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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民国时代，国家都陷于生死存亡之际。外则强邻四逼、虎视眈眈，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忧患丛生。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彼时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却始终如火如荼，弦歌不辍。汉学家费正清到中国考察，写文章对西方人说，这是奇迹！
（图：1947年4月27日，北平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左起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北大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在这段灰色、甚至惨然黑暗的时光中，一大批由政府兴办的公立大学成为靓丽风景线，至今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而能有此景象，除大学自身努力外，毋庸置疑大学校长们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期间，中国不仅出现了诸如北大、清华等“一批与国外主流大学只有量差没有质差的一流大学”，也诞生了诸如蔡元培、梅贻琦、任鸿隽等必将流传千古的杰出大学校长。可以说，在如此举步维艰的环境下，中国大学仍能实现“逆生长”，几与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并肩而行，民国时代公立大学总256位校长们的功绩特别值得一说。
现今的中国大学，论体量据说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世界一流科学家，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永远在怠工“推进”中，更不曾听说有哪位大学校长堪称“教育家”，和民国时比较起来，真让人感慨系之。 这种比较，因为话题有些敏感，不便多说，顺手举几个例子，朋友们自己衡量下。
民国大学，校长们作为一校之长，作为师生们的领头羊，其人的气度、胸怀，是最值得一提的。
话说有个叫黄季陆的，是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骨干，后来在台担任国史馆馆长。前两年中华书局还给他出了部《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也是大家比较注意的书。抗战期间，他一度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而川大也正是在他任内的擘划筹备下，成为多院系综合大学。
（图：1948年川大数学系17级毕业酬师合影，右六为时任校长黄季陆）
这个人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右派，狂热的反我共头脑人物。 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他作川大校长时，却只知道维护学生，从不问党派归属。他执掌川大时，正是学生运动频繁时段，动不动就有学生被抓进去。
黄季陆的处理方式，就是只要有学生被政府抓去，他不管什么党派，“只要是我川大的学生，我誓死也要保你出来”，政府不放人，他的名言就是“这是我的学生，我是校长，你必须给我放出来”。他当时也是四川省国民党党部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多能奏效。
所以，虽然都知道黄季陆极端反共，差点因此被孙中山开除党籍，但是当时学生乃至进步学生地下党，均对其印象甚好，背后喊他“黄妈妈”。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他为人婆婆妈妈，不像个官僚，倒像个妈妈一般爱自己的学生。
这事川中名作家流沙河老先生有专文记录。黄季陆的做法，显然是认为：作为政治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理念行事，有必要时甚至格杀勿论；但是作为一名校长，就该秉持思想自由之原则，超越一切党派意识，兼容并包，以爱护师生为首任。想我们现在的校长，动不动就知道开除学生以媚上，不说别的，境界与胸怀早已天上地下了。
“去行政化”，是现今大学改革中呼声最高的。而民国大学的机制就是榜样，校长本身也是一直在作表率的。
自1912年蔡元培提供法案通过后，历任民国政府，包括北洋军阀时期，都厉行一条法令：凡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兼任任何行政职务,倘有兼职，必须立即辞去,专办校务,如有违背，“应由该部查明更换”。这是对当时大学校长任职形式的一种专门规范。这样的规定，可以保障大学校长安心办学，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也避免了学术与权力的交易乱象。
（图：孤独遗落在香港华人永久坟场的蔡元培墓）
也因此，在民国时代，作大学校长社会威望极高，是政府高级职务所不能比拟。所有人选务必德才兼备，不然必为师生所驱逐，能坚持下来的也必然多为师生所拥护。所以，胡适虽贵为驻华大使，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他一生最骄傲的职务，是北大校长；而蒋梦麟，是在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两年后，以部长之尊出任北大校长的，他自己与同时代人，都认为部长不过一介官僚，而北大校长育天下英才，才是“至高尊荣”。
民国大学校长，多为国之重望。这些人，对上，有底气，能牛掰，抵御权力腐蚀，让大学维持“自由之品格，独立之精神”不堕；于下，多具身体力行、宽容大度、民主平等的人格魅力，因此是大学树立校风的象征、也是学生为人的楷模。这也是民国大学可以培养出大才的一个因素吧。
（图：公开演讲中的蔡元培）
民国初期，北大校长由大总统直接任命,官高位尊。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上任第一天， 校工们依例，像迎接官老爷一样，校门口列队恭候，行礼如仪。不想，蔡元培见了，也马上脱礼帽,郑重鞠躬还礼。并且，此后每日进出校门，他都会向校工们脱帽鞭躬还礼——而这位蔡校长，前几年还是暗杀团体“光复会”的首脑。
这是破天荒的举动。蔡元培这么做,不仅只是出于一种礼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以北大校长之尊，立意摒除求学机构等级分明的官僚习气，将民主平等的行为乃至人文精神意识从此打入中国大学校园之内。
后来的校长多能承此风。像胡适，就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室的大门永远开着，师生、校工可以随时进入；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能够毫不犹豫地当面顶撞国家元首，都是在身体力行表示“大学不是衙门”，应该有不畏权贵的气节，有平等民主的风范。这些都是民国大学校长的典型。
现今有些“国子祭酒”，完全不是把校长当校长来当的，怎么可能真的用心办学呢，又如何有底气敢和旧时代的“同行”一较短长呢！孟子有言：“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前些年，耶鲁大学校长公开说有些大学就是个笑话，我们除了不满，是否需要反省呢？
2018，9，25，责令删改后重发
感谢大佬们赐阅。会勉力每天都写三两篇随感。欢迎关注、点赞、留言批评——虽然我是不会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