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了社会，怎样重构了雇员关系、企业协同关系、生产关系？

达摩院之后，阿里又在今年六月推出了「罗汉堂」。这个机构联合全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共同研究与科技创新伴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等课题。首批学术委员会 15 人，以经济学家为主，其中包括 6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科技的高速进步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好处的同时，更要理解科技给社会带来的挑战，并思考解决方案。」这是马云成立「罗汉堂」的初衷。马云曾说过要做一家 102 年的公司，而他对「罗汉堂」的期许更长久，是 300 年。

去年底，马云找到陈龙，劝他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来做一件更长期的，比阿里巴巴活得更久的事情」。这件事便是「罗汉堂」。陈龙曾是长江商学院的副院长，2014 年加入蚂蚁金服，成为该集团战略部门的负责人。如今，他亦是「罗汉堂」的秘书长。

10 月 9 日，在由《哈佛商业评论》主办的「甦盛典·新商业 TALK2018」活动上，陈龙提及马云找到他成立「罗汉堂」的缘由。在陈龙看来，达摩院关注未来先进的生产力问题，罗汉堂则解决伴随生产力发展而来的生产关系问题。这也是「长期主义」关注的命题。

如今，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一个变化剧烈，越来越快的时代。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了社会，怎样重构了雇员关系、企业协同关系、生产关系？企业在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快速增长的同时，该如何将目光放得长远，关注自身行业的走向，整个社会、时代的发展？阿里又是如何践行「长期主义」的？

以下是陈龙在「甦盛典·新商业 TALK2018」的发言，由极客公园编辑整理：

数字时代的快与慢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越来越快的时代。可以看看，一家公司从创业到成为独角兽要花多长的时间。从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最好的创业公司大约要花十年才能做到独角兽状态。如今，这个时间缩短到一年。这种现象会让我们觉得时不我待。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赚钱很少、甚至不赚钱的企业，似乎越来越被人接受，而且可以活的越来越久，越来越值钱了。比如亚马逊，这家 20 多年的企业，现在却还像是创业公司，还在追求自己的梦想。最近，亚马逊刚刚在苹果之后成为第二个市值过万亿的企业。

再举些例子，迪斯尼说「我们要让人们更快乐」，阿里巴巴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开始讲他们的使命、愿景，这样一些很虚的、似乎短期不可实现的东西。这些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什么是数字时代的虚与实？快与慢？我们今天讲讲「长期主义」。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似乎已经有了一种共识，认为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因为业绩压力，可能很难做长期的规划。

最近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是美联储经济学家写的。他们调查了美国大部分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却发现企业在上市以后，研发投入是大大增加的，而在退市却降低了。研发上的长期投入，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多 48%。

我们提到「长期主义」，不能觉得很多企业尤其大企业是短视的。其实，他们也在望向远方。可问题在于，大公司的远方可能是他们各自习惯的远方。大公司像一条大船，很难掉头。而长期主义不仅是望向远方，而且还要望向符合时代、代表未来的远方。

数字技术改变了什么？

这引发了下一个问题——当下，数字技术到底改变了什么？它给我们的商业模式、定位，给我们的视野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以金融行业为例。工业时代，我们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到金融机构，告诉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如今，你会发现金融正在和实体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融合。

目前绝大部分小微企业没有 CFO。会计把账做到足够大时，会升级成 CFO。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类企业会有一个智能 CFO 帮助他们平衡收支，现金管理等。不仅小微企业，甚至每个个人都可能拥有 CFO。一个智能 CFO，会教我们如何省钱、赚钱、花钱。

这叫做金融生活。科技让金融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以我为核心的金融生活，是金融行业正在发生的「未来」。这个改变是以用户为核心的商业精神。

它实际也是长期主义的本质。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长期主义不是在每个产品和服务上收费，而是和我们的用户共建长期服务的关系，这是商业精神的改变，也是长期主义的核心。

第二，数字技术重构了协同关系，指向长期共存的生态。

举个例子，就是平台企业。大概十年以前，全世界前 20 强的企业里，只有一个企业可以算得上是和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微软。今天，在这个排行榜中，前七强都是互联网的企业。

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基本都是平台型企业。这样的企业与工业时代有巨大差异。在控制资源、赋能、以及解决我们自身和自然如何共处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解决占有，而是解决大家协同的关系。他们制造了一个场，可以发挥各自最大的价值。

这是跟世界协同关系的改变。平台模式也就变成了赋能生态的场，指向一个长期的方向。

第三，数字技术重构了企业的价值源泉。

大概四十年以前，在 500 强企业里，无形资产只占有公司价值的百分之十几。今天，五百强企业超过 83% 的资产都是无形资产。这是非常大的改变。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价值，不再只是衡量它有多少厂房和地。最大的价值来自于它的 IP、品牌、声誉、知识产权、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等。这些都是相对无形、难以衡量的，却成为企业最重要的价值。

这种无形的资产，是一种比较轻的东西，却是非常的重要。它看不见，却很容易规模化，有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这种无形价值有关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升值。创造积累无形资产，需要长期的视野和努力。

第四，数字技术重构了企业内部的协同关系和它的灵魂。

数字技术使我们每个人都被赋能了。我们变成了知识工人，或者说是知识的拥有者与创造者。对一个企业来说，它面临的难题问题是如何与知识工人共处。大家的能力改变了，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不再是控制的关系，而是赋能、激发的关系。

从激励机制来说，它聚焦于共同创造和分享未来。不只是分享未来，还要分享一个梦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命和愿景，拥有一种归属感。为什么员工愿意在这个企业工作，因为拥有共同的梦想。使命和愿景超越金钱的激发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正在变成一件一起走得远的事业。这是一个企业灵魂的改变。

马云的「长期主义」

这些改变对企业的领导带来了更多的需求，可以说是在重构这个时代的领导力。

一个领导必须去思考如何跟世界协同的问题，像构建一座城市一样构建企业；要制定符合这个时代的激励机制；要有一个能够团结大家的使命和愿景，有一个梦想把它串在一起；创始人还要有创造、积累、保护无形资产的能力。

说回长期主义，正好我自己也在做一件相对长期的事情。去年底，马云来找我，说你不要做现在的事情了，我们来做一件更长期的、比阿里巴巴活的更久的事情，做一个叫「罗汉堂」的东西。

无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学家、心理学家，其实他们的使命从来都是帮助人类理解、融合、拥抱技术，以及这个社会的改变。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在他以前没有经济学家？因为从他开始，经济学才变得更加的重要。他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生产关系正从以家庭为核心的手工作坊变成工厂。亚当斯密说这是一个更好的协同劳动分工的关系。

后来，社会学家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也会带来不均，资本家购买机器剥削工人，是在讨论技术到底给人类带来的是增长还是不均。关于这个话题，过去两百年来一直持续着。今天所有人都在讨论的是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比如人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改变，企业内部关系改变，商业模式改变等。

我们把这个叫生产关系。只有生产关系被改变了，生产力的潜力才能被释放出来。这需要全世界最好的思考者一起去做。

今年 6 月，罗汉堂便诞生了。我们邀请了十几位最好的经济学家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其中包括六位诺奖的获得者。我们一起努力打破原有的学术边界，思考我们商业的场景，讨论如何拥抱技术，如何让社会上最多的人得到帮助。

数字时代，对企业管理者、投资者，甚至我们每个人来说，一种长期的智慧变得更加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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