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口碑报告要从一个投资领域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简单谈谈东北目前的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现状吧，希望能抛砖引玉，能看到更多专业人员的不同看法。
首先发一张图：
这是2017年A股IPO（首次公开发行，暨上市交易）按省份的分布图，在金融圈的人应该都知道，IPO数量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程度最直接的指标。企业上市涉及到创业热情、政策扶持、早期投资、战略投资、资本热度、市场活跃度等方方面面，比起严重注水且对投资状况反映程度较低的GDP等指标要有用很多。
而一眼望去结果也很明显，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加上近年来深圳资本市场的活跃，优势明显；而江浙沪地区是当之无愧的经济最发达地区。北京、山东、福建等经济体量前十的地区有着稳定的表现，处于上升期的安徽、湖南也保持了近年来IPO数量前十的地位。
地图的另一边，整个西部地区和东北几乎就是资本的荒漠，很多省份2017年的上市企业加起来可能还没有浙江省一个县多。而这一趋势有增无减，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初步调研摸底结果是，整个吉林省现存的有上市意向和可能的公司只有一家，与之相对的，仅仅杭州市就有一百多家。
这一现象代表着什么？直接结果就是：没人会去西部欠发达省份/东北投资 ，因为投资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获得资本回报，而IPO是一级市场资本最直接、最主要的退出方式（尽管也有并购、股权份额转让等退出方式，但总体活跃度和IPO基本是匹配的），资本是逐利的，若没有IPO带来的投资回报，投资机构、投资者当然不会把自己的钱放进没有退出希望的标的里浪费。
那么为什么东北作为传统的经济重镇，近年来资本市场活跃度会那么低、乃至即将迎来偌大一个地区连一家能够IPO的公司都没有的尴尬境地呢？
个人认为，首当其冲的还是体制遗留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的大国企制度下，企业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懂点股票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股票的市值是直接和净利润挂钩的，一般计算公司价值都是按照净利润*市盈率的方法，说白了只有每年赚更多的钱，才能给持有股票的投资者回报增长；而如果企业是亏钱的，那么理论上投资者本身的投资都在亏损，别说这公司股票的交易价值了。
而在东北式国企体制遗毒影响下，公司的管理层、决策者乃至基层员工没有动力去不断创造更多利润，仅仅作为打工者的“大锅饭”、“铁饭碗”、领一天工资干一天活儿的思想很普遍，也就是说投资者希望公司不断壮大、净利润不断提高的想法与企业本身经营者领工资混日子的想法并不符合；相比之下，浙江今年87家上市公司中有83家民企，企业的管理者、决策者往往是最大的股东，员工业绩福利、股权激励政策也比较完善，因此他们最有动力不断创造更多价值、让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获得最大的增长，哪种公司最后会发展比较好很显然。
另一方面，国企体制下决策效率低、惰性强的问题也是投资者最苦恼的。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大家都希望能尽快沟通完毕、完成交易、履行程序，而一些低效率、管理层不够勤勉负责的大国企，每一轮沟通可能都需要经历无数轮的上报、反馈，还经常不了了之，即使最后真能做出决定，基本也是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我们现在做并购交易或者撮合投资都会要求直接和具有拍板能力的人沟通，一些南方民企的老板往往通过几次会面沟通就能很快敲定细节、完成交易，只要前期工作到位，上百亿的并购可能最终一次会议就能落成。而要是对手方是国资委下属的老国企，那么心基本已经凉了一半了，感觉就是屁大点事儿、几千万的投资都不知道需要往上走到哪一步，跟你坐着谈了N轮、喝了无数场酒的XX经理可能根本决定不了什么，只是个传话者，等到他的话在体系内传了几层，也就是总经理、董事长乃至地方一个小处长一句话给否了或者干脆放那儿没回声了。所以一般涉及到上市公司的交易，大家都不喜欢和体系繁杂的大国企直接打交道，一些有心进取的公司，一般也会通过设立下属金控平台、投资公司并授予一定权限的方法把并购、定增、pre-IPO等基金投资业务独立出去，以便脱离体系更高效地开展，和这类机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
除此之外，政府政策也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方面。比如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凤凰计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将海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到700家，重点拟上市企业300家，对新三板、并购重组等业务也提出了阶段目标，并给予配套政策全力支持、成立专门机构给企业资源和扶持。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者当然愿意把资本和希望押注在浙江企业上。东北最近比较大的动静大概就是推进国企混改了，中信资本增资收购哈药集团从而控股哈药股份算是个资本市场不小的新闻，但意义也有限，至少短期内我对东北地区企业的发展、上市还是持很悲观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浙江如此大力帮助本省企业发展壮大，但本地企业对政府的认同也是最弱的，即使是副省长出面带话，企业也不一定会因此改变决定，依然会按照对本身最有利的方向做选择，浙江省资本市场如此发达，本省的两家国有金融机构浙商与财通证券都很弱势，接到的IPO单数还不到来自深圳的国信证券的零头，甚至两家本地大国企的上市也都是外地投行操办的。这在北方可能很难想象，国企保护主义、地区保护主义盛行的某些地区，别说副省长，即使是下面一个小处长说句话，企业可能都要诚惶诚恐地照办。
这顺便就引申出了为什么券商投行不愿意去东北做业务的问题，要知道IPO承销保荐费一单至少几千万，有生意做谁都巴不得使出浑身解数给抢来。但东北不仅在上述体制、政策上有诸多不便之处，企业与经营管理者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资本市场冷清、企业上市氛围弱使得企业与管理者本身的“水平”也越来越低，内控不规范、财务作假、证监会敏感的关联交易、第三方回款、不规范代持等等问题比市场发达地区整体要严重许多，上海、深圳投行的精英们自然也没人愿意冒险冰天雪地跑去一处烂泥潭里帮企业处理这些破事儿，何况往往还有可能忙乎半天无功而返。都是挣钱，大家谁不愿意工作轻松、容易点？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即使是上进、勤勉尽责的东北老板与优秀的企业，得到的关注也远不如资本发达地区多。
本报觉得东北的问题想要解决，必须要从根上下手，彻底铲除一些体制上遗留的问题，需要一届乃至几届励精图治、敢于改革的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与变革改变东北的创业、投资、企业经营环境，并需要东北的企业家、人民积极配合，这也必然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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