與陳豪人會合，出任軍委書記和紅七軍、紅八軍總政委，在左右江根據地的發展中負全責。陳豪人任軍委常委兼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在具體工作中貫徹軍委決議。
黨內意見雖有分歧，但陳豪人與鄧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當。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在1931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右江根據地豪紳化的領導“把持了黨及政權，辦事機關派人去改造，他們可以阻止你與群眾接觸，派去的人實在太弱”，“後來我和陳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當成績”。
11月7日，紅七軍第一次黨代會在河池召開，選舉前委，鄧小平為前委書記，陳豪人當選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動委員會書記。會上在爭論中，以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通過了中央代表鄧崗（拔奇）的報告，同意執行中央指示（時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統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廣東小北江建立根據地。
部隊整編後，陳豪人仍任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師政委，鄧小平任軍政治委員兼第十九師政委。11月10日，整編後的紅七軍7000多人，離開右江根據地，北上攻打城市。指戰員作戰雖英勇頑強，但敵眾我寡，融縣長安鎮一戰屢屢受挫，造成重大損失。
後人為尊者諱，把紅七軍的失利歸咎於陳豪人盲目執行立三路線。殊不知，對這一點，鄧小平1931年4月29日給中央的報告就曾中肯地說：“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線沒有傳達到七軍來，七軍一路仍是會犯不以群眾為中心而以軍事為中心的錯誤，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線……”1968年6月20日，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又說：“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
陳豪人通過實際鬥爭認識到，執行立三左傾冒險方針是錯誤的，於是支持鄧小平、張雲逸從實際出發的意見，放棄攻打桂林、柳州，轉向敵人力量弱的湘桂邊境發展，以便日後與朱毛紅軍會合。前委思想認識統一後，紅七軍渡過潯江，到達福祿鎮，通過多民族聚居區瑤山，奔襲武崗，迅速攻佔湘桂邊境重鎮全州。
1931年2月，陳豪人和中央特派員鄧崗受前委委託，由桂林地下黨組織安排，經廣州到上海向中央彙報。陳豪人此行，曾被誤以為脫離組織當逃兵，其實，鄧小平1931年4月29日給中央的《七軍工作報告》中，就白紙黑字地寫著：“豪人、拔奇兩同志即於全州離開來中央。”1960年，張雲逸在回憶廣西革命鬥爭情況時說：“鄧、陳回上海，是通過全州黨的地方組織，找到了紅七軍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黃一平同志，由黃設法使他們秘密地通過白區出去的。”
可能正是由於被誤會的“脫離組織當逃兵”事件，陳昭禮雖然是當年領導百色起義和創建紅七軍的一二號人物，但一直默默無聞，被歷史“遺忘”。
【“抗日隱蔽戰線三傑”之一】
1931年4月，陳豪人受中央派遣，裝扮成商人，與李碩勳（李鵬之父）分別以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員的身份，前往湘桂邊尋找紅七軍。經過一個多月的輾轉跋涉，未能通過敵人的關卡，廣西各地都在嚴令通緝他，根本無法靠近紅七軍駐地，只得折轉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機關因顧順章和向忠發的叛變而遭到破壞，接不上關係，遂往杭州與妻子潘超人會合，不久又遷居上海，參加左翼文化活動，並多方尋找黨組織。黨組織也在打探他的下落，1933年上半年，擔任福建省委書記的羅明，終於在上海找到了老戰友。
1933年10月，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派人找陳豪人談話，經多次瞭解和考察，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此後，按照黨的指示，陳豪人以進步人士面目出現，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34年，福建事變失敗，陳希周隨陳銘樞、李濟深撤到香港，聯繫彭澤民、梅龔彬、宣俠父等地下黨員和各界民主人士，廣泛開展愛國統戰工作，並參加宋慶齡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活動。他時而香港，時而上海，時而日本東京，從事秘密工作，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香港九龍，陳希周與北伐名將葉挺比鄰而居。彼時葉挺不勝苦悶，經常帶著夫人和兩個小孩到陳家談心，共敘國內外時局，過從甚密。由於陳希周等人的工作，使葉挺堅定了組軍抗日的決心。後來李濟深、陳銘樞領導成立中國民族抗日大同盟，葉挺任軍委委員，陳希周任群運部長。
1937年，葉挺受命在漢口組建新四軍，出任軍長，力邀陳希周任秘書。陳希周在百色起義和紅七軍時的老搭檔張雲逸任副軍長。不久，新四軍軍部遷江西南昌，陳希周留守漢口，任新四軍駐武漢辦事處主任。陳希周在周恩來、董必武和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由於陳希周長相頗似周恩來，圈裡都以“小周（恩來）”相稱。
上海撤退前，國民黨七十軍軍長李覺（湘軍何鍵之婿）通過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向共產黨要幹部幫助工作。1938年3月，陳希周在潘漢年和郭沫若安排下，與李覺面談，獲得李的信任和授權，任軍部上校參議兼戰時步兵幹訓班主任。李覺夫人何玫擔任名譽班主任。李覺出生於雲南，字雲波，此幹訓班又稱雲幹班。
幹訓班開辦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來了郭超、馬式材等黨員幹部，在陳希周的掩護和配合下開展工作。到1940年5月第三期幹訓班結束時，七十軍中的共產黨員已發展到50多人，還培養了一批鐵心抗日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學員。
李覺回憶說，當時部隊在元氣未恢復的情況下輾轉作戰，全賴陳希周帶的新生骨幹從中支撐。但好景不長，蔣介石很快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發佈了“限制異黨活動的指示”，對陳希周等追查甚急，曾一天兩次給李覺發來“親譯密電”，查詢“陳希周”的來歷。李覺覆電：“陳系愛國人士，擁護抗戰，介紹人系黃埔學生”，陳“始終如一擁護抗日，並無任何軌外之行，我可以負責”，這才使陳希周得以繼續在七十軍中工作。後人把他和怪傑宣俠父、隱傑梅龔彬並稱“中共抗日隱蔽戰線三傑”。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趨勢日益明顯。1940年5月間，蔣介石和何應欽第三次給李覺發來“親譯密電”，指明陳希周、馬式材均系“共黨危險分子”，應從速除掉。李覺把密電內容告知陳希周，陳明白在七十軍無法立身了，乃坦然表示，為了減少蔣的注意，準備辭去七十軍的職務，但並不是一走了事，而是去重慶，那裡有很多朋友，儘量爭取回第三戰區來，幫助軍長做堅持抗戰的工作。
【不幸倒在軍統槍口之下】
1940年5月，陳希周到重慶後，徵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化名陳才，由李濟深引薦，在李任副主任的全國戰地委員會就職，領少將軍銜。
7月底，陳才巡視完江浙前線後，抵江西上饒，住七十軍軍部。由於蔣介石多次嚴令各部嚴防共產黨滲入，李覺和七十軍領導感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已是有名無實，陳才鼓勵他們不要悲觀失望，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就能取得最後勝利。
但陳才在七十軍的一進一出，沒能躲過軍統的密探。時任贛州專員的蔣經國，也曾專門派人求見陳才，探聽虛實，試圖收買。
8月初，陳才從上饒一到崇安，即被軍統特務秘密監視。8月13日，特務們已密謀好暗殺計劃。那天，在客車上靠近陳才兩旁坐著兩個特務。車行至離崇安城三公里蜈蚣嶺處，事先埋伏在那裡的三個特務持槍劫車。陳才的警衛員剛準備拔槍反擊，即被車上特務槍殺。接著，猝不及防的陳才也倒在軍統的槍下，年僅33歲。特務將陳才拖下汽車丟在路旁草地上，確定身亡後，劫走他攜帶的小提箱，為混淆視聽，還捏造了中共遊擊隊鋤奸消息。
案發當天，陳良瑛急電七十軍和當地國民黨政府。李覺得悉，即派軍部秘書主任到崇安協同料理喪事，將棺木停放在縣城南門餘慶橋內，等待結案。此時，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率南僑慰勞團恰好來崇安視察，見餘慶橋中置一柩尚新，乃問陪同的國民黨崇安縣長劉超然。劉超然只好介紹死者陳才，事關政治，尚未結案，故停柩在此。陳嘉庚回重慶後把目擊經過向擔任戰時軍政視察團副團長的李濟深作了通報。李濟深認為系福建省主席陳儀所為，並憤慨地說：“陳儀有大座靠山，驕縱任意，餘所派閩人陳才，往閩北視察，行至崇安界，被陳儀用人暗殺……陳才之妻子現尚寄寓此處，以待昭雪。”陳嘉庚和胡愈之分別在海內外書刊發表文章，揭穿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謀殺共產黨要員的罪行。
對這次慘案的發生，時任國民黨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的李覺中將甚為震怒，以至軍統頭子戴笠不得不親自到福州處理後事。李覺後來脫離蔣介石集團，參加湖南起義，晚年著文回憶說：“我對希周同志品德學問非常佩服……（他）宣傳和執行共產黨的持久戰和堅持必勝的信心，對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氣概感染，使我後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1950年，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見民主黨派人士時，特地同潘漢年和梅龔彬提起陳希周：那個叫小周的福建人哪裡去了，怎麼沒看見？1952年4月11日，周恩來致信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鼎丞，指示要把陳希周的遺骨從崇安遷葬福州，在福州修建陳希周烈士墓，供後人瞻仰。
烈士之墓剛修好，1955年就發生了震驚華夏的潘漢年冤案。生前與潘漢年關係密切的陳希周竟遭“連坐”，被說成第三黨，甚至有人把紅七軍參謀長龔楚變節之事張冠李戴到烈士頭上。於是，烈士墓碑被砸，孩子受到影響。在黨史、軍史中百色起義無其名，組建新四軍也沒他的份。
1983年，潘漢年冤案正式獲得平反。1985年8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園隆重舉行“陳希周骨灰安放儀式”。1992年，陳昭禮殉難處也建立了紀念碑。
真相無法掩蓋。陳昭禮，這位中共早期黨史上的重要人物，終將穿越歷史的塵埃，綻放原有的光芒。
閱讀更多 無邪秦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