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玥超 载于中读App
论辈份，我该喊茅爷叫老太爷，茅爷是村里多数人对他老人家的称呼，为了方便我也就这么的记吧。茅爷家先是住我们老家后院东边的隔壁，后来可能是分家的原因吧，茅爷跟他两个未成家的小儿子搬到下庄西头往北出村的小路东面。
茅爷的那两个儿子开和印除了农活不赖还会木工、瓦工，都是比较勤劳能干的。茅爷家的小院子虽然里外都是土墙泥巴地，却每每总是能够收拾的干干净净，似乎一片枯叶都没有，算得上勤谨人家。
后来，时兴外出打工，但茅爷的二儿子开好象是在北京地铁10号线施工事故中被埋，隐约记得当时在新闻里曾经看到过死亡名单里有个颇为熟悉的名字，但因为前面写的是东部的某个县名，所以起初以为只是同名同姓，但听庄里人讲了恰巧就是他以后，心里可是莫名的惋惜和叹息。
茅爷的小儿子印现在也已是花甲之年，两兄弟都没有能够结婚成家。起先对此我很是不解，凭着两个人的长相和手艺，特别是开，更是“要个儿有个儿，要样儿有样儿”也算是比较帅气，找个对象成个家应该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再后来，把以前村里人闲言碎语唠出来的关于茅爷以前的有些事情串连起来，方才能明白些许其中的大致因委。而这，则浸满了于诸多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的背后，众多小人物无奈挣扎的悲哀乃至血泪。
原来在解放前，可说得上是三代赤贫的年轻的茅爷，曾经当过某个保长的走卒跟班儿，也就是老电影里说的“保丁”。可以想象的是，一旦沾染上这层关系，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在轰轰烈烈的某个特别年代期间，将会受到何种特殊的“礼遇”，可以肯定的是绝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乎，茅爷被当成旧社会的“狗腿子”被踏翻在地。
据说，对过儿家亭哥的爷爷就曾受到过他施加的传言中诸如“灌辣椒水”之类的私刑。而那些年，正赶上茅爷的儿子长大成人，在那样的氛围里，他们的婚姻大事不可避免会受到异样的冲击，最终的束之高阁或许是必然结局。许多“高大上”的所谓公知往往喜欢菲薄于百姓的愚昧和迷信，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乡野村夫于底层挣扎过活的无奈与苦悲。
中国社会的悲情更在于，老百姓的善良常常很快地就被人们当成本份一概忘记，其大多或被生活或为生存“胁迫”的所谓“斑斑劣迹”却基本都会殃及无辜的子孙。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个乱七八糟的原因，年迈的茅爷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他家门前的丁字路口，孤孤单单从来没有一点儿声息。
但每次我在村里玩耍经过时，只要喊他一声“老太爷”或是口渴了跑到他家灶间找水喝的时候，却总是能看到他胡子拉茬满是皱纹的脸仿佛一下子把攒了几天的笑容堆集在了一起。到外地上初中以后，每个星期我只能回家一次；每次都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走匆匆忙忙返校，还总是习惯打村东头走，碰到茅爷的机会越来越少。
但有一回去西头菜地，正好碰到茅爷坐在那儿发呆，我照例怕他听不清楚冲他用力地喊声“老太爷”！茅爷一看是我，眼睛蓦地亮了起来，很费力地抬起手示意我过去。只见茅爷在衣服里头摸索了好一阵子，才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大团结”（第三套十元纸币），比划了好半天我才明白原来是要我帮他买个小收音机。
下一个周末的时候，我就专门拐到乡供销社的百货商店，给茅爷挑了台无锡产的“红梅”牌袖珍收音机。当时的十块钱，在火柴只要二分钱的那个时候可不是个小数，我一直想不明白茅爷为什么非要我去帮他买，而且还摆着手不让我告诉他家里人。
而今，当年小毛孩的我，已无四十之不惑，却也未敢妄称知天命。每当想起早已经不在人世的茅爷的时候，却也每每总于我心焉焉有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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