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之人也將壬辰倭亂稱做陶瓷戰爭、書籍戰爭、活字戰爭、俘虜戰爭。由此可知，壬辰倭亂的另一個特徵是日本從朝鮮搶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關於這方面的先行研究很多，總體而言，朝鮮文化對日本近世文化的影響很大，遠遠超過了戰爭中普通文化的傳播與融合，而涉及到諸多方面的文化遷移。其中最具體、最突出的就是陶瓷。眾所周知，以壬辰倭亂為契機，日本陶瓷文化得以迅速發展。
日本陶瓷現代圖
從朝鮮半島掠去的很多陶工，被分散到九州為中心的各地製造陶器。有名的有薩摩陶器、唐津陶器、有田陶器、上野陶器、高取陶器、萩陶器等，陶器流派皆源自李參平等朝鮮陶工之手。如今時過400餘年，薩摩陶器14代陶工沈壽官的存在，說明朝鮮陶工的後代子孫繼承和發揚了家業。當時的陶器是高價商品，日本各地大名（領主）專門建立了與外界隔絕的朝鮮人村莊，使他們維持朝鮮風俗，同時讓他們製造商業陶器。隨著陶器產業的發達，陶器的使用擴大到餐具、酒具、茶具等，這對日本的飲食文化和茶道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薩摩陶器
作為戰利品，從朝鮮掠奪至日本的其他代表性物品還有書籍和活字。明治（1868—1911）初期著名的評論家德富蘇峰說過：“當時諸武將彷彿要做書籍生意，帶來了很多書。這些書能在神田神保町（當時即為有名的古舊書店街）開好幾個書店。”可以看出，朝鮮的很多書籍被劫掠到日本。尤其是當時駐漢城的司令官宇喜多秀家、僧侶安國寺惠瓊等，爭先搶掠了朝鮮書籍。
1600年關原之戰結束後，這些書籍被新的統治者德川家康收集，家康以這些書籍為中心建立了“駿河文庫”，且令當時的著名學者林羅山和僧侶崇傳負責管理。德川家康死後，“駿河文庫”的書籍分別由尾張的“蓬左文庫”、紀伊的“南葵文庫”、水戶的“彰考館文庫”等御三家收藏。另外統治加賀地區（當時產量達百萬石的廣闊地區、現石川縣）的前田家的“尊經閣文庫”、江戶初期鉅商角倉了以的“角倉文庫”以及西日本地區諸侯毛利家的“毛利文庫”等，也藏有很多朝鮮書籍。
關原之戰
早在1234年，朝鮮印刷技術已達到世界的最高水平，朝鮮印刷了世界最早的金屬活字本《詳定古今禮文》，堪稱典範。宇喜多秀家把漢城鑄字所的銅活字和印刷機獻給了秀吉，後來又獻給了皇室。之後1593年，日本發行了用朝鮮活字印刷的《古文孝經》。日本的駿河版銅活字也是從朝鮮銅活字學來的。因此，可以說日本印刷技術的發展與壬辰倭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秀吉
現在日本還保存著當時朝鮮的銅活字。當時因日本的油性墨製造技術不足，使得從朝鮮掠奪的10萬個以上的銅活字無法使用，所以日本模仿朝鮮的銅活字製造了木活字。與日本印刷技術突然發展的情況相反，朝鮮卻因日軍掠奪了活字和相關器材，陷入了70年無法鑄造活字的困境。日軍搶走了書籍、活字，還掠奪了朝鮮鍾、佛畫、門、匾額，甚至搶走了石橋。日本人出兵朝鮮，究竟獲取了多少戰利品？現在具體在何處？留下了多少？以什麼形式流傳下來？相關的真相至今仍無法全面瞭解。
綜上所述，從朝鮮搶掠來的物資對日本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對日本的產業和文化帶來更大影響的是那些被押送而來的朝鮮俘虜，據說人數達數萬甚至數十萬。這些俘虜和陶工一樣，只能靠自己的技術維持生活。下面列舉目前學界掌握的一些情況。例如，當時日本高知地方不懂得豆腐的製造技術，朝鮮人樸好仁第一次向他們傳授了製造豆腐的秘方；在薩摩藩，鄭宗宦傳授了防蟲劑樟腦的製造法；在九州熊本藩，道慶、慶春兄弟的造紙技術居領先地位；佐賀藩的九山道清傳授了製藥技術和絹紗製造法；土佐藩中村市近郊的朝鮮織女傳授了織布技術；加賀藩的金如鐵，建造了叫做玉泉園的日本庭園。
朝鮮人
金如鐵（日本名叫脅田直賢）7歲時，被宇喜多秀家帶到了日本。宇喜多秀家是加賀藩主前田利家的女婿，所以，金如鐵作為第二代加賀藩主前田利長的親信長大，成人後成為武士，在德川進攻大阪的時候立了大功，後來又在金澤長期任町奉行之職，在藩裡擔當了重要職位。除此之外，也有像土佐藩的經東那樣憑藉精湛的醫術聲名遠揚的人。當然亦可推測，無數沒有特殊才能的俘虜在日本各地備受歧視，他們或者默默無聞地死去，或者逐漸融入日本社會。日本從朝鮮得來的一切，基本都是掠奪所得，在戰爭的特殊環境下，各種人力、物力資源紛紛流入日本。朝鮮文化迅速而廣泛地被近世日本社會接受且在日本紮下了根。由此我們亦可看出日本向來具有積極吸取外界先進文明的文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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