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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再到2008年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角色，中国成功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并因此收获了巨大的国际市场，带动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荣。与此同时，人口红利吸引大量跨国生产资本蜂拥而至，促成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实力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向上游攀登。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似乎已经初现轮廓。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李巍。本文原刊于《国际战略简报第66期》，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公众号id：PKU-I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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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再到2008年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角色，中国成功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并因此收获了巨大的国际市场，带动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荣。与此同时，人口红利吸引大量跨国生产资本蜂拥而至，促成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实力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向上游攀登。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似乎已经初现轮廓。
“特朗普冲击”恶化中国外部环境
然而，特朗普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内政外交政策，其所产生的“冲击波”逐渐向全世界扩散，既有的国际秩序开始“礼崩乐坏”。“特朗普冲击”表现在战略、经济、移民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在战略上，特朗普重新挑起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并提出“印太战略”来制衡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特朗普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严厉的投资安全审查政策、对等开放的贸易政策，以及强势美元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特朗普高举的关税大棒，它旨在通过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极限施压，贯彻“美国优先”的战略思想。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并呈螺旋式升级态势，对中国来说，一个长期以来总体良性的外部经济环境开始显著恶化。特朗普政府于7月6日、8月23日和9月24日，分别对来自中国的340亿、160亿和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总额已经接近中国对美出口总量的一半。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威胁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如果这成为现实，它将意味着美国取消了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特朗普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筑起了高达25%的关税壁垒（目前针对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为10%，但明年开始税率将升至25%），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出口。如果这一关税壁垒长期存在，不仅中国的外贸企业将遭受巨大的生存压力，它还会影响跨国公司对华信心，促使它们将供应链逐渐转移出中国。
关税战还只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方面。8月1日，美国正式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44家中国企业（主要是大型央企）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很多重要的研究机构，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将更加严厉。不仅如此，8月13日，特朗普在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上签字，旨在审查外国投资安全风险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力进一步得到强化，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将无疑会遭遇更大的困境。可见，关税壁垒、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壁垒，共同构成了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三板斧”。最近，已经有信号显示，贸易战还有可能向金融领域蔓延。
事实上，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就已经开始逐渐显现，美国先后出台并逐步成型了“3T”谈判战略，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试图构建新一代的国际经贸规则，而中国并没有被纳入到其中任何一个谈判中。也就是说，早在2009年美国就已经在准备“抛弃”WTO的多边框架，建立一个新的“朋友圈”了。只不过，由于特朗普“草率”退出TPP,并挑起美欧经贸冲突，这一“规则围堵”计划没有成功。
但是，最近几个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墨西哥、韩国和加拿大已经先后“屈服”，和美国达成了修改自贸协定的共识，尤其是新版的美加墨贸易协定，其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潜在杀伤力巨大；不仅如此，美国与欧洲、日本又释放了建立美日欧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统一大市场的信号，相关谈判也已展开多轮。诸多迹象表明，特朗普的贸易“大棒”政策正在奏效，美国可能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实现“以战促谈”，以保护主义手段达到实现更高水平和更加“对等的”自由贸易的目标。
尽管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国内的建制派都对特朗普“粗鲁的”政策方式持不同意见，但中国的经济崛起确实引起了发达国家的普遍焦虑。因此，他们对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实行严厉政策，却是暗中窃喜甚至乐观其成。目前欧日高水平的自贸区协定已经签署，如果美国在未来选择重新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将何去何从？
艰难时局的应对之道
目前，中国国内弥漫着较为浓重的悲观情绪。但所谓哀兵必胜，如果悲观情绪能够唤醒我们的忧患意识，并且促使我们在逆境中保持团结和理性的民族品格，坏事亦可以变为好事。经过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已经拥有巨大的现实和潜在力量基础，只要我们保持冷静，不骄不躁，坚定改革方向，完全能从容应对这场贸易争端，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首先，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2017年中国零售商品消费额高达36.6万亿人民币，零售市场总额已经超过美国，而对美出口只有2.9万亿人民币。只要能够真正释放中国规模巨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把高速城市化和城市群消费的动能激发出来，我们完全不必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过于悲观。
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跨国企业如大规模转移出中国将面临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以苹果公司为例，在其201家供应商中，中国企业占了80家，而美国企业只占了44家。中美贸易战确实会影响一些跨国公司的心态，但是中国业已形成的成熟的产业生态环境会使他们欲罢不能。
第三，中国存量人口仍旧巨大，依然拥有高级人才的红利。大学扩招的一代人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量归国的留学人才也正逐渐成为中国科研的主力军。中国的人才红利未来还将持续多年，这是中国实现技术升级、应对美国“技术战”的坚实基础。
第四，经过过去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在交通、电信、电力和住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基础设施建设所逐步释放出的巨大红利正在显现。中国的高铁里程世界第一，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信和电力网络，中国人的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医疗水平也大幅提升，这些“沉默的福利”是支撑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性有利条件。
第五，我们站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夜，而历史表明，每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都会制造一个新兴的经济强国。目前，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曙光已经出现，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生物医疗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可观的技术实力。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从技术追赶者向技术引领者的转变，中国完全可以迎来新一轮的经济持续增长。
但是，上述这些优势并不能自动转换为中国赢得对美贸易战的筹码，我们需要在经济外交和国内改革两个方面做到不等不靠，坚决有所作为，才能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力量。
经济外交方面，我们首先要借助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机会”，进一步多元化中国的出口市场，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要加快构建中国的自贸区网络，避免中国在这一轮国际贸易体系的分化组合中，丧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抓紧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稳定和提升与这几大经济伙伴的关系，这将极大提升中国应对美国市场壁垒的能力。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谨慎处理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软着陆”，进行必要的战略性收缩，要向重点区域、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集中，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须量力而行，谨慎推进，要把各种风险估计得充足一些，不要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我们外交和经济的负担。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钥匙”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国内。只要国内坚持执行强有力的改革政策，我们就有信心度过时艰。
首先，我们要坚定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培育消费型社会，切实实施减税政策，增加土地供给，降低家庭和企业的经济成本。 如果能够实质性地减少税收、降低地价，将非常有利于提振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释放民间活力，也能够通过进一步扩大进口来增加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谈判权。
其次，政府支出要实现彻底转向医疗、教育和养老。这三大社会矛盾的解决有助于缓解中国社会的焦虑情绪，有利于培养具有大国心态的理性公民，从而能使我们更加自信和从容地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
再次，国企改革要吸纳民间资本，民间资本要流向高端制造和研发，把房产和金融的泡沫挤掉。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民间资本，国企改革要引导这些资金流向高端技术创新，而只有技术创新才能支撑起一个大国的实力骨架。
最后，不要再轻易动用货币工具来解决问题，因为中国面临的是长期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眼前的短期问题。以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壁垒，只能抬高中国进口的成本，加剧输入型通胀，损害中国民众的福利，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本文原刊于《国际战略简报第66期》，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公众号id：PKU-I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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