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夏天開始，西方國家遭遇了右翼民粹主義的衝擊。這種以極右翼勢力上升為信號、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運動並非一夜成勢，或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由英美引領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開始之初。隨著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極右翼政黨在歐洲主要國家的強勢上升，民粹主義被視為對歐美主流政治的最大威脅，將危及國家治理，甚至改變或重塑歐美的政治生態。
經濟不平等是首要催生因素
歐洲近年的情況表明，民粹主義常常可以在年長者、男性人口、低教育水平者、多數族裔中找到支持者。在對這些民粹主義社會基礎的調查研究中，學界發現，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多由來自中等和低收入階層的人群而構成。他們對當前的經濟與政治深感不滿，希望自己的利益獲得保障，改變經濟上被剝削的現狀。據此判斷，民粹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興起首先是經濟不平等狀況加劇的結果。
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雖然不少發展中國家民眾擺脫了貧困，但是就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而言，他們為自己利益討價還價的地位卻在弱化。在後工業時代的歐美，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惡化，經濟焦慮、經濟不安成為中低收入階層人群普遍的情緒，越來越多的民眾強烈主張解決經濟不平等的問題。近年來，美國經濟正緩慢地走出衰退，但得到復甦的大多數是服務業和新經濟行業，製造業萎縮的趨勢仍在持續。普通民眾不僅未能真正得到經濟復甦的好處，反而更強烈地感受到美國經濟體系過分偏袒富人，感受到對中等和低收入階層人群的不公正。
由於普通民眾是最易在轉型或危機中蒙受經濟損失的群體，他們除了抗議性投票（不投票或放棄支持主流政黨），也常常會尋找另外的渠道表達其不滿，如支持一些政治人物刻意迎合民意的經濟主張，像充分就業、最低工資保障、擴大福利、限制外國公司、強化公共部門等具體的民粹主義政策主張。對於因經濟不平等而焦慮和不滿的歐美普通民眾，這類政策主張極有吸引力。
文化價值改變是深層孕育因素
全球化對這個時代最深刻的改變並不在物質生活，而在於文化價值。時至今日，單純經濟因素已不能完全解釋當前歐美民粹主義在全球化時代興起的原因。
民粹主義在全球化時代的支持者並不像現代化開始之初集中於最低收入階層，而是更多來自小資產階級和熟練工人。近25年的時間裡，那些年長者、低教育水平者、低技能勞動者等被遠遠地甩在後面，他們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文化變遷中找不到原初的身份定位，產生了一種“成為自己國家的陌生人”的感受，這是一種深刻的身份焦慮。
各政黨圍繞經濟議題的政治分化不再顯著，相反非經濟議題的重要性不斷上升。主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把環境保護、性別平等、邊界開放等後物質主義價值，視為這個時代代表政治主流的價值。西方社會過去半個世紀的文化變遷表明，公眾輿論對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支持已經超過傳統價值。20世紀後期隨著新文化議題的興起、社會運動與政黨運動的發展，後物質主義價值得到了組織化的表達和強化。在歐美，同性戀婚姻、墮胎、移民等議題跨越了不同經濟地位的各個群體，造成了新的政治對立。正是由於移民潮的衝擊，一些社會福利較發達、經濟不平等程度較低的歐洲國家也不能避免民粹主義的流行。
總的來說，歐美民粹主義支持者普遍持反移民立場、不信任全球化和國家治理、支持權威主義價值和傾向於非左即右的意識形態自我定位，他們對傳統價值“眷戀不捨”，對於全球化給傳統價值帶來的危機深感不安。
對歐美國家治理的三大挑戰
歐美國家儘管在法治體制建構、社會利益整合、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是許多轉型國家效仿的樣板，但是，國家治理對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任務。由於難以避免的各種政治經濟危機的出現，歐美遭遇了民粹主義對既有建制的嚴峻挑戰，國家治理面臨不確定的壓力和擾亂，尤其以下列方面最為突出。
首先，民粹主義思潮及其運動可能引發西方民主政治合法性危機。民主政治是現代國家主要選擇的制度形式，而以憲法為核心的法治體系是民主政治的保障，它具有雙重限權的功能，一方面要約束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也規範著公民的權利義務。民粹主義遵循的是大眾民主邏輯，在行動上表現為罷工、集會、示威、遊行等非常規政治參與，在心理上表現為非理性的集體急躁和“烏托邦狂熱”。當民粹式的“簡單政治”、“直接民主”被推崇時，當民粹式急於求成的情緒廣泛蔓延時，法治危機可能會出現。
其次，民粹主義盛行會降低公共政策的質量。公共政策質量是衡量國家治理水準的重要指標，而一國政治制度的質量更是至關重要，它決定著以經濟政策為主體的公共政策體系的質量。在現代國家中，專業的但受到約束的行政機構、擁有長遠目標的立法機構、擁有獨立精神的司法機構，是保證較高的公共政策決策與執行質量的制度條件。根據一項關於各國公共政策質量的調查，大部分拉美國家的表現都很糟糕，與拉美政治傳統中的民粹主義因素有密切關係，因為拉美國家注重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垂直呼應，但常常忽視政府和立法、司法機構之間的水平制衡。當前，民粹主義浪潮如果持續下去，有可能導致歐美各國的公共治理水平不斷下降。民粹主義特有的理想主義無助於建構一個高質量的、理性的公共政策體系，它甚至會削弱政治制度的制衡能力，因為民粹主義會助長更注重垂直呼應民意而忽視水平制衡的政府，鼓勵政治家推行短期內迅速滿足民眾需求但缺乏長遠追求的低質公共政策。
再次，民粹主義盛行可能導致西方社會結構斷裂。民粹主義背後隱藏著普通大眾與精英階層的對抗，常常與反抗、鬥爭、暴力、造反等否定性行為聯繫在一起。它最初由“既得利益精英”與“在野精英”之間的鬥爭引發，是精英政治的工具，但往往會演變成所謂“99%大眾與1%精英”的結構性衝突。齊澤克認為，當一系列大眾訴求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降低稅收、增加就業或反戰等與一些具體事件結合起來時，“好鬥”的民粹主義便產生了，因為這種結合產生了一個普遍政治主體——“人民”。自居為“人民”的“大眾”認為，精英階層掌控國家政治經濟資源，剝奪了大眾的權利。在歐洲，許多民眾認為外國移民威脅了他們的利益，歐盟的精英們危害了他們的民族傳統與文化。當這種“好鬥”的民粹主義盛行時，仇恨會瀰漫開來，衝突關係會廣泛地出現在大眾與精英之間、大眾與政府之間以及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社會集團和階層激烈對抗，甚至有斷裂的危險。在美國，學者們開始擔心民粹主義正在帶來一個社會對立、政治極化的時代，國家不得不將主要精力用於處理民粹主義引發的社會衝突與政治動盪。可以想見，當公共秩序的維持十分困難、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脆弱不堪之時，如何談得上有好的國家治理。
許多國家的經歷表明，民粹主義氾濫將是國家治理的重大考驗，因為在民粹主義的紛擾下，國家無法很好解決現代治理必須面對的憲政與民主、國家與社會、大眾與精英，以及全球化與民族利益均衡發展等問題。當前我們看到，經濟全球化對當今世界的改變是前所未有的，在這個進程中，全球社會與經濟經歷了奇蹟般的繁榮，人們的生活水平也經歷了奇蹟般的提高。然而，同樣在這個進程中，歐美民粹主義卻以一種“大眾的反叛”姿態與這種繁榮和提高同步出現，這反映了現有的全球治理架構存在的嚴重不足，反映了歐美在應對社群高度依存、科技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內外挑戰上存在嚴重的問題，其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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