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包、奢侈品甚至一頓飯、一個表情都可以表達感謝的時代，錦旗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
文 ✎ 丁雪
78歲的楊秉誠在北京友誼醫院附近的圖文店一次性做了7面錦旗。
因為50多年後，他終於在2017年有了戶口和身份證。
楊秉誠在“文革”時失去戶口，半個多世紀裡，他的活動範圍一直侷限在珠市口、天橋附近，這個區域裡有不少人認識他，其他區域則經常會查身份證。他的職業選擇侷限在“賣報紙”，其他職業需要身份證。
“有了戶口本後，街道什麼事兒就可以通知你了。”他告訴《博客天下》。這種參與感讓他覺得不再“低人一等”。
做完錦旗後，老人挨個送給幫他申請戶口的人。例行公事是，掛上去前，領導出來，握手照相，取景框要對著錦旗，還有上面的字。
前兩天，楊秉誠路過前門大街去辦戶口，感覺“猛地像到了外國，和電視裡的一樣”。
而在距離前門不遠處的琉璃廠，上世紀80年代因為政府旅遊規劃聚在一起的老手藝人一條街，有了新規劃，正處在命運的轉角。
作為街上最後一家錦旗店店主，老肖已近3個月沒賣出一面錦旗。指著桌上甩賣的商品和過往好奇的行人，他伸出兩隻乾癟的手指，嘆了口氣，“20年了。”
人家讓做什麼就做什麼
印著“醫德高尚，妙手回春”的錦旗靜靜俯視著櫃檯上的水晶杯、小牌匾和這家店曾經的輝煌。象白色的櫃檯緊挨著水泥地上的6個紙箱，那是它們幾天後共同的歸宿。
這裡會拆遷，他們要搬遷。搬到哪兒，他們不知道。或許是五環，或許是六環。
相似的情境在阜成門內大街被複制。這條街，距離曾經的“大聖壽萬安寺”1.3公里。顯然，它並沒有給圖文店老闆李榮帶來多少安心。他覺得自己是低端行業——“沒有技術含量，不給北京創造價值”的那種。
這個浙江財經大學畢業的80後，在每月6萬元房租的地方，延續著父輩的職業選擇。評價完自己的職業後，李榮停頓了一會兒，擠出來一句，“最低端的”。
大多數時候，他覺得牆上掛著的古舊道德體系都是“套路”，大多來自電腦上的“錦旗用語大全”或自己多年的經驗。那是他們謀生的手段。
如今的錦旗店，基本和圖文印刷、標牌業務連在一起，並且錦旗業務大多數只佔總業務額的百分之幾。“見義勇為”、“助人為樂”、“救死扶傷”.....他們牆上被這些千篇一律的詞掛滿。
楊秉誠不知道，自己從圖文店取出、將要掛在派出所以及街道辦事處牆上明晃晃的錦旗，大多來自北京五六環的小作坊。
上午11點半，鄧輝剛結束一波3個多小時的送貨，從三四環的圖文店返回。他坐在沒開空調的屋裡，灰色的T恤溼了一片。
圖文店更上游，是像鄧輝這樣的錦旗刻字作坊。業內人士告訴《博客天下》，在北京，這樣的小作坊至少有300多家，他們大多來自河南、湖北、河北、山東……其中，以河南人居多。
林遠是河南元陽第一個來北京做這方面生意的人。他之前在部隊搞宣傳時，有寫字的底子。1999年，林遠買了一臺一萬多元的刻字機，開始了錦旗條幅的生意。接下來的十多年，他帶出來六七十家做錦旗生意的河南人。
鄧輝是其中一員。2005年，經歷了每月三百塊錢工資的兩年學徒生活，他開始自己幹。
錦旗的製作工藝並不複雜。字是電腦刻的，機器把字的輪廓打出來，鄧輝拿著壁紙刀，順著輪廓把字扣出來，粘在絲網上。
紅色的絨面墊在絲網下面，黃色的漿液刷到絲網上面。這個漿，行業裡叫發泡漿，一百多元一桶，一桶能刷五十多面錦旗。紅色絨面進價是20元，貼完字後以40元左右賣給下游的圖文店，圖文店再以“六七十至一百上下的價錢”把錦旗賣出去。
小半天的時間，鄧輝打出了一個“服務精準”，一個“匡扶正義”、一個“拾金不昧”、兩個“一絲不苟”。他基本不看上面的內容，“哪有時間看它啊，人家讓做什麼就做什麼”。
也有意外收穫，比如小孩兒的識字量。兒子上幼兒園時，認字就比其他小孩兒多。鄧輝有時會讓兒子把客戶在qq上發的內容和實際電腦上的排版對一下，“印錦旗之前，會讓他讀讀，現在他普通小學的字全都能認識”。這是鄧輝為數不多的流露職業認同感的時刻。沒有社保和住房證明，兒子回家只好上學，妻子也跟著回去了。
更多的時候，鄧輝覺得這個活“又髒又累”，尤其是“刷網”。他一邊抱怨一邊去了隔壁房間，打開銅跡斑斑的自來水管，使勁沖洗沾滿發泡漿的絲網。
黃色的漿液順著網格，從磚房的木門流到外邊的小院。他不覺得這種汙染會對四合院裡其他十多家租戶產生困擾。漿水很快蒸發，只在地上留下黃色素，像是黃河在地圖上的形狀。最難受時是在冬天，“正洗著網，水就凍上了”。
鄧輝從倉房出來，在院裡的公用水池洗了下手，水嘩嘩地滴到下面的鐵板上。每天早晨四五點，他都會被這種嘩啦啦的水聲吵醒。那是早起上班和出去做生意的小商販在洗漱。
這是附近為數不多沒被拆的村子，鄧輝每年的房租兩萬左右。每天，房東都在渴望要拆遷的傳言馬上成真，鄧輝顯然不這麼想。4年前，他從距離市裡更近的已被拆遷的東小口村——一個房東每天都在蓋高房子希望多分拆遷費的地方，搬到了現在的村裡。
“現在這兒拆了我們又得搬家，再往外搬，去市裡送貨就不太容易。”他慶幸村子往南有一條鐵路，“是通往北京北站的，不太好拆”。
鄧輝羨慕“那些坐辦公室工作的”。他有一次去保利大廈 31層送貨，“人家那種大樓，大的落地窗視線特別棒”。他雖然恐高，但沒忍住從明亮亮的落地窗往外瞥了一眼，“東直門、西直門，都看得倍兒清楚”。
嚴肅意義被一點點解構
很少有人能說清楚錦旗是從什麼時候產生的。
錦旗，原本指“錦制的旗子”，發展到現代詞語，變成了一個詞，指“用彩色綢緞製成的旗子，授給競賽或生產活動中的優勝者，表達敬意和謝意”。
更多的人看到的是錦旗的展示功能。和橫向幅面旗不一樣的是，錦旗一般幅面下垂，就是“為了讓人看清上面感謝的文字”。更何況，它符合很多人做了好事要讓所有人都知道的心理。
用錦緞這種材質製作，一開始就賦予了錦旗的光榮和體面。關於錦旗最早的新聞報道中，它們大多和官方、正統相連，被送給工會、解放軍，或作為禮物贈給訪蘇代表團。新聞裡的錦旗，見證過中蘇友好、抗美援朝、計劃生育.....在主流敘述語境中，它是光榮的、崇高的、值得驕傲的，意味著被認可。
1976年的《浙江日報》裡，有這樣一段關於錦旗的報道：“六十六歲的老工人、技術員張仲光，為了精心製作八面錦旗，和大家一起對作品的圖案設計、題字字體，以及採用何種針法，都作了認真研究，細緻推敲。一連幾個晚上，他都和大家一起忙到深夜。青年工人每次勸他早點回去休息，他總是高興地說:‘這錦旗是敬贈大慶親人的，我越幹心裡越是樂滋滋、甜絲絲的，哪裡會感到累。’”
官方為這面旗幟籠罩的榮光，曾一度帶動了錦旗的銷售熱潮，1979年杭州禮品店見諸報端的數據是“每月製作錦旗已達六百面”。
林遠和鄧輝入行時，在互聯網大潮的衝擊下，傳統錦旗行業已開始走向衰落。技術的革新支撐著這個行業向前的慣性。林遠開始做時，刻字機已經出來，取代了用毛筆寫字。他僱了十多個人，基本通宵做，卻怎麼也做不完。每月“六百面”仍是難以企及的數字。現在每月的訂單大概“一二百面”。
早些年，房租和原料都便宜，利潤空間大，很多人靠這個積攢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林遠就在“老家和燕郊都有房子”。
鄧輝覺得自己入行晚了，他不知道每天要經手的錦旗背後到底有什麼光輝事蹟、有多少文化歷史，只知道粘在手上的黃色漿液，很難洗掉。他經常在民國劇裡看到錦旗，覺得那時應該就有了。
他最喜歡看抗日劇，“覺得打小日本挺過癮的”，以至於去日企送貨時，一旦遇到裡面有說日語的日本人，他覺得“看到他們就煩”，從不在那裡逗留。
平時，這個小店主更關心大燕網每天蹦出來的房產頻道，雖然買不起，但想“瞭解瞭解”。但最近，他關心最多的新聞是“和印度打仗不打仗”，而更多的國策和宏大敘事，是通過“訂單”闖進他們生活的。雄安新區建立後，中建三局在當地建設的項目很快就出現在鄧輝的訂單任務上。
大多數時候，他們更關切的是，在紅包、奢侈品甚至一頓飯、一個表情都可以表達感謝的時代，錦旗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
2013年的一段時間，林遠感覺送給醫院錦旗的訂單明顯增多。
當年2月，衛計委辦公廳印發《關於醫患雙方簽署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的通知》，要求從5月1日起，全國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在患者住院24小時內，須由經治醫師和患者溝通並簽訂不收、不送“紅包”協議。
一些和上層有關的設置議程給這門古老的生意帶來了新的轉機。近幾年開展的反腐運動，讓一些賄賂和送禮看起來“危險”，錦旗生意迎來生機，但又影響了林遠他們的另一部分生意——比如應用於頒獎典禮的綬帶，不好做了，因為儀式少了。
當時在門頭溝中醫院附近開店的林遠，是從客戶口中知道這些的。“家屬想讓大夫用點兒心，就‘意思’一下，想給一個紅包，但他們都不敢收，說查得嚴，有時醫生也會主動和他們說，你做個錦旗就行了。”
也有“主動要的”。那直接和他們評職稱、考核掛鉤。林遠聽到的版本是，“收到一個錦旗獎勵200塊錢。”有人告訴記者的版本是，在有些系統內，“收一面錦旗可以在考核上加一分或者兩分。”
如今，他們生產的錦旗更多流向醫院、政府機關的年終評獎和其他事業單位。林遠說，這幾年，也有像蘇寧電器、鏈家這樣的市場化公司，喜歡通過錦旗來獎勵員工。
大多數人喜歡那種亮閃閃的錦旗，掛在房間裡，很有面子。也有一些人“喜歡”舊的。這是近兩三年才有的現象。鄧輝一開始不太明白。
有人給他打電話，問錦旗有沒有舊一點的，“看起來像兩三年的那種舊”。
“每天加工都及時送出去了，沒有那種。”
“你給它弄的髒一點兒，讓它看起來很久也行。”
鄧輝這才明白，打來電話的小診所只是想“自己送自己，讓診所看起來很受歡迎”。他最開始沒同意，無關道德，只是怕“弄舊了對方反而不要”。後來就都答應了，原因是“人家要求做，咱們不做也不合適。”
林遠曾給一個小診所做了20多面自己送自己的錦旗，“做完往他們屋裡一掛，順著牆一排，多漂亮啊，患者一看，會覺得這個診所好厲害啊。”
林遠的經驗是，“同一時間做的不同年份的錦旗，會把時間更久遠的錦旗，在牆上蹭點土，十多面錦旗會換十多種字體”，以此達到逼真的做舊效果。
這些年，他們也接到過一些風格清奇的訂單，錦旗身上的嚴肅意義被一點點解構，甚至消費。老幹部風濃重的錦旗忽然被一群不正經的人“玩壞了”。比如，有人用“節煤能手、製冷標兵”諷刺供暖公司，也有人送相反意思的錦旗給不作為的部門。
在琉璃廠開圖文店的60後賈良，接到訂製文字為“我愛你”的錦旗。他只記得這個做表白錦旗的客戶催得急，一早晨就打了五六個電話。他不太理解這種方式的表白，“這是很個人的事，大大方方拿到店裡做，就有點尷尬”。80後的兒子在旁邊調侃，“這就是大家吐槽的直男，表白送錦旗，估計肯定是快分手了。”
做的人難了，送的人也老了
晚上6點半，61歲的賈良騎摩托車和兒子回家吃飯。20分鐘車程後，他們到了家。暗銀色的壁紙佈滿八九十平方米的空間，飯桌上鋪著綠色桌布，上面供著菩薩，貢品是兩個蘋果，用來保佑生意順利。
生意一直不冷不淡，並且這兩年比以前要更艱難。
在錦旗刻字作坊這條產業鏈更上層的，是代理商和生產絨面、綬帶、發泡漿的廠家。上層敘事帶來的轉機很快消解在產業升級轉型帶來的壓力上，形勢還是不太樂觀。
林遠用的原料2017年一年就漲了3次價，進貨的廠子時不時就停產，常見的原因是“環境檢查”。
一個淘寶賣家告訴《博客天下》，因為“環保檢查，車間暫停生產”，3天后才能發貨。一份廠家內部“調價通知”上寫著：“由於原料價格持續上漲，環保和限電，各產品價格上調0.05—0.1元/平方。”
業內人士告訴《博客天下》：“現在他們很多都是晚上幹，白天停工，或者是在一個隱蔽的地方鎖門生產。”但有時鄰居會舉報。
漲價有時讓產業下游的林遠為難，“我們要是也漲價，漲得少，沒多大意義；漲得多，別人該說我們事兒太多。”
和他們對接的北京代理商，大多集中在南五環。“那樣他們接南方廠子的貨比較方便。”代理商會租一個專門放布料的大庫房，白天有人訂貨了就開車去送貨。
新增加的成本總要找一個出口。鄧輝對平臺和轉型抱有想象。他在58上投了一萬塊錢。作為用戶在平臺搜索“錦旗”時會蹦出來的推廣費，每點一下會被扣五六塊錢。這一天，鄧輝被扣了50塊錢，意味著近十人點擊了他在58上的店鋪。
淘寶上鄧輝也有店，交過一千多塊錢的保證金。在淘寶上搜索“錦旗”，銷量最高的店鋪顯示有3459個人收貨。有6家銷量顯示過千，沒有鄧輝的店。其中一家客服對《博客天下》提到，“顯示賣出多少的數字肯定不可能的，我們這兩個月每月一百面都不到，都是隻問不買。”
林遠不太迷信技術，沒在淘寶上開店，覺得“上面便宜，不如實體店做有利潤，掙不了多少錢，全靠走量”。但他也承認，“上面有做的大的，也做起來了”。
工作苦悶時，林遠會轉戰到另一個平臺——快手，在那兒他是有著4.2萬粉絲的“怪手大叔”。倒著寫字的技能可以在兩分鐘內給他帶來150塊錢的收入——在有人買他的書法作品時。
為了上熱搜，林遠會經常在上面寫一些明星的名字，效果很顯著，一條表演倒寫吳亦凡名字的視頻，給他帶來了91.7萬的播放量。“粉絲的力量真大啊。”
8年前開始做錦旗的賈良，閒下來時總愛和33歲的兒子講一個“媽媽帶著小男孩來給班主任做錦旗”的故事，想以此教育兒子“學會感恩”。
兒子不以為然，“我爸和我說了好幾遍了。”不僅如此，兒子大學畢業時，老賈非得給兒子的好幾個教授送錦旗，還想給校長送錦旗。“丟人死了。”小賈告訴《博客天下》，“大學學生和老師關係沒有那麼密切的，尤其我還是學渣，這樣很諷刺。”
時代變了。賈良和楊秉誠難以理解的那種“變”。
楊秉誠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學時，也會給老師送錦旗。場景被蒙著布的老式雙反相機記下。鏡頭對準錦旗，“啪——”，捏一下手中可以帶動快門的橡皮球，就照好了。許多照片上茫然或者閉眼睛的面孔告訴你，他們並沒有太適應這項新技術。照片是黑白的。
此後50年，楊秉誠和老師經歷的年代，在歷史教科書上被稱為“三反五反”、“人民公社”、“文革”和“改革開放”，再也沒見過面。當時楊秉誠在北京男十三中，還叫老師“先生”。送錦旗前，班裡人會一起湊錢，有拿五分的，也有拿兩毛的，那幾乎是他們身上最多的錢了，沒有的話會從家裡要，班裡四五十個人，總能給老師湊出一面錦旗錢來。
那時楊秉誠還年輕，聽到有女孩兒沉井，能穿著棉衣立刻跳下去救人。如今在他身邊，在更多倒下或陷入困境的女孩面前，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圍觀或沉默。那些掛起來的紅色絨面上刻的字，因稀少而變得珍貴。
在
賈良的印象裡，送錦旗的習慣在一些老年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延續。
賈良早年在杭州一家國營鐵廠當工人，後來廠子倒閉，領完買斷金後，他在杭州各個景點賣了五六年剪紙，剪過娘子軍，也剪過許仙和雷鋒。
剛來北京時，有一個賣書的來推銷錦旗標語大全，100多塊，沒有人買。賈良買了。
“一點用也沒有，人家做錦旗的自己都會提前想好寫什麼詞。”他後來感慨自己“不會做生意，只能虧錢”。
一天，一個60多歲老太太來賈良這邊做錦旗，老伴腦里長了瘤，第一次手術很成功，她上面要寫4個字——“感恩戴德”。
賈良覺得這4個字太重了。老太太不太愛說話，不聽他勸，堅持用這4個字。
店門前的臺階很陡，賈良讓看店的小孩過去扶她，老太太不讓，顫顫悠悠就出去了。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背有點兒駝。
說好了第二天來取錦旗，第二天，老太太沒來，第三天，第四天.......都沒來。
兩個多星期後，賈良接到電話，一個女孩兒打來的。“先生去世了，那個錦旗不要了。”
賈良沒要他們錢，心裡難過了很長時間。“琉璃廠離醫院近，大部分都是生老病死的事，大多送錦旗都用‘妙手回春’這樣的話。救活了一個人，就要一輩子‘感恩戴德’，多沉啊。”
後來老人去世，他有了些理解，“兩個老人相依為命多好啊。”
賈良懷念以前錦旗的黃金時代，那時這條街有十多家同時在做。一天，一家圖文店一下接了十五六個錦旗訂單。餐飲店倒閉，遣散員工時，老闆感謝他們為這個店付出了十年的時光，給每個人都送了一面錦旗。
這條八百米的街，幾經興衰，灰色屋簷上如今已長起青草。
當年那個給倒閉餐飲店主做錦旗的圖文店，也消失在琉璃廠虎坊橋五道街。賈良再也沒見店老闆。
楊秉誠是賈良口中那種仍在延續送錦旗習慣的老人。只可惜領到戶口本那天，楊秉誠騎自行車時撞到了牆上，被送進醫院檢查後，發現得了腦血栓。
這段時間，他一直在家輸液，定製的7面錦旗只送了5面，等身體康復後，他打算把那兩面也送出去。
（文中李榮、鄧輝、林遠、賈良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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