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五封“策反信”
1950年12月15日。廣西南寧市。
天空佈滿著陰雲，寒風中裹挾著濃重的潮氣。上午九點多，郵遞員像往常一樣，騎著自行車給省政府送來了每天必送的郵件。省政府天天都會收到大宗郵件，最多時甚至需要郵局用綠色郵政專用汽車載送幾十個綠帆布的大郵袋，像今天這樣僅僅由郵遞員騎著自行車送來兩個小郵袋要算是郵件最少的情況了。不過，小郵袋裡面卻裝著一個大案件，只不過當時誰也沒有意識到罷了。
每天送往省政府的郵件分為機要郵件和普通郵件，機要郵件是由郵局經過政審挑選出來的機要郵件投遞員用摩托車送來的，普通郵件則由一般郵遞員用自行車送來。機要郵件送來後直接由秘書處機要科接收處理，普通郵件則由收發室接收。現在送來的是普通郵件，就由收發室收下後打開郵袋點檢分發。收發室幹這項工作的是人稱“姜老頭兒”的姜心亮，他在點檢從郵袋裡倒出來的那堆信函時，發現有大約三四十封信件用的是相同的豎式牛皮紙信封，右側寫著三個字“省政府”；正中紅色的長方形框框中寫著收信人的姓名，都是飄逸的毛筆字；左側下方的落款則是印上去的紅色魏碑體字“南槐堂緘”。
稍後，姜老頭兒在接受公安人員的調查時說，他記得很清楚，他點檢時從這些用同樣信封郵寄的信函中拿起的第一封，那個紅色框框中寫的是“李天佑先生”，他就隨手把這封信放在一旁。為什麼要放在一旁？那是因為其時擔任廣西軍區司令員的李天佑奉兩個月前毛澤東下達的“必須在1951年5月1日之前完成肅清全省土匪”的命令，已經率領“廣西剿匪前線指揮部”前往貴縣、桂平、蒙山等地組織新中國剿匪史上著名的“大瑤山會剿”去了。李天佑兼任著廣西省人民政府委員，所以，平時有些地方上寄給他的信函、資料等會往省政府這邊寄送。省軍區司令部每天有專人駕著摩托車前來省政府送取軍區和地方上來往的信件公文，寄到省政府的收件人為李天佑的信函就交由通訊員一併捎去。姜老頭兒在取出寫給李天佑的這封信函後，又從落款均為“南槐堂”的這摞牛皮紙信封中取出了寫給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副政委邱會作、已調往北京空軍總部任職的吳法憲等軍方省政府委員的那幾封，連同寄給軍方的其他十幾封信件放在一起。他剛把所有信件、報紙分揀好，省軍區的通訊員就來了，於是就把這些信函交給了對方。因為不是機要件，也就不必搞簽字什麼的交接手續了。
據案卷記載，最先發現這些信函有問題的是廣西省軍區司令部秘書處秘書蔡浩，他是負責處理領導普通信件的。按照當時的規定，只要不是寫明“親啟”的信件，他都可以開拆、閱讀，然後根據內容分門別類處置。蔡浩最先開拆的，是寫給李天佑的那封信。用剪刀剪開牛皮紙信封，抽出裡面的信紙，只一看，便是一個激靈！信內的文字如下——“致共黨首腦：迷途應知返，懸崖宜勒馬；棄暗而投明，升官又發財；升官晉三級，發財賞百金；黨國重信義，言出行必踐”。落款是：“南槐堂主”。這些文字，是用大紅印章蓋在信紙上的。
蔡浩大驚之下，立即報告秘書處副處長蔣勝剛。蔣副處長讓把那幾封信全都拆開，發現裡面的內容完全一致。於是，省軍區方面立刻報告省委。
當消息傳到省政府時，收發室已經把“南槐堂”寄給其餘非軍方省政府委員的那些信函分發到各相應部門，這時候也不勞姜老頭兒一封封回收了，都是保衛處的活兒。保衛處把其餘那些信函統統收攏來後，交由已經趕到現場的省委社會部部長兼省公安廳廳長、南寧市公安局局長覃應機及隨行的幾位公安幹部，也不開拆，當場封存於一口小木匣裡。
從這些信函的內容來看，屬於“策反信”。在當時形勢下，不乏敵方軍隊、特務機關給我方軍事指揮員、地方政府幹部寄發此類函件的案子，可是，像這樣大規模地把“策反信”寄發省人民政府每個委員的情況，卻從未發生過。因此，這是一起值得省委、省政府重視的案件。當下，廣西省主持常務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副主席陳漫遠親自撥通了正在武漢開會的廣西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張雲逸的電話，報告了此事。張雲逸指示：一是不必大驚小怪；二是讓公安方面組織力量嚴查，限期半月破案；三是需向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社會部和中央公安部、社會部報告。
於是，立刻成立了由覃應機親自掛帥的“特一號案件”專案指揮部，由省委社會部二處處長隋留寶具體負責。覃應機，廣西東蘭人氏，壯族，1929年十四歲時參加革命，紅軍時期、抗戰年代及解放戰爭時期長期從事保衛、偵查、情報工作，調來廣西之前曾任河北省公安廳廳長、中共河北省委社會部部長，乃是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老公安。當天下午，從南寧市公安局、廣西省公安廳以及省委社會部抽調來的十一名偵查員齊集南寧市公安局向覃應機、隋留寶報到，“特一號案件”專案指揮部成立，隨即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
覃應機向眾偵查員傳達了張雲逸的三點指示，說大家不必緊張，這個案子我估計半個月內拿下來是沒有問題的。現在，請同志們就案情和如何開展偵查工作充分發表意見，會後，我們立即投入調查。能夠被抽調來參加這個案子的偵查員，應該都不是凡品，當下，你一言他一語發表各自的觀點，最後歸納下來形成以下五點意見——
第一，從這三十五封內容完全一致的“策反信”來看，出自敵對分子之手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從其行文遣詞造句透露出的特點來看，其作者“南槐堂主”的寫信目的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策反，而不過是一種宣傳——用臺灣特務機關的術語來說，這應是一種心理戰的形式。另外，“南槐堂主”的文化水平看來也有限，寫的那幾句東西充其量不過屬於打油詩，所以，基本可以斷定此人（或者團伙）應該並非從臺灣派遣過來專門對我黨幹部開展心理作戰的特務。因為根據中央公安部、中央社會部之前內部通報的數起已被破獲的心理戰案件來看，受命開展心理作戰的臺灣派遣特務都是具有相當文化水平的角色，古漢語、英語都來得；而且，如果是從臺灣受命而來的話，他們的“對匪宣傳內容”就會是經過臺灣特務機關的心理作戰專家起草並反覆討論後才定下的語句，不可能是這種打油詩。
第二，“策反信”的文字一共有十行，一式的豎排，去掉抬頭、落款，都是五字一行，卻不是手寫的字跡，而是先刻了版，再用大紅印泥加蓋於紙面上。從圖章印文來看，無論是撰寫還是鐫刻，都具有專業水平。綜合起來，可以推測這個作案的“南槐堂主”具有一定的反偵查意識；但是，信件打油詩樣的遣詞造句跟製作印章的書法、鐫刻所顯示出的文化功底卻又不相稱。因此，可以得出這個“南槐堂主”跟版子製作者多半不是同一個人的結論。再看信封上書寫寄達地址（省政府）、收信人姓名和寄信人署名的那手飄逸的毛筆字，從字體上看跟印章的書法風格迥異，這說明在信封上寫名址的人既不是“南槐堂主”，也不是版子製作者。偵查員由此分析，“策反信”的產生過程可能是這樣的：“南槐堂主”自己或者指使他人起草了該信件的內容，出於反偵查或者準備“擴大戰果”的需要，讓另一人把內容刻製成版子，又讓第三人書寫了信封上的名址，這才寄出。偵查工作可以從版子製作具有專業水平這一點出發，對全市的刻章店鋪和掌握專業刻章技能的人進行調查。另外，信封上的那手流暢、飄逸的毛筆字，可能出自郵局門口某個專門替人代寫書信的老先生之手，這也是可以進行查摸的一條途徑。
第三，“策反信”的信箋、信封似乎最有調查價值。信箋是那種中檔質地的綿紙，長七寸，寬五寸，細紅槓豎格，紅色粗邊框，左側邊框下方印著三個魏碑體紅字“南槐堂”；信封系牛皮紙製作，紙張質地、檔次、中間寫收信人的粗框以及左側下方的落款“南槐堂緘”的印製風格與信箋完全匹配。這種信箋和信封，現在只能從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故事的影視裡看到了，而在本案發生時，全國各地使用的信箋、信封幾乎都是這種式樣的。偵查員根據“南槐堂”三字估測，“策反信”的信箋、信封應該出自某個商號或者會道門，也不排除是某個文人墨客的書齋名號，或者某個武館。當然，案犯既然敢公然使用“南槐堂”的名號來作案，那通常可以表明他跟“南槐堂”是無關的，但是，對於偵查指揮部來說，循著“南槐堂”這根線追查，也是—個必不可少的步驟。
第四，從“策反信”的寄發對象判斷，“南槐堂主”對於省政府成員的瞭解還停留在1950年2月8日省政府成立伊始所獲取的信息上。廣西省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時，報紙、電臺都公佈了三十五名委員的名單，其中張雲逸為主席，陳漫遠、李任仁、雷經天為副主席。雷經天的副主席只當了半年左右，於今年九月間奉中央命令調往武漢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長；吳法憲的省政府委員也只當到1950年7月，奉調進京擔任空軍第一副政委去了。當時的媒體對於高級幹部的這種工作調動通常是不予報道的，所以外界都還不知道。寄來的三十五封“策反信”中有兩封的收信人寫著雷經天、吳法憲的名字，從這個情節可以推斷，“南槐堂主”對於體制內的情況並不怎麼了解。
第五，三十五封“策反信”上的郵戳表明案犯是把這些信件投進該郵局所設的郵箱裡的，這也是一條值得追查的線索；另外，“策反信”上所貼的郵票，都是由成立於1949年11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發行的面值為四百元（舊版人民幣，合新版人民幣四分，下同）的普通郵票。偵查員認為這些郵票應該也是一條線索。以當時的經濟情況和消費習慣，郵票都是隨用隨買，不可能一下子買下整版郵票放在家裡等著使用，因此，對於郵電局營業人員來說，如果哪個顧客一下子購買三十五張郵票的話，肯定會對其留下深刻印象。
會議決定，就上述分析，立刻分頭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調查：走訪全市各個印章店鋪以及街頭刻章攤，調查“策反信”的文字印章內容；走訪全市所有郵電局營業點和郵票代銷點，瞭解郵票出售情況；對全市所有在郵局、法院門口以及城隍廟等公共場所設攤代客書寫信函文書的攤主調查，瞭解是否有人前往讓代書信封名址；對“南槐堂”以及印有該堂號字樣的信箋信封進行調查。
鑑於調查方向比較多，估計憑專案指揮部的警力還不夠，覃應機讓秘書科即刻電話通知全市永寧、明德、臨江、水上、江西五個分局及興寧、寧武、上國、中興、德鄰、宣化、維新、江西八個派出所協助專案指揮部進行調查。
散會後，偵查員分頭行動，只留下主持偵查工作的隋留寶留守指揮部負責協調。隋留寶是覃應機的老部下，是個具有豐富經驗的老公安，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往市工商局打電話，務請該局當晚要留下熟悉全市各商號情況的一名工作人員，以便隨時接受警方的相關諮詢。接下來的事實證明，隋處長此舉對於迅速查明有關情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追查“南槐堂”
從“特一號案件”發生當天的12月15日下午到次日上午九點，專案指揮部一干偵查員在分局、派出所的配合下，馬不停蹄對上述需要調查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查摸。
根據“策反信”上的郵戳，這三十五封信函都是從關東街郵電局發出的。偵查員解中堂去了該郵局，詢問之下，得知那些信函是昨天下午四點從該郵局門口的那個郵箱裡取出的。取信的工作人員把信件和之前從本轄區其他郵箱裡取出的信函一起送到了郵局的工作臺上，工作人員蓋上郵戳後，當晚由市郵電局派來的郵車取走。在市郵電局，這些信函被分揀後，連夜送往省政府所在地的郵電局。
那麼，這些信函所使用的郵票是不是從該郵電局營業窗口出售的呢？對方查下來，給了否定的回答。解中堂是個認真細緻到近乎於刻板的偵查員，他不但聽了三個窗口營業員的敘述，還查看了三人當天的營業記錄，那上面記載著從上午上班開始到下午結束營業為止的每一筆營業金額的明細賬，發現接班時所領取的四百元面值郵票的數量與結束營業時剩下的數量之間的差額與售出數量相符，每個營業員售出的該面值郵票的總數都沒有超過三十五張。
查完了，解中堂該告辭了？不，他還有話說：你們這個營業窗口最近一段時間——比如說一兩個月內是否有過一次性出售超過三五十張四百元面值郵票的情況？這個，營業員一下子真還沒法回答。不過，新中國成立初期，郵電局還保持著舊時郵電行業那種嚴謹細緻的工作習慣，比如上面說過的出售哪怕一張四百元面值的郵票也要有記載，而且，這種營業流水賬還不能丟掉，每天結束營業後交到會計室去，會計室按月裝訂後保存。現在，人家就拿出了已經裝訂的10月、11月以及本月尚未裝訂的流水賬讓偵查員查，解中堂查下來，沒有任何發現，這才罷休。如此，這條線索就到此為止了。
解中堂的任務是調查郵戳，他對關東街郵電局四百元面值郵票的調查不過是捎帶一下。根據分工，另有偵查員鄒晃專門負責調查全市各郵電局營業窗口和郵票代銷點的郵票出售情況。鄒晃先到市郵電局打聽，得知全市四個區所有的郵電局營業窗口加上郵票代銷點一共有三十七家，便尋思這活兒自己肯定是吃不下來的，於是就在市郵電局給永寧、明德、臨江、江西四個公安分局的秘書股打了電話，讓他們立刻安排專人負責，與下轄的派出所民警一起前往管段內的各個郵電營業窗口和郵票代銷點，調查自國慶節以來到昨天為止四百元面值郵票的出售情況，凡是有一次性售出三十五張以上的，即刻報告。
即使如此，鄒晃還是忙碌了一夜。他剛返回市局，第一個電話就打進來了。那是維新派出所打來的，說據他們管段內一家郵電所的營業流水賬顯示，12月3日曾有人一次性購買了四百元面值的普通郵票兩版共一百張，購買者讓營業員開的發票上留下的抬頭是“富德榨油廠”。鄒晃馬上跟市工商局聯繫，這當兒就顯出之前隋留寶撥打那個電話的先見之明瞭，工商局接到公安局的電話後，特為挑選了兩名熟悉行業商號的工作人員值班，此刻接到鄒晃的電話，不必去查閱資料就立刻隨口說出了“富德榨油廠”的地址。鄒晃當即電告江西分局，立刻派員前往“富德榨油廠”調查該廠12月3日是否派人去購買過兩版四百元面值郵票，如果確有其事，要求查明這些郵票目前還剩多少張，已經用掉的那些郵票如何使用等情況。
鄒晃在等候江西分局的查問結果時，其他分局、派出所也陸陸續續打來了電話，統計下來，自10月1日至今購買超過三十五張以上四百元面值普通郵票的，除了之前的“富德榨油廠”外，還有二十六筆交易，其中大部分是政府的公家機構，小部分是像“富德榨油廠”那樣的私營工廠、商號。鄒晃守在電話機旁一一接聽，凡是工廠、商號的，就向市工商局詢問清楚地址後向所在地的分局或者派出所下達立刻出警調查的指令；凡是公家機構的，他都是知曉地址的，就直接通知相應的分局、派出所前往調查。
這樣，一直忙碌到次日清晨，把所有交易的買方都一一查到，全部是公家機構、廠商或者私營工廠、商號，沒有私人，而且購買方的郵票使用和留存都沒有疑點。這樣，指望通過郵票查摸到線索的希望落空了。
對印章的調查由偵查員王大培、陳百勇兩人負責。王大培會駕駛摩托車，所以他們是駕著摩托車自己出去進行調查的。刻章屬於特種行業，即使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由警察局登記下每個經營者的姓名、住址等基本情況的，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嚴抓治安工作，公安局規定所有經營者必須獲得“特種行業經營許可證”後方可營業，如若擅自經營，讓警方抓住了多半就得送去收容教養。因此，偵查員先到市局治安科抄錄了全市獲准經營的刻章店鋪和攤頭經營者的名單，逐個走訪，跟每個對象的談話都做了筆錄並由對方簽名按指印。
王大培、陳百勇一直奔波到晚上十一時許，才完成了對最後一位刻章匠的走訪。最後的結果是，名單上的三十三家刻章店鋪、攤頭中，沒有一家接過給人刻制“策反信”上的那類印章或者木版子的生意，無論是豎排還是橫排，當然公章、商號店章刻制生意是有的，但那都是圓形或者橢圓形的。因此，這條線索也似可以排除。
案情分析會上被認為最有可能查摸到案犯蛛絲馬跡的關於信箋、信封的調查，由偵查員時根堅和小許負責。時、許採取的工作方式是上述三撥偵查員所採用方式的結合。信箋、信封都是由印刷廠（社）印製的，所以應該向全市的印刷廠（社）調查。印刷行業跟刻章行業一樣，是列入特種行業的，所以他們先到市局治安科查得了全市所有印刷廠（社）的名稱、地址和公家負責人或者私人業主的姓名，有幾家有電話號碼的也一併要了；然後根據各廠（社）所在地的分佈範圍，給相關的分局、派出所打電話，以市局名義下達調查指令。全市的印刷廠（社）一共有十五家，其中有一家有點兒特別，是設在邕江的一條木船上的印刷作坊，居然也有字號，叫“大相印刷社”。根據管轄範圍，邕江是水上公安分局的管段，所以時根堅就把電話打到了水上分局治安股，由他們派員找到那個可能會移動的印刷作坊進行調查。
其實，從工作總量來說，時根堅、小許負責的這攤活兒最費時費勁。儘管他們自己不必出去，而是讓各分局、派出所前往調查，可是，分局、派出所指派的調查人員前往各印刷廠（社）調查時，人家沒像市工商局那樣事先接到過通知安排專人值班等著偵查員上門，所以，登門的警員都是讓留廠（社）守夜的職工找到廠長、老闆，不管在幹什麼事兒都得放下，十萬火急地趕來接受調查。好在這些人基本都是業務行家，平時業務量也不是很多，所以這幾年來接下的印製信箋、信封的活兒都還是記得的，通常口頭就能說清楚。當然，對印刷行業有些瞭解的時根堅事先給分局、派出所電話時交代過，印刷行業有每完成一樁活兒留下至少兩件樣品的行業習慣，有些客戶要求高的活兒，還會讓客戶驗收後在樣品上簽名作為證據，這些樣品，都是好好保存著的。所以，光憑對方接待人員口頭說“有”還是“無”是不能作數的，必須得讓他們打開存放樣品的櫃子，把該廠（社）印製過的信箋、信封留下的樣品一件件都拿出來過目，這是最牢靠的法子。
這樣，等到各路警員完成調查返回分局或者派出所，再把電話打到偵查指揮部時，東方天際已經呈現魚肚白了。調查結果怎樣呢？哪路也沒調查到跟“南槐堂”字樣相關的線索。
關於“南槐堂”字號的調查，由偵查員祖郎、金志清負責。祖郎是中共廣西省委社會部二處的偵查員，他是被受命主持“特一號案件”偵查工作的省委社會部二處處長隋留寶點名讓參加專案偵查工作的。由此可見，這個二十六歲的小夥子顯然是有兩下子的。祖郎的兩下子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思維敏捷，機智精明。因為具有這個特點，所以儘管他並非廣西人氏（他是湖南永州人氏），可是在南寧解放伊始隨隋留寶過來後，所接受的任務卻是通常被認為只有廣西人才適宜去做的——化裝後查摸社會情況。在大約三個多月時間裡，這個小夥子曾化裝過乞丐、失業工人、鄉下進城尋找打短工機會的農民、邕江縴夫、賣木柴的樵夫、幫會馬仔等，對調查解放初時南寧的社情作出了貢獻。祖郎自己也積累了若干關於這方面的經驗。這次隋留寶點名將其調來參加專案偵查，顯然是要發揮小夥子這方面的優勢。祖郎、金志清接受任務後，看看還沒有到機關下班的時間，立馬騎了自行車直奔南寧市體育會（即後來的“體育運動委員會”）籌備會，向其瞭解當地武林中的堂號情況。籌備會的工作人員就是後來的市體委幹部，卻沒有一個是武林中人，還在那裡扳著手指頭討論“好像誰誰誰可能知曉這方面的情況”時，祖郎已經報出了三個當地武林著名拳師的姓名，說這三位家住何處請告訴我們，我們自己去找他們瞭解就是了。
祖、金獲得地址後，立馬奔這三個武林名宿家裡調查。這三位當時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了，對於南寧乃至廣西舊時武林的情況該是瞭如指掌，可是，祖郎、金志清跟他們接觸下來，卻都說沒有聽說過南寧、桂林乃至廣西武林界有過哪家武館、拳社、鏢行起過“南槐堂”這樣一個堂名的。那麼，是否並非武林中的堂名，而是某個會道門的名號呢？這個，這三位武林名宿也應該知曉的，因為會道門中總得有武林中人參與才撐得起門面，否則，隔三差五的武鬥怎麼對付得了？可是，問下來也是搖頭。
於是，祖郎就斷定“南槐堂”跟武林和會道門應該沒有關係。那該往哪個方面去查摸呢？祖郎尋思接下來該往兩個方面去調查：商界和文化界。“南槐堂”這三個字也可以適用於商業店鋪的名號，特別是中藥行業、古玩行業，都有把經營的店鋪起名某某堂的習慣；此外，文人搞結社玩一把文雅時也有這種嗜好。於是，祖郎、金志清返回市局，先向市工商局打電話詢問檔案中是否有“南槐堂”這樣一家店鋪，包括已經申請獲准歇業的。那邊查下來，說沒有。祖郎又問明瞭本市幾家有名的中藥、古玩店鋪的地址，給管段分局或者派出所打電話，要求立刻派人前往向老闆調查南寧是否有過“南槐堂”這麼一家字號。然後，祖郎又給市文化局去電，那邊卻無人值班。跟金志清交換意見後，兩人再次騎車出門。去哪裡？奔《南寧日報》、《廣西日報》兩家報社，向這兩家報社的記者、編輯瞭解是否聽說過文化界有“南槐堂”這樣一個社團之名或者個人書齋名號。
祖、金兩人的調查不可謂不周到，可是，最後還是沒有收穫！
專案指揮部如此折騰了一夜，張雲逸規定的期限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天。一干偵查員打了個把小時盹兒，吃了早餐，就聚在一起再次分析案情。剛說了—個開頭，沒有過來參加會議但已經聽隋留寶電話彙報過調查情況的覃應機打來了電話。隋留寶接聽電話後告訴眾偵查員，說覃廳長來電，他已經弄清了“南槐堂”的來源，是清朝時南寧明德街上一家老字號中藥鋪子的店名，該店早在民國前就已關閉，其店址現在一分為二，開著一家眼鏡店和一家竹器店。一干偵查員聽了，興奮之下不禁愕然，都不知覃廳長是通過什麼途徑瞭解到的。這個情況，一直到案子偵破喝慶功酒時覃廳長也沒透露，更沒有人敢開口問。
於是，案情分析會也不必開了，隋留寶立馬指派偵查員王大培、祖郎前往明德街調查。王、祖兩人驅車直奔明德街，雖然不知道原“南槐堂”的地址，不過覃應機已經說得很清楚，那店址現在開了眼鏡店、竹器店，所以，只要找到兩家挨在一起的眼鏡店、竹器店就是了。找到後，兩人留意了一下，發現眼鏡店和竹器店的斜對面有一條巷子，看了看巷子裡的門牌，該巷名喚“必仁巷”。
王大培、祖郎問了眼鏡店、竹器店的老闆，都說不知道他們兩家之前是開什麼店鋪的。這兩個老闆均已年過四十，要說他們的店鋪也算得上是老字號了，因為兩個老闆都是從他們的老爸手裡接下店鋪搞經營的。這就是說，眼鏡店和竹器店至少已開了三十多年。覃廳長說過，“南槐堂”早在民國前就已關閉了，扳扳手指頭，距今少說也有四十年了，那就只有去對面必仁巷裡找老人打聽了。
必仁巷是一條百年老巷，巷子裡的住戶中年過五旬的居民頗有一些，偵查員選擇了幾個七八十歲的老翁瞭解下來，得知現在的眼鏡店和竹器店以前確實是中藥店“南槐堂”，是在光緒末年關閉的，那就是1908年前後了。那麼，該店是幾時開的呢？這個，誰也說不上來，反正打其中一位八十三歲的老人幼年記事起，“南槐堂”就已存在了。老闆姓朱，是個瘦瘦高高的小老頭兒。那麼，這位朱老闆的後人呢？這個，誰也說不上來。
王大培、祖郎商量了一下，隨即奔市藥材業公會。所謂藥材業公會，相當於如今的行業協會，其活動經費由各中藥店鋪繳納的年金承擔。這種各行各業的公會，全國各處都有，一直存在到新中國實行“公私合營”時方才結束。兩個偵查員前往藥材業公會，從那裡保存著的資料中如願以償地瞭解到“南槐堂”的情況。
“南槐堂”系清道光三年（1823年）開張，至光緒三十三年（1908年）歇業，在舊時南寧城也曾是一家有點兒名氣的老字號。“南槐堂”的創始人名叫朱志墨，到1908年歇業，中間一共經歷了四個老闆，後三位都是朱志墨的子孫。由於第四位老闆朱雙承無子女，而其時四十九歲的朱老闆身患痼疾，沒有精力繼續經營下去，迫於無奈只好於1908年關門。歇業後不到一年，朱雙承就撒手西歸了。朱雙承有大小兩個老婆，都沒有生育，他死後兩個老婆鬧分家。分家後，大老婆張氏去城南翠姑庵出家做了尼姑，大約十來年後病亡。小老婆汪氏嫁給—個做香料生意的越南人，後來去了越南，從此再沒有消息。
王大培、祖郎交換了意見，認為朱雙承是在其經營的中藥店歇業後才病歿的，而不是病歿後才歇業的，因此，歇業時他完全有可能親自主持相關事務，包括店裡剩餘藥材、藥械和其他設備的出售，什麼物品該留下，什麼物品不必留下，都應是其自己作出決定的。印有“南槐堂”字樣的信箋、信封，估計留下的不會很多，因為作為中藥店鋪，平時業務中用得上信箋、信封的機會不是很多，印刷一次搞上三五百件就能用上好長時間。那麼朱老闆會怎麼處置這些信箋、信封呢？偵查員認為信箋、信封儘管不值錢，但朱老闆很有可能會留下不作處置，其理由有二：一是“南槐堂”畢竟是其祖輩手裡創下的產業；到他手裡最後竟然沒能保住使之傳承下去，心裡料想自有一份淒涼，由此滋生出些許不捨，就會把信箋、信封留下作為一絲念想；二是歇業時朱雙承不會意識到自己在世間只能活一年了，所以他會考慮到自己還要用通信的方式跟親友進行交流溝通，就有把信箋、信封留作備用的可能。
如果情況果真是這樣，朱雙承留下的“南槐堂”信箋、信封后來又會如何呢？時隔四十多年，張氏、汪氏兩人一個業已去世，一個遠赴異國他鄉，要想查清楚的難度極大。唯一的假設就是大老婆張氏在分家時把丈夫留下的“南槐堂”信箋、信封拿走了，後來她去翠姑庵出家時又將其攜往庵裡。如此，似乎有必要去翠姑庵調查一下。
翠姑庵還在。偵查員登門一問，接待他們的那位六十多歲的住持靜潔法師說她還記得張氏其人，當年張氏出家時靜潔來翠姑庵已經三年有餘，是親眼目睹張氏剃度的，當時的住持夢修法師賜名靜慧，說起來還是她的師妹哩。然後就說到“南槐堂”的信箋、信封，靜潔說她曾看見過靜慧用來寫信，好像是奉住持之命寫給“興德典當”聯繫贖當之事的。翠姑庵不像有些寺廟庵觀那樣專門印製了標有庵名的信箋、信封，平時要用到時，都是去外面買的，那次靜潔說她身邊有，就取出來使用了。那封信還是她和靜潔一起去郵局寄出的，時間大約是在民國五六年吧。
偵查員於是就到“興德典當”去撞運氣，那家老字號竟然還保存著跟客戶的往來書信，於是，那封由翠姑庵發出的信函就落到了偵查員手裡。王大培、祖郎把信拿回指揮部後，竟然有了意外發現！
三、嫌疑人被捕
專案指揮部把翠姑庵寄給“興德典當”的信函跟“策反信”一比照，即使在場的偵查員誰也沒在印刷行業幹過，可是所有眼睛都可以發現：這兩封信函所用的信箋、信封雖然式樣、紙張、印刷字體相同，可是紙張的新舊程度明顯不同。“興德典當”提供的那封信函，其信箋、信封一看便知確實已經存在了四五十個年頭了，不但散發著那種只有時隔多年才有的黴澀氣息，而且紙張暗黃，質地乾脆，輕輕一撕甚至只要折一下就會裂開；而“策反信”的紙張雖然也有些發黃，可是其質地要比前者柔韌，這是用手指一觸摸就可以明顯感受到的。
這是怎麼回事呢？隋留寶說看來得找個行家來幫助我們給鑑定一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就跟印刷業公會聯繫，請他們提供一兩位從業時間長、經驗豐富的老師傅進行鑑定。印刷業公會提供了兩人，其中一位是印刷業公會的副會長、“宣爽印刷社”老闆徐宣爽，另一位是曾在上海從事了五十餘年印刷現已回家養老的趙鳴三。專案指揮部立刻讓市局秘書科派了市局唯一的一輛舊轎車把徐、趙二位接來。
徐宣爽、趙鳴三不愧為印刷行業的“老法師”，當下只對兩件鑑定物看了看，捻了捻，根本不必使用放大鏡什麼的工具，就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興德典當”那件系至少已經存在了五十年的老舊品，印刷時使用的是石版，“策反信”則是用大約六七年前的紙張以木版子印製的，印刷時間就是眼前，估計最長也不會超過兩個月。
偵查員向兩位“老法師”請教，以您二位的法眼看來，這份用木版子印製的印刷質量如何？
徐、趙兩人一致認為，印刷質量不咋樣，甚至可能不是機器印製，而是直接用手工弄出來的；不過，這信封的木版製作得非常好，顯然出自老匠人之手。
偵查員再請教，在咱南寧地面上，能夠製作這等質量木版的工匠都有誰呢？
這個，打從十四歲就去上海做學徒一直到去年才回鄉養老的趙鳴三就說不上來了。另一個徐師傅倒是土生土長的南寧人，而且活了五十年還沒離開過當地。他說木版還是二三十年前才使用的，這門兒技術差不多都已失傳了，南寧好像沒有人能刻出這等質量的版子。他一邊說，一邊擰著眉頭思索。眾偵查員就都不吭聲了，靜候他再往下回憶。有人遞上了香菸，隋留寶親自給劃火柴點燃。徐宣爽抽了幾口煙後，用不確定的口吻道：“要麼……是屠木匠的手藝？”
徐宣爽向偵查員說了屠木匠的情況。民國初期，南寧地面上的印刷行業所用的都是石版、木版，至於鋅版、銅版，那是民國十幾年後才漸漸出現的。製作木版最好的工匠應是金康順、屠潤生。後來，新式印刷機引進後，木版漸被淘汰，製版工匠也就沒了活兒。金康順當時已是年過花甲，也就在家閒居養老了。而屠潤生不過四十餘歲，還是年富力強的當兒，自然還要幹活兒。版子活兒沒了，手藝還在，就改行做起了雕花。所謂雕花，就是雕刻老式紅木傢俱上的那些作為裝飾物的各種花紋，這門兒手藝屬於木匠行業裡技術含量最高也最難做的活兒，通常學粗木匠（造房蓋屋）、細木匠（普通傢俱製作）也就不過三年時間，而學雕花，那就得五年才能滿師。滿師瞭如果不跟著師傅做，還接不上活兒。因為人家要做的是高檔紅木傢俱，材料價值不菲，請你一個剛出師的小夥子來幹，把活兒做壞了算誰的？可是，這個行規對於屠潤生來說，那就根本不存在。因為他是雕制印刷用的木版的，那活兒不知比雕花要精細多少倍哩，還有什麼拿不下來的？所以，屠潤生當初一打出雕花的招牌，立馬就有主顧登門邀請前往幹活兒。屠潤生一茬活兒幹下來，頓時全城聞名，一些要打造紅木傢俱的富戶紛紛發出邀請。幾年下來，人們就忘記了老屠是製版出身，而都喚其為“屠木匠”。
徐宣爽臨末總結道，眼前這信箋、信封的版子活兒，在南寧地面上應該只有屠木匠才拿得下。
那麼，屠木匠現居何處呢？這個，徐宣爽就說不上來了。不過，這難不倒偵查員，他們通過傢俱業公會找了個做雕花活兒的木匠一問，得知屠木匠現在七十餘歲，已經歇手數年了，聽說最近他老人家身體有些不適，一干徒弟都去城東屠家灣看望過他呢。
屠家灣就是屠潤生的家庭所在地，偵查員時根堅、陳百勇奉命前往找其調查。登門一看，屠木匠正在家門口空場上的避風處曬太陽，佝僂著的身子蜷縮在一件舊藍布棉袍裡，雙手顫顫巍巍地捧著一個白銅小手爐，猶自凍得鼻腔瑟瑟作響。其家人告訴偵查員，老爺子去年中秋節中風了，看遍了全城有名的中醫、西醫，總算撿回一條性命，不過身子骨就這麼一副樣子了，全然失去了以往做版子、雕花兩個行業數一數二技術權威的風範。那麼，思維受影響嗎？家人說他腦子還是很清楚的，記性仍舊很好，每天還要跟小孩子說上兩個小時的《說岳全傳》、《隋唐演義》什麼的哩。
時根堅、陳百勇心裡便是一鬆，尋思瞧老爺子這副樣子，顯然已經幹不了製作木版的活兒了，估料他跟案子無涉。不過，他可以提供線索，以他的那份經驗，還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涉案信箋、信封的版子出自何人之手？於是，便向老人詢問。哪知，不知怎麼的，屠潤生竟然脾氣很大，看都不看兩個偵查員一眼，無論跟他說什麼，要麼哼哼哈哈，要麼一聲不吭，再問，乾脆閉目養神。如此耗了半個多小時，時根堅、陳百勇只好告辭。不過，他們不想白來一趟，就去找了屠家灣的農會主席和民兵連長，向對方瞭解屠潤生中風的情況以及最近是否有人來屠家灣找過老人。瞭解下來，屠潤生的家人所言不謬，屠木匠確實是去年中秋節中風的；至於是否有人來過，中風前好像不曾聽說過，中風後他的一班徒弟倒是每月來輪流看望的。
時根堅、陳百勇返回指揮部交差，隋留寶聽了他們的彙報後說，你們的工作可能做得還不到位。怎麼呢？這老爺子多半是看不慣你們那副公事公辦的做派。想想吧，他早在民國初年就已是南寧這邊製作印刷木版的高手，那時他不過三十來歲吧。之後又搖身一變成為雕花行業的泰斗，這又在原先的那份權威感覺上提高了一個檔次。所以我估摸他平時多半很自負，當然他也有自負的本錢，行業權威嘛。這種對象，又是被江湖上稱為“吃百家飯的”——一年到頭都在幹活兒的東家被奉為上賓，吃香的喝辣的，接觸的人多了，受慣了尊重，估計不能忍受你們的公事公辦，那就不配合了。這樣吧，祖郎，你去備一份禮品，小牛和我一起再次登門，這個線結，只有這位屠老爺子才有可能幫我們解開哩！
隋留寶的感覺是準確的。他和小牛帶著禮品登門拜訪屠潤生，對老爺子執禮甚恭。屠潤生對兩人頗有好感，當下就對他們要調查的情況提供了一條線索：從製作風格上來看，這塊版子應該出自其師弟韋玉林之手。然後，提供了韋玉林的住址。
韋玉林這個人，手藝不在師兄屠潤生之下，而其聰明伶俐更是遠勝於屠，不過，他的落魄也是栽在過於聰明伶俐上。韋玉林比屠潤生小十六歲，學藝晚，但進步很快。民國初期他剛過二十歲時，其手藝就已經跟屠潤生不相上下。不過，製版手藝再精湛也發不了財，因為印刷行業的業務量有限。因此，韋就幹起了第二職業，與人合夥從越南進口香料批發到江南地區去，從中賺取差價。後來，木版製作退出了印刷行業，他的香料生意也維持不下去了，因為其時時興化學香料，且價廉物美，天然香料無人問津。已經改行的屠潤生勸他也做雕花，他對此建議採納了一半：雕花是做了，不過是做老闆，靠自己的名頭收來活兒發包給其他雕花匠，從中營利。1939年11月，日軍第一次侵佔南寧，韋玉林錯估形勢，以為日後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於是施展出平生技藝，用上好的紅木雕了一塊“武運長久”的匾額送往日軍司令部，受到鬼子的讚賞，封了他一個維持會副會長。韋玉林頗為得意，開始作威作福，不料好景不長，次年夏天日軍佔領越南北部後撤離了南寧。國民黨政府隨之懲辦漢奸，韋玉林也是其中一個，判了他七年刑。牢還沒坐完，1944年11月，日軍又一次佔領南寧，韋玉林被從大牢裡放出來，這回他製作了兩塊匾額，一塊還是“武運長久”，另一塊是“救命恩公”。於是，日本人再次封其為維持會副會長。
抗戰結束，韋玉林第二次被國民黨政府判刑。這回他的家人使了錢鈔打點，而且法官是其族親，只判了三年六個月。入獄後繼續打點，兩年後提前出獄。這時的韋玉林，年過五旬，健康狀況差了，想重操舊業做雕花生意，由於時局動盪，有錢人家也沒甚心思打高檔傢俱，雕花行業生意蕭條，而一場官司已把他以往的積蓄折騰得精光。為謀生計，無奈之下韋玉林只好擺了個出售香菸、火柴、零食的小攤頭度日。
當天下午，偵查員陳百勇、時根堅去了韋玉林家所在地的德嶺派出所，請派出所出面把韋玉林傳喚過來接受調查。韋玉林自知有漢奸罪的軟檔，不像他的師兄屠潤生那樣牛，有問必答，爽快地承認他確實替人制作過“南槐堂”信箋、信封的木版，收取了五萬元工錢，那是一個多月前的事兒。
韋玉林回憶說，大約11月初，有個二十七八歲、城裡人打扮的女人到他的攤頭上來，問您是不是以前有名的雕木版子的韋師傅，我家裡人做生意，想印一些信封、信箋，問了幾家印刷社，起印數都得一千。目前生意剛剛起步，就想印一百個，以後再加印。有人給出了個主意說讓找您韋師傅幫個忙。韋玉林便問對方打算給多少工錢，對方說她也不知應該給多少，請韋玉林開個價。韋玉林於是開出了五萬元，那女人一口答應。然後，對方就拿出了兩張紙，上面畫了圖樣，標出了字樣字體字號。他看過後，說五天後來拿吧。五天後，還是那個女人來取走了做好的木版，給了五萬元鈔票和兩條“大前門”香菸，說家裡人關照，因為生意剛起步，不想讓別人知道，所以請韋師傅不要對別人說起這事。
這樣，查找那個女人就成了指揮部的當務之急。偵查員對如何查找那個女人展開了討論，最後決定還是去找韋玉林，請他再想想當時的細節。這回，一下子就去了四個偵查員，使韋覺得有些緊張，意識到這件事肯定非常重要。有的人一緊張，腦子就一片空白，有的人則相反，一緊張反倒思路特別清晰，高考時所謂“發揮得好”就是這種情況。而韋玉林正好是這種類型，他一緊張，反倒想起了一個細節，說那個女人第一次來時，他正忙於應付幾個小學生買零食，她就在旁邊等候，記得曾有一個路人跟她打招呼，兩人說過幾句話。
偵查員頓時來勁，馬上盯著追問那個路人是誰。韋玉林邊想邊說，斷斷續續提供了以下情況：那路人是個三十來歲的女子，牽著個小不點兒女孩兒，女孩兒揹著一個黑布縫製的書包；至於女子跟來找他製作木版的女人談了些什麼，他一句也沒留意。
陳百勇、時根堅商量下來，認為那個女子牽著的那個小女孩兒，應該是附近那所小學的低年級學生，估計是媽媽送孩子上學去。這樣，尋找該女子的法子就有了——通過學校查訪。這時，已是下午五點鐘，學校早已放學，但專案偵查的時間實在太緊，因此偵查員也就顧不得上學還是放學了，立刻去派出所打電話向指揮部作了彙報，建議增派力量，連夜尋找那個女子。隋留寶深以為然，當即下令全體出動。
這樣，指揮部的十一名偵查員，加上派出所民警一共二十餘人，一起前往那所名喚“求進”的小學。先讓住在學校值守的校工把住在附近的校長請來，說了情況。那時的小學普遍簡陋，師資結構簡單，也沒有教導主任什麼的，就是校長直接抓所有工作。這對於此刻的調查倒是便捷了些，校長當即拿出全校學生的登記資料，按照偵查員所說把一、二年級的女生名單摘錄出來。做好此事時，那個校工已經把，一、二年級的幾個任課老師都從家裡叫來了。偵查員便向老師說了說韋玉林所描述的那個估計是學生家長的女子的情況，請老師們想想那是哪位學生的家長。老師們議下來，從四個班級中排出了十三個女生，說她們的家長似乎都跟你們要尋找的那個女子相似。這時，專案指揮部全體出動的好處就來了，隋留寶說把這些學生按照家庭住址分一分，請老師帶著我們分頭登門去訪查。
那時候沒有“重點小學”之說，學校通常也不大，所有學生都是就近入學。所以，也就不過忙碌了個把小時，就找到了那個學生家長。那是一家油漆店的老闆娘，姓陸，小名叫阿珠，因其孃家也在附近，所以這小名就帶到了夫家。阿珠初時已經忘記了一個多月前她曾跟什麼人打過招呼聊過幾句話，後來經偵查員提示方才想起來，告訴偵查員說那個女人是其住在蘇州路的舅舅家的鄰居，大名不知，人都叫她“三女子”；她幼時常去舅舅家玩兒，就和鄰家的小朋友結識了。後來，“三女子”舉家遷往南國街去了，有一次她路過那裡，在街上遇到了“三女子”的妹妹，告訴說她們現在住在“五峰糖行”的樓上。不過，現在“三女子”肯定已經出嫁了，嫁到哪裡她就不清楚了。對於偵查員來說，既然有了孃家地址，那就肯定能找到“三女子”了。當晚九時許，“三女子”就被偵查員帶到了市局接受訊問。
“三女子”名叫陶小蕊，因排行第三，故被喚作“三女子”。關於“南槐堂”的信箋、信封，她。說確有其事，那是她的表兄委託她去辦的。那麼，為什麼要跟人家說是“家裡人”呢？陶小蕊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滿不在乎地反問道：“表哥不是我家裡的人嗎？親戚，就是自家人嘛。”偵查員忙到這會兒，累得快趴下了，見她這個態度，當下也不囉唆，拿來手銬就把她給銬上了。陶小蕊這才知道不妙，哭哭啼啼重新交代，是表哥讓她這麼說的。再往下追問，陶小芯交代了另一個涉案情節：她受表哥指派，拿著三十五個“南槐堂”的信封和一紙名單，去郵局門口請替人代寫書信的老先生寫上了收信人的名址。
當天午夜時分，陶小蕊的表哥、“逸君茶葉店”的賬房葉高玉被捕。
四、水井沉屍
葉高玉，三十歲，南寧人氏，出身地主家庭，初中畢業考入師範學校，畢業後做了一名小學教師。那時，學校對教師的學歷不是很看重，注重的是實際教學能力。葉高玉的學歷固然不咋樣，可是他的教學能力不低，所以後來就被提拔為校長。日軍第二次侵佔南寧時，那所小學關閉了。儘管該小學是官辦的，葉高玉在教育局的教師名冊上也佔著一個名額，但日偽當局根本不管，關閉了就失業吧。葉高玉只得另找了一份工作，就是被捕時還端著的那個飯碗——茶葉店賬房先生。
葉高玉是單身，住在茶葉店裡。偵查員前往逮捕他時沒遇到什麼麻煩，先讓派出所找了住在附近的茶葉店老闆出嫁了的女兒，讓其去叩門，佯稱有急事要見父母，宿於店堂一角賬房間的葉高玉自然要起來開門的，一開門就給拿下了。本來，拿下了就該和之前被捕的陶小蕊一樣帶往市局的，如果真是這樣，也就沒有後來的遺憾了。可是，偵查員不是神仙，並無未卜先知之能，加上運氣不佳，因此就發生了不測——葉高玉竟然脫逃了！
葉高玉是在派出所脫逃的。把人犯送到派出所，說起來還是隋留寶處長的主意。為抓捕葉高玉，不但指揮部的十一名偵查員悉數出動，連派出所的警員也給動員起來了。完成任務後已是午夜，一個個都是飢腸轆轆，正好這天又降溫，大夥兒又餓又冷。隋留寶於是就說咱們先去派出所，搞點兒東西吃著暖和暖和，再打電話給市局開輛吉普過來，把人犯押解市看守所連夜訊問。於是，一行人就去了相距不過五六百米的派出所。那時候經濟條件差，制度又嚴，哪個基層單位都沒有什麼“小金庫”。加夜班有兩毛錢的夜餐費，一個月一結算，當班時用什麼充飢自己準備。像今晚這種突發情況，誰也沒預先準備點兒吃的。這問題該怎樣解決呢？這個，隋留寶有辦法。“特一號案件”屬於要案，辦案經費實報實銷，他兜兒裡帶著錢，於是就掏出來，讓派出所所長去隔壁巷子裡那家通宵供應夜宵的麵館，每人下一碗肉絲麵，讓夥計送過來。當然，隋留寶有話在先，吃了麵條夜餐費就沒的領了。
隋留寶的這個決定對於大夥兒來說自是求之不得，派出所裡自有一份短暫的熱鬧。葉高玉就是在大夥兒吃這頓簡單的夜宵時脫逃的。
派出所有一間專門臨時羈押人犯的屋子，還是日偽時期的偽警察公所留下的，十來平方米麵積，門是木門，窗戶也是木質的，不過窗框上裝著十幾毫米粗的鐵柵欄。葉高玉就是把鐵柵欄拗彎後扳下了幾根鑽出去，順著後面那條小巷開溜的。事後調查時方才知道，這個看上去一副斯文相的白面書生竟習練過多年武術。不過，這次脫逃對於葉高玉來說，比不逃還糟糕，因為這一逃，他就去了閻王殿。
當下，一干偵查員自是方寸大亂，立馬追捕的追捕，報告的報告。覃應機聞訊自是大怒，不過此刻不是批評的時候，先追逃要緊。於是，全局總動員，各分局、派出所都出動了。那時南寧的城牆還沒拆除，晚上是關閉城門的，所以還不至於讓葉高玉這廝逃出城去。可是，折騰到天亮，逃犯竟然沒有下落。又過了兩個小時，有群眾在五井巷——葉高玉家所在地——巷口的水井裡發現了他的屍體。
五井巷是一條長度不足百米的巷子，住著三四十戶居民，因巷內有五口水井而得名。發現葉高玉屍體的那口水井，不在這五口井之內。那是巷口詠春街上的一口百年老井，據說是當初五井巷還沒形成，詠春街的這一段也還沒成氣候的時候，有七戶商家相約來此開店生財。由於距最近的那條小河也有數十米，生活、經營多有不便，於是七個老闆就集資僱人挖了這口水井。葉高玉是出生在五井巷的，從小就在這口井周邊的空地上玩耍，當時他一定沒有想到，日後有一天自己竟然會浮屍這口水井中。
這天上午九時許，五井巷口“金壇子醬菜行”大掃除，賬房許先生把賬臺上鋪著的檯布取下拿到井臺上來刷洗，俯身井欄打水時，放在中山裝上面那個兜兒裡裝著老花鏡的眼鏡盒掉進了水井。於是，許先生就拿了根長竹竿，前面用細繩子紮上了一個網兜打撈。南寧的地下水位高，打井一般都不必挖得很深，不過兩米就到底了。許先生把竹竿伸進井裡，還沒到底就觸碰到一件於井腔容積來說顯得過於龐大的異物——葉高玉的屍體。
當下一咋呼，驚動了蹲守在巷口正對面那家舊貨店裡的偵查員時根堅，他當即一個激靈：難道逃犯死在井裡了？這時，為逃犯的事也在五井巷附近轉悠的兩個派出所民警聞聲趕來，分開井臺上圍觀的人群，用竹竿往井裡捅了捅屍體，就招呼人打撈。打撈起來把屍體放在井臺上，大夥兒馬上認出死者正是葉高玉。於是，時根堅也就沒有蹲守下去的必要了，露面現身，讓那兩個民警保護現場，自己奔派出所打電話向在指揮部留守的隋留寶報告了情況。
這樣，隋留寶也就不用留守了，隨即向一干派出去追捕的偵查員轉達指令：立刻趕往詠春街五井巷。那時的警務崗位還沒分得像如今這樣細，廣西這邊還沒有專門負責刑事勘查的技術人員，都是刑警兼職的。隋留寶又通知市局抽調數名勘查經驗豐富的刑警以及一名法醫前往現場。
隋留寶佈置完畢趕到現場，只一看就知道通過現場勘查尋找痕跡已無可能。儘管時根堅在奔派出所打電話向指揮部報告情況前就已叮囑現場的兩位民警注意保護現場，但那二位兄弟未接受過專業訓練，熱情有餘，經驗不足，忙著讓人打撈屍體——從水井裡打撈屍體是一幅什麼亂糟糟的情景，即使之前有什麼痕跡留下也肯定已經給弄沒了。當下，隋留寶也就先不去看屍體了，而是把跟他前後腳抵達的偵查員鄒晃、解中堂、王大培叫到一旁，悄聲吩咐三人前往葉高玉的住所搜查。
果然，刑警未能發現現場有什麼有價值的線索。再看法醫的屍檢鑑定情況——先是對葉高玉的屍體外觀進行常規目檢，直接暴露在外面的頭部、臉部、頸部和雙手的皮膚表面並無傷痕，身上的衣服、腳上的棉紗襪和皮鞋也齊整。拍過照片後，屍體被移至附近一間無主空房裡解剖。因為這時已經派人驅車去把“逸君茶葉店”的老闆接來，問明葉高玉昨天晚餐的進食時間和所吃的食物，所以法醫根據死者胃內食物殘留的情況對其死亡時間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判斷：應是今晨一時半至二時半之間死亡的。至於死亡原因，法醫認為應是溺亡；結合全身無任何傷痕這一點來看，初步可以認定是投井自盡。當然，最終結論還要等血液檢驗之後方能作出（後來的檢驗結果證實法醫的結論是準確的）。
屍檢沒有與破案有關聯的發現，另一路在死者家裡忙著的偵查員也沒甚收穫。葉高玉是單身漢，雖然有住房，可是平時一向住在“逸君茶葉店”，店裡供吃供喝，比住在家裡什麼都需自己忙碌來得簡便，還好節省幾個錢。不過，這個家葉高玉並不是經常不回，據茶葉店藍老闆說，葉高玉隔三差五會回一趟家，至於回家幹些啥那就不清楚了。因此，當偵查員用從死者身上搜出的鑰匙打開門進入其家的時候，屋裡並沒有許久不開門窗以致透不過氣來的那種感覺，桌椅、地板表面也沒有灰塵。偵查員在那三間平房裡反覆搜查，並無疑點顯現。午後，一干偵查員顧不上休息就開案情分析會，大夥兒剛圍坐在一起，覃應機廳長也來了。之前在食堂吃午飯時，隋留寶已經向覃應機簡略彙報過案情了，當然還得趕緊就葉高玉脫逃一事做自我批評。現在，覃應機過來參加會議，隋留寶就請廳長先說幾句。覃應機說這個案子省委是有限定破案的最後時限的，我說一句話，就浪費了大夥兒一句話的時間，還是不說了吧，請同志們發言討論案情，我聽著就是。
眾人先對葉高玉的死因進行了討論。因為葉高玉在派出所的脫逃跟在場的每個偵查員都有關係，所以說到這上面時語氣就有些底氣不足的樣子。分析下來是這樣的——葉高玉從派出所脫逃的時間是今晨零點四十五分到一點之間，死亡時間在一點半到兩點半之間，法醫認定為自殺。這使偵查員感到難以接受。這傢伙抓住了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費了老大的勁才得以脫逃，難道就是為了尋死？既然要尋死，那何不乾脆就在派出所自殺算了？解下褲帶往窗框的鐵柵欄上一掛，脖子往裡一鑽就是了，還脫逃幹嗎？葉高玉死於五井巷口的那口水井裡，說明他脫逃時就已想好要回家一趟的。後來到底回了沒有，誰也不清楚。偵查員時根堅是奉命去他家蹲守的，他趕去時是今晨一點半左右，由一名派出所民警帶過去，兩人翻牆進入其院子，當時屋門是鎖著的，他們在院子裡一直蹲守到天明方才轉移到巷口。從這點上來看，葉高玉似乎沒有回家。
可是，如果推翻法醫的結論，將葉高玉的死因定為他殺的話，也是缺乏依據的。第一，屍體確實是溺亡的，這個別說法醫了，在場偵查員都是參加過省廳舉辦的業務培訓班的，一看法醫解剖時顯露出來的肺臟就清楚了；第二，以葉高玉那份能夠拗彎鐵柵欄逃出羈押室的身手，如果有誰想要把他弄進水井裡活活淹死，不是做不到，但做到後必定會在現場、特別是葉高玉的身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可是現在卻沒有發現任何痕跡。
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從證據學方面來說，似乎應該是自殺的立論基礎紮實些。比如，葉高玉脫逃後想回家取了錢鈔潛逃，可是到了巷口，又心存畏懼，對於自己能否順利逃出城很是擔心，尋思不如一死了之，於是就投井了；或者，他潛回五井巷時，不知怎麼發現院子裡已有警察蹲守著，他取不到錢斷了生存之路，走投無路之下，就自盡了，等等。這樣，葉高玉的自殺就有了合理的解釋。會上，有兩名偵查員就是持這種觀點。本來，大家多半還要爭論下去的，可是此刻廳長坐鎮會場，時間在分分秒秒流逝，大夥兒覺得還是應該解決最實際的問題：怎樣往下偵查？
這時，一直沒有發表意見的隋留寶開腔了，他沒有表示出自己對於死因持何種觀點，只是說這不是一個獨立的命案，而是我們正在偵查的“特一號案件”下面的一個“子案”、一條支線，不管葉高玉的死因是他殺還是自殺，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都是跟“特一號案件”有關的，涉案的“南槐堂”的信箋、信封就是死者指使其表妹找韋玉林雕木版印製的，因此他是涉案人。本來，我們可以通過其印製“南槐堂”信箋、信封的情況對“特一號案件”順藤摸瓜追查下去，可是現在葉高玉死了，連其死因也弄不清楚。所以我的意見是先把死因問題往旁邊放一放，還是盯著“特一號案件”這條主線追查。線索何在？還是在葉高玉身上。我們可以循著他生前的活動軌跡進行周密調查，雁過留聲，人過留蹤，葉高玉生在南寧，長在南寧，其出生之地至今還是他的家，生前的軌跡是很清晰的。我們就以此作為接下來調查的主攻方向，我相信，方向選對了，把調查工作做得紮實又紮實，細緻又細緻，是能夠完成省委交辦的任務的。
眾偵查員聽著都認為隋處長說得有理，覃應機也頻頻點頭。於是大夥兒就請覃廳長作指示。覃應機說隋處長已經把話說透了，時間寶貴，我就不說了，大家議一議，看往下的工作該怎麼做，作一下分工就是了。
上午，專案指揮部偵查員全體出動前往現場勘查時，王大培奉命駕著摩托車前往葉高玉生前供職的“逸君茶葉店”，把老闆藍金水接至現場配合調查。隋留寶曾向藍老闆瞭解過一些葉高玉生前的情況，得知葉高玉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他白天在茶葉店當班，早晚倒是都要出去的，而且風雨無阻。出去幹嗎呢？不是回家。距“逸君茶葉店”三四百米的東昇街上有一家“致韻茶館”，其老闆陳致韻跟藍金水是三代世交，兩家做的生意正好是上下家，多年來，“致韻茶館”所需的茶葉一直是向“逸君茶葉店”購買的。三年前，茶館的賬房先生病故，一時找不到稱心如意的人選來替代。陳老闆就跟藍老闆商量，能否請你那裡的賬房葉先生兼帶著相幫一陣？藍老闆跟葉高玉一說，葉高玉表示同意，於是就在早晚茶葉店非營業時間去茶館幫陳老闆做賬。陳老闆對葉高玉很是滿意，說葉先生每天只在早晚來做賬，花的時間不多，乾的活兒卻比原來的賬房先生好得多。於是，就徵求葉高玉的意見，能否長期兼職下去。葉高玉表示，他供職於藍老闆的茶葉店，藍老闆是東家，所以這事得聽藍老闆的。陳老闆跟藍金水一說，自無二話，這樣，葉高玉的兼職活兒就做牢了。不過，這人似乎有點兒與眾不同，之前臨時幫忙時茶館方面每月給他一些鈔票作為加班費，他收了；現在兼職做牢了，陳老闆跟他議薪水時，他反倒說一分也不要了。陳老闆吃不準這是什麼路數，問了藍老闆，後者也不清楚，兩人一起問葉高玉，是不是嫌給的薪水少，葉高玉否認。那麼，葉先生是否有另外的要求？葉高玉說也沒啥要求，可能的話，請陳老闆把茶館後院的那間小屋收拾一下給我做賬房吧，我看中了後院的那份清靜，每天早晚過去，練練功，喝喝茶，做做賬，蠻好的。陳老闆聽了馬上點頭，立刻作了安排。於是，茶館後院就成了葉高玉的另一個活動地點。因此，葉高玉平時涉足的地方，基本上也就是茶葉店、茶館和五井巷的家這三處。
此刻專案指揮部對於葉高玉生前活動情況的調查，也就是圍繞著這三處進行。隋留寶對人員分工作了安排：每處安排兩個偵查員進行調查，負責五井巷的這一撥還包括調查今晨一時後是否有人聽到過異樣動靜。
案情分析會一結束，偵查員立刻行動。原以為這樣一鋪開，總能有所收穫，哪知，次日上午十點指揮部召開碰頭會把三撥偵查員的調查情況一彙總，其結果卻是令人失望——
鄒晃、時根堅兩人負責調查五井巷的情況，一是葉高玉死亡時段前後是否有鄰居或者恰巧走夜路經過五井巷口的路人聽見過什麼動靜，二是葉高玉平時是否在其家裡接待過朋友之類。他們在派出所戶籍警的陪同下，走訪了五井巷的每一戶居民以及巷口左右、對面的幾十戶商鋪、住家，沒有任何收穫。兩人分析了這個勞而無獲的結果，認為這當兒正是冬令時節，晚上人們歇息時都是緊閉著門窗的，甚至還用被子矇住了腦袋，所以沒聽見詠春街五井巷口那裡有什麼動靜是能理解的。對於後—個結果，他們也只有接受。葉高玉的東家“逸君茶葉店”藍老闆之前提供情況時就曾說到過，葉高玉雖然隔三差五回家，可是在家裡待的時間不長，因為他沒什麼費時長久的事情要在家裡做。在走訪調查中，鄰居們說的情況跟藍老闆提供的情況吻合，幾乎每家鄰居都說時常看見葉高玉獨自進出巷子，時間通常都是在傍晚，偶爾也有早晨或者中午。這麼多人眾口一詞，偵查員沒有理由對此產生懷疑。
解中堂、祖郎二位分工調查的是“逸君茶葉店”這一塊。這家茶葉店和“致韻茶館”一樣，也是一家開了五十來年的老店，傳到老闆藍金水手裡已經是第三代了。藍老闆是個膽小如鼠的商人，選擇賬房先生、店員、學徒一向謹慎，一是介紹人必須是熟人。二是要有保人，而且保人必須是他交往了十年以上的朋友。三是要親自對薦來的對象進行面試，還會悄然前往其家庭所在地打聽底細，有點兒像政審。四是把人招進來後，還有一個考察過程，其中對於誠實度的考察，就是悄悄把鈔票放在被考察對象出入之處，看其發現後的反應，視而不見置之不理的，走人——這是老江湖；撿起的，要看下文，交給賬臺上的，合格，留下，偷偷揣入自己腰包的，那就對不起，也不戳穿你，發給當月薪金後走人吧。藍老闆對於葉高玉的選聘更為嚴格，因為這人是聘為賬房先生的。葉高玉通過了考驗，上崗後話語不多，埋頭苦幹。偵查員調查時不但找了茶葉店的老闆、店員、學徒以及老闆家眷逐個談話，還找了“逸君茶葉店”的四鄰商鋪、住家瞭解，調查下來竟然沒有發現葉高玉有什麼異常情況，這些年幹下來，甚至也沒有什麼朋友來找過他。這樣，這一路也沒調查到什麼線索。
第三路是調查葉高玉在“致韻茶館”的活動情況，那是偵查員王大培、陳百勇的活兒。他們去了茶館後院當初被葉高玉看中作為賬房間的那個十來平方米的小屋，裡面收拾得很是整潔，一如葉高玉在茶葉店的賬房間和自己家裡的風格。一本本賬冊在賬臺或書架上摞得齊齊整整，這些賬冊，和茶葉店的賬冊一樣都被指揮部暫時封存，離開時帶往市局備查。當查看到一口上了鎖的櫃子時，偵查員問陳老闆是否有鑰匙。陳老闆說沒有鑰匙，這把鎖是葉高玉自己帶來的，裡面裝的是什麼他也不清楚。偵查員用從葉高玉屍身上獲取的鑰匙試了試，竟然沒有一把能夠打得開，於是就懷疑這口櫃子裡可能隱藏著什麼秘密。陳百勇便讓陳老闆去取把錘子來把鎖砸了。錘子取來後，偵查員卻又改變了主意，說先等一等，看看其他地方是否藏著鑰匙。一口口抽斗翻查下來，在其中放置雜物的那口裡發現了一個鐵皮罐頭盒，裡面放著指甲鉗、小剪刀、針線、挖耳勺之類的小物件，其中還有一把鑰匙。用這把鑰匙試了試，就把櫃子上的鎖打開了。櫃子裡只有一件東西：用一條薄棉被包裹著的一臺美國製造的十七燈收音機。
偵查員起初以為是收發報機，當場插上電源打開，發現只有普通收音機的功能。後來帶回去請省委社會部的無線電偵測人員作了鑑定，沒發現什麼可疑。不過該機性能極佳，能夠自動排除電波干擾，比較清晰地接收短波信號，什麼“美國之音”、“自由中國之聲”之類當時被定為敵臺的海外電臺的播音都能聽得很清楚。
偵查員找了茶館自老闆以下至學徒的所有成員，逐個瞭解葉高玉的情況，綜合起來勾畫出了葉高玉在茶館的活動情況——茶館每天早晨四點半開門，葉高玉通常會在五點左右過來。茶館有前後兩道門，前門即是店堂大門，供所有人出入；後門在後院角落裡，是一道寬一米的側門，以前是不用的，已經壞了，葉高玉來後，說他有時來得早，或者晚上離開得晚，恐怕驚動了睡在前面店堂裡的夥計、學徒，要求把後門修好，裝上司必靈鎖，以便有時可以進出。陳老闆自是點頭。後門修整好後，就給了葉高玉一把鑰匙。不過，除了葉高玉外，其他人沒有從後門進出的。葉高玉早晨過來時，通常都是從前門進出；晚上進出前門的次數很少，基本上走後門。茶館夥計晚上睡得早，天一黑就躺下了，所以對於葉高玉是否來、幾時來、幾時走、來了在賬房間幹些什麼，誰也沒有留心。至於陳老闆，每天是回家去睡的，所以就更說不上來了。
這樣，若說葉高玉晚上跟什麼人在後院賬房間見面，並密謀些什麼的話，就誰也不知道了。此外，12月17日晨一時許他從派出所脫逃後，究竟是否來過茶館後院的賬房間，也弄不清楚。從賬房間現場來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裡沒有發生過打鬥。
王大培、陳百勇把賬冊、收音機拿回指揮部，打電話請專家鑑定收音機，又對賬冊進行了檢查，折騰了好長時間，沒有發現什麼。
這樣，當12月18日中午全體偵查員聚攏起來彙總調查情況時，基本上是白板一塊。之所以說“基本上”，是因為那臺收音機以及葉高玉有可能利用茶館後院的賬房間進行活動的猜測。不過，大夥兒討論下來，認為目前也無法對此進行有效查摸。收音機自不待言，後門那裡除了葉高玉外，是否還有其他人出入也無法查清——後門外是一條小河，河邊只有一條二尺來寬、雜草叢生的小徑，別說晚上了，白天也難得有人去那裡，找誰去調查？
因此，通過對葉高玉的調查獲得破案線索的希望落空了。
五、調查受挫
到這當兒，專案指揮部只好放棄針對葉高玉生前活動這個方向的調查，轉而開闢一個新的偵查方向。這個偵查方向，是隋留寶處長提出來的。他的思路是這樣的——
“策反信”的信箋、信封打出的名號是業已歇業將近半個世紀的老字號中藥店“南槐堂”，案犯作出這個決定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考慮？也就是說其動機是什麼？若說是為了防範公安機關對“策反信”的偵查吧，那乾脆用白紙作為信箋、用白紙糊些信封不就得了？其時國家郵電部雖已成立，但對寄信所使用的信封沒有什麼限制，只要貼足郵票就行了。可是，如果說案犯沒有防範意識和反偵查之心吧，卻在刻意隱瞞筆跡等方面做得很是到位。這個情形初看上去可能會使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是細細一想也就明白了。案犯之所以要使用—個看上去似乎有些江湖味道的字號，是為了製造假象，以圖擴大這些“策反信”的影響。當然，從本案發生後專案指揮部第一次案情分析會議上有關心理戰的分析來判斷，案犯在心理戰方面並不專業，其作為似有“野路子”之嫌。案犯想製造其作案的聲勢，擴大影響，所以考慮使用某個似乎比較響亮的字號，可是從其所寫的“策反信”文字水平來看，其文字功底有限，所以，他也就想不出一個合適的字號來。想不出，卻又執意要用，那怎麼辦呢？就從曾經聽說過的叫得響的字號中抓一個來湊合著用吧。南寧地面上類似“南槐堂”這樣的字號有的是，可是如果把市面上還存在的字號拿來使用，那就難免顯得過於兒戲，就無法制造聲勢擴大影響了，所以必須使用已經歇業的老字號的名稱。如此，就有了“南槐堂”之想。
這樣，就可以構勒出案犯的基本特徵了：讀過書，但文化水平有限，古漢語水平更是一般，甚至連《古文觀止》是否讀過也還是個問題；平時可能喜歡閱讀武俠小說，對書中描述的江湖上那一套頗有感覺；年齡不會超過三十五歲，有接觸並仔細察看原“南槐堂”信箋、信封的機會，可能出身於商人家庭。
於是，就定下了下一步的活兒：安排偵查員分別對“興德典當”和翠姑庵進行調查。
偵查員時根堅、祖郎受命調查“興德典當”。這家典當行前面已經出現過，是因為翠姑庵住持靜潔法師向偵查員提供情況說，張氏出家後，大約民國五年時，曾奉當時的住持夢修法師之命給“興德典當”寫信聯繫贖當之事，偵查員於是就去“興德典當”調查，結果拿到了那封信函的原件。把原件與“策反信”對比後發現，“策反信”的信箋、信封系按照“南槐堂”原件式樣複製的，所有特徵都相同，唯獨字體有了改變。因此，就有必要對“興德典當”進行調查，看這家百年老字號裡到底什麼人有條件接觸“南槐堂”信箋、信封。
偵查員鄒晃、王大培兩人受命調查翠姑庵，目標是該庵是否還使用“南槐堂”信箋、信封跟其他商家或者個人有過溝通，如果有，那些溝通過的對象就和“興德典當”一樣，也將逐家接受專案指揮部的調查。
民國五年時，“興德典當”的老掌櫃翟虛正早已作古，其子翟懷鑫如今也已是七旬老翁，典當行早在十多年前就交給其子翟若陽經營。翟若陽這年五十來歲，但這些年都是兵荒馬亂的，經營典當行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所以看上去其外貌要比實際年齡大七八歲。翟老闆接待了時根堅、祖郎，可能他正忙著生意上的事兒，對偵查員二次登門訪查似乎有些想法，一上來就主動開腔說上次你們已經把我爺爺的那封信拿走了，現在還有什麼事兒啊。偵查員說還是關於那封信的事兒，有細節需要向您調查，然後就詢問了“興德典當”對生意上來往信函的保管情況。翟若陽雖然有些不耐煩，但舊時生意人篤信和氣生財，脾氣一般都好，尤其是典當行跟警察打交道時，更是要具備足夠的耐心加和氣。因此，翟老闆把其老爸請出來一起回答偵查員的問題。
據翟懷鑫介紹，“興德典當”自咸豐年間創始以來，一向嚴格按照創始人、其高祖翟泊舟定下的規矩：開典當行的，因為每天都有可能誤收贓物，或者被人栽贓，所以每一筆生意、每一項對外業務交往都要有記錄，以便隨時可以作為憑證向官府自證清白無辜，免得遭受無妄之災。這是頭條店規，每年的正月初五迎接財神爺的儀式上都得由老闆親自謄抄一遍，向全體店員宣讀，然後懸掛於店堂內。因此，“興德典當”自創始以來的每筆交易、每封來往信函，都是保存著的，收到的信函是原件，發出的信函是抄件，下面註明著寄往何處、何人以及寄出的日期。這些商業檔案都存放於二樓庫房一側單獨隔出的一個小房間裡，以前一直由老闆親自掌管，店裡的其餘人一律不準沾手。到了翟若陽手裡，初時還是由其親自掌管，後來因為事兒多，忙不過來，正好出嫁的女兒翟谷賢其時死了丈夫受到婆家擠兌被迫回了孃家，於是就由其負責記錄保管。
這樣，偵查員自然要了解翟谷賢的情況了。不過因為對方是翟若陽的女兒，就只能像是聊家常樣的隨口聊幾句，無非是讀書情況、多大年齡、何時出嫁、何時喪偶，等等，至於日常活動和交往情況，那是不便了解的。翟谷賢今年二十七歲，初中畢業後考上了師範學校，師範畢業後去一家小學當老師。二十二歲出嫁，夫家是南寧有名的大戶人家，丈夫許以誠比翟谷賢大五歲，系“信寧藥廠”的會計。三年前，許以誠車禍身亡，翟谷賢還沒從喪夫之痛中解脫出來，其幼子又罹患腦膜炎而歿。夫家篤信陰陽，當下全家上下除公公許老爺子外一致認定是翟谷賢帶來的厄運。許老爺子舊時在廣西地面上是有些威風的。他出身富家，曾在李宗仁部隊當過少將旅長，退伍還鄉後搖身一變當上了幫會頭目。1947年時，許老爺子已經七十二歲，不過腦子還沒進水，慮事思路清晰。他對陰陽之說既信又不信，於是就讓人請來南寧地面上赫赫有名的卜卦先生、江湖上號稱“一卦定終生”的張鼓翼給翟谷賢算了一卦，結論是：此女犯克，一克夫，二克子，三克己。全家人因此主張將翟谷賢逐回孃家，但許老爺子卻搖頭，說她已經把該克的——我的兒子孫子——都克了，往下要克也就克她自己了，又何必趕她出門壞我名頭呢？老爺子一言定乾坤，當下翟谷賢就留了下來。哪知，許老爺子這句話說了不過七天，就腦溢血猝死了。於是，許家連喪事也沒讓翟谷賢參加就把她趕回孃家了。翟谷賢受此刺激，萬念俱灰，回孃家後什麼也不想做。祖父翟懷鑫就讓其父以忙不過來為由，把生意記錄和保管賬目兩樁活兒交給了翟谷賢。
時根堅、祖郎離開“興德典當”後，去了派出所，讓戶籍警把“興德典當”所在地的居委會主任和治保幹事請來，向他們瞭解翟谷賢的情況。聽下來，他們對翟谷賢的印象還是不錯的。這是由於：一是同樣作為舊社會過來的婦女，她們對翟谷賢喪夫失子後又被許家趕回的遭遇深表同情；二是她們反映說翟谷賢從小就一直頗獲鄰居們的好評，說她極富同情心，樂於助人，常瞞著家裡偷偷拿錢拿衣服食物賙濟乞丐、窮人，一直到現在也還是如此；三是翟谷賢的師範畢業資格，在那時已經算是“大知識分子”了，在周圍這些大多是文盲的家庭婦女中，屬於鳳毛麟角，所以居委會、街道甚至區婦聯都時不時找她幫忙搞個黑板報、牆報或策劃一臺文藝晚會什麼的，她也非常樂意參與，盡心盡力。區婦聯領導曾有意把她作為積極分子來培養，但跟她談下來，她因家庭出身（資本家）以及婆家的背景（其已故公公系反動軍官、幫會頭目、惡霸）心存怯意而拒絕了。
偵查員問，翟谷賢的政治立場如何？平時有沒有散佈落後言論什麼的？對方回答說沒有散佈過落後言論，有時聽見別人發牢騷說怪話還會當場反駁。一旁的戶籍警也說翟谷賢的政治立場應該是端正的，上半年她還曾在菜場後門當場抓住一個張貼反動標語的地痞，差點兒捱打。
那麼，翟谷賢平時跟什麼人交往呢？居委會方面說沒見她跟什麼人交往，平時如果居委會、街道、區裡有活動有事兒要她參與、幫忙什麼的，她就出來；沒有事兒，她就待在當鋪裡做她的事兒。聽說曾有人想給她介紹對象，說都新社會了，婦女翻身，婚姻自主，但她一口回絕了。
偵查員把調查到的情況向領導作了彙報，大家都認為翟谷賢應該沒有作案嫌疑，於是對“興德典當”的調查就到此為止了。
偵查員鄒晃、王大培負責對翠姑庵進行調查，接待他們的是住持靜潔法師。之前靜潔已經接受過一次調查，因此對於偵查員再次提出“南槐堂”信箋、信封之事並不覺得突然。出家人心靜，上次接受調查之後，她按照偵查員說的認真回憶了一番，竟讓她想起另外五次使用靜慧（張氏）出家時帶來的“南槐堂”信箋、信封的情況，這五個收信對象是：魚行街“吳記香燭店”，寄函過去是與該店結算返銷香燭錢款；葛塘巷“修善齋”，結算素齋席的賬目；五象西二街財主“金大善人”，催促其向翠姑庵支付三年賬款；石埠街“大緣米行”，向新老闆致賀及詢問賬款之事；水街“天福堂國藥店”，對該店向翠姑庵無償施藥表示謝意。
這五封信函的寄發時間應該是在民國十年前後至民國十九年之間，因為靜慧（張氏）是在民國十九年去世的。臨終前，靜慧要求死後把她出家時帶來的全部物品一件不留都焚燒掉，住持尊重其遺願，集合全庵尼姑舉行了一個儀式，當眾一件件清點後全部焚燒了。靜潔記得很清楚，其中還包括剩餘的“南槐堂”信箋、信封。
“特一號案件”發生後第六天，12月20日，專案指揮部啟動了對上述五家商號的調查——
第一路由隋留寶處長、偵查員小沈與派出所一名民警對魚行街“吳記香燭店”進行訪查。“吳記香燭店”名號很俗氣，但在南寧地面上也算是一家老字號了。該店原址是一座廟堂，後來失火焚燬，成了一片廢墟，一直到民國初期才被一個從柳州來的吳姓商人買下，在上面蓋房開了一家香燭店。開張後不久，民間就紛紛傳說該店出售的香燭供奉菩薩很靈，眾人想起店址原是廟堂廢墟，於是恍然大悟，“吳記”的牌子就這樣打出來了。那麼，翠姑庵跟“吳記”又是什麼關係呢？雙方的關係跟如今貪官向家門口的商店出售名酒名煙差不多。翠姑庵經常接待一些達官貴人的家眷，這些貴婦人平時對待僕人、乞丐形同一毛不拔的鐵母雞，待到要向菩薩許願有事相求時，忽然就變得慷慨大方了，購買大量上等香燭攜帶來庵，卻又不想親自耗時費勁供奉禮拜，就委託庵方代理，當然為此得供奉一點兒香火錢的。庵裡這班尼姑哪裡真會替人代燒、磕頭，庫房裡一放就算是庵裡的財產了。這種香燭，一般都是賣給香客的，但有時太多了賣不掉，於是就削價打折返銷給香燭店，翠姑庵的定點返銷店就是“吳記”。靜潔法師所說的那封信函就是為年底結算香燭返銷款之事。
那麼，“吳記”是否像“興德典當”那樣還保存著那封信呢？接待偵查員的吳老闆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說這件事我知道，那是民國十三年的事了。那時我跟著先父學經營，信是寫給先父的，先父拆閱後就交給我，讓我和賬房王先生核對一下賬目，後來就讓王先生把款子送往尼姑庵了。那封信，已經忘記怎麼處理了。
隋留寶問：“貴號對於其他此類來信一般是怎麼處理的？”
吳老闆答：“都是由賬房先生保存的。”。
於是就問賬房先生，竟然還是那個王先生。隋留寶問其年齡，已經六十六了，看上去倒還精神抖擻，不禁佩服其養生之道。問到那封信函，說還記得，那次去翠姑庵送錢款時，尼姑還請他吃了一碗素面哩。然後，就問那封信的下落。王先生把偵查員領到賬臺前，從一口櫃子裡取出按年一紮扎用繩子捆著的信函，找到民國十三年那扎，一共有二十來封，打開查看，並無“南槐堂”的那封。偵查員懷疑是把時間記錯了，於是讓查看前後三年的，一一查看下來，還是沒有。隋留寶說索性全部查看一遍吧，也許是錯放在另外哪扎裡了。可是，翻遍了每一紮，都沒有那封信。
隋留寶覺得似乎有些可疑，便問王先生這些舊信除了你之外還有誰動過。答稱沒有。隋留寶又問，那麼，這口櫃子除了你有鑰匙，店裡還有其他人有鑰匙嗎？王先生說吳老闆也有鑰匙，不過去年底已經給嘉瑋了。嘉瑋是誰呢？吳老闆的兒子，香燭店二十五歲的少東家。吳老闆有心讓其繼承衣缽，就讓他學著熟悉店裡的每一個崗位，從扛原料大包到做祖傳秘製的香燭，從站櫃檯接待顧客到坐賬臺撥拉算盤。這幾天，市工商聯舉辦一期會計業務培訓班，吳老闆早早就給兒子報了名，讓其早出晚歸天天去學習技藝。
隋留寶離開“吳記香燭店”時，心裡打了個問號
第二路是偵查員鄒晃、王大培對“修善齋”進行調查。這是一家素菜館子，在南寧城有些名氣。可是，該館子有幾道素菜卻怎麼也燒不過翠姑庵。“修善齋”兩代老闆都曾數次親自出馬到翠姑庵向住持求告，請求向該館廚師傳授秘製技藝，均遭婉拒。而頗有一些顧客就是喜歡翠姑庵的那幾道素菜，無奈之下，“修善齋”只好跟翠姑庵商量：是否可以每年選定幾個時節，由貴庵派出擅長烹飪的師傅來敝館為客人燒那幾道菜。這不是想偷技嗎？翠姑庵方面當即一口回絕。“修善齋”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由我們派出廚師到貴庵門外空場上搭起蓆棚作為臨時館子，你們安排師傅在庵內燒出菜後，一道道送出來上席，敝館向貴庵支付一定的費用。翠姑庵這才同意。於是，每年幾個大時節的前後數日，翠姑庵前就像趕集一樣會熱鬧一番，全城各處都有素食愛好者前來品嚐“修善齋”和翠姑庵聯手烹飪的素菜。這種場面，一直延續到日軍第一次侵佔南寧方才結束。這樣，翠姑庵每年的年底就要跟“修善齋”結算一次賬目。靜潔住持所說的那封用“南槐堂”信箋、信封寫給“修善齋”的信函，就是為的此事。偵查員過去一看，“修善齋”還在，可是，跟老闆崔貴一說此事，崔老闆的回答卻使他們頓時洩氣。崔貴說跟翠姑庵合作那是他父親那時候的事兒，後來父親去世館子傳到他手裡時，所有往來信件、賬目都在，可是1941年“修善齋”失了一次火，雖然沒有太大損失，但那些信函、賬目什麼的都在救火時給毀了。
第三路由偵查員陳百勇、小牛在派出所副所長老劉陪同下對“金大善人”進行調查。“金大善人”是朝鮮族，本名金鐘懿，據說其祖父精通醫術，在太平天國時期被徵召入伍當了一名太平軍的軍醫，隨天王去了南京。天京失陷前三個月，其祖父捲了許多金銀珠寶化裝逃回南寧，在鄉下一座寺廟裡躲了整整十年，待風頭完全過去後方才重新露面。從此棄醫經商，置地造屋，以南京帶回的那些金銀珠寶作為本錢，因為經營得法，幾年後就成為南寧有名的財主。老爺子晚年篤信佛教，樂善好施，每年冬施衣被，春發種子，夏舍湯藥，秋散粥食，臨終前留下遺言將此立為家規，民間就稱其為“金大善人”。之後，其子金志亮，其孫金鐘懿都效法老爺子，“金大善人”之名也就傳承下來。不過，金鐘懿生性吝嗇，一面遵循祖訓向貧窮百姓施捨，一面卻跟商家玩欠債。翠姑庵的那封信函就是催促“金大善人”已經拖欠了三年的請該庵做法事的費用。
陳百勇、小牛和老劉登門時，七十開外的“金大善人”已經臥病在床，不過腦子尚清醒，問其那封信函之事，他倒還記得，說收到那封信後沒幾天他就去翠姑庵付錢了，那信函也帶去了，付過錢後住持出具了一紙蓋了庵章的收據，他就把那封信留在那裡了。
第四路由偵查員解中堂、祖郎負責對“大緣米行”進行調查。這家米行四開間門面，在南寧城裡算是比較大的米店。老闆姓包，已經六十來歲了，因一心要續香火，大老婆卻只生女不生子，所以四十歲上又娶個小老婆，小老婆不負夫望，很快就生下了一個兒子。這兒子是盼望許久方才得到的，故取名“盼得”。過了四年，小老婆又生了一個兒子，包老闆大喜，取名“盼到”。新中國成立後，米行的生意已經交給包盼得打理了。偵查員登門，二十四五歲的包盼得熱情接待，聞聽來意後，說此事我不清楚，我把老爹請出來你們問他吧。包老爺子的態度跟兒子截然不同，他本就一張冷臉，加上似是刻意冷淡，更顯得雪上加霜。聽偵查員說明來意後，先點頭，後搖頭——記得有此事，但信函已經沒了。怎麼沒的呢？這個卻記不起了，估料應是處理廢品時一併處置了。這種結算米款的信函，一年之中米行收到的多了去了，庫房裡怎麼保存得下？
第五路由偵查員時根堅、金志清在派出所戶籍警小楊的陪同下對“天福堂國藥店”進行調查。舊時的中藥店有一個行規，每年由行業公會組織起來與中醫界聯手搞一次義診。郎中診脈開方不收錢，開的方子上寫著可去哪家中藥店免費贖藥——當然，郎中開的方子都是一些廉價草藥。那麼，這跟翠姑庵又有什麼關係呢？那是因為“天福堂”張老闆的老母久病不起，張老闆是有名的孝子，就讓其妻前往翠姑庵許願：如若老母病癒，就由“天福堂”出資禮請十名郎中以翠姑庵名義義診，所開藥石由“天福堂”免費提供。數月後，老母病情減輕，能夠起床行走了，張老闆遂按諾還願。這對於翠姑庵來說，當然是一樁揚名的好事兒，是得記住的，所以，年終就致函“天福堂”表示謝意。
當晚，指揮部彙總上述五路的調查情況，分析下來，對“吳記香燭店”那封信函的遺失情形似有懷疑，於是，就決定對“吳記”進行調查。
次日上午，隋留寶指派偵查員前往“吳記”所在地的派出所調查，永寧分局忽然來電，說“大緣米行”有職工向分局反映了一個情況：昨天偵查員前往米行調查時，少東家包盼得表面上對偵查員甚是客氣，可是他在入內請其老父出來回答偵查員的問題時，竟然對老父叮囑說“不必當真，問什麼都說不清楚就是了”。
隋留寶聽了，就覺得這“大緣米行”似乎有問題。想了想，叫上三名偵查員說我們去一趟。到得米行，包盼得正指揮著一班夥計往米囤裡倒米，見一下子來了四個便衣警察，不禁愕然，但隨即反應過來，恢復了昨日的熱情和客氣，還主動詢問是否要把其老父請出來接受調查。偵查員說今天不調查了，要對貴號作一番搜查。包盼得聞言強作鎮定，但眼神裡閃過的一絲驚恐還是讓隋留寶那雙銳眼給捕捉到了。
偵查員對米行搜查的結果，“南槐堂”的信函確實沒有，可是卻搜出了木工、木刻工具各一套，還有一些大如雜誌小似巴掌、經高溫蒸過後陰乾的優質木板。偵查員當即將包盼得傳喚到指揮部。
包盼得稱，這些工具、木板都是其弟包盼到的。他解釋說，包盼到喜歡寫字畫畫什麼的，從小就愛鼓搗刻印章，一直到現在還樂此不疲。偵查員問包盼到現在幹什麼工作，在何處。包盼得說其弟在桂林讀美術專科學校，明年夏天就要畢業了。這些工具確實是弟弟的，每年寒假暑假回南寧，他總是會拿出來鼓搗一番。
隋留寶問明包盼到畢業於南寧哪所中學後，隨即讓人打電話去了解，得知包盼到確實於1948年考取桂林美專，現在那裡上學。於是，當即指派偵查員時根堅、祖郎前往桂林找包盼到調查。包盼得先予留置，待調查其弟後視情處置。
這時，另一路對“吳記香燭店”的外圍調查也有了結果。派出所和居委會反映，“吳記”父子平時一貫膽小守法，向無劣跡，也無交友不慎之說。指揮部根據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後，決定排除“吳記”的涉案嫌疑。
從這時起，指揮部就把希望寄託於偵查員時根堅、祖郎身上，指望他們的桂林之行有所收穫。不久，時、祖從桂林發來加急電報稱：包盼到承認工具為其所有，系其用於創作木刻版畫所用。另，美專方面證明包本學期從未離開過學校，也無外人前往學校找他。
眾偵查員傳閱了電報，各自嘆息。
線索斷了！
六、破獲案件
這天是12月24日，是“特一號案件”發生的第十天，離張雲逸規定的破案期限還有五天。
下午四點，指揮部舉行了由覃應機主持的案情分析會議。覃應機在宣佈開會之前，跟隋留寶交換了意見，拍板決定將包盼得解除留置，釋放回家。包家為此很感謝人民政府，兩個月後包盼得報名參軍，光榮入伍。他赴朝作戰僅僅兩個月，就在美軍的空襲中不幸犧牲，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這是“特一號案件”專案指揮部組建十天以來為時最長的一次案情分析會，從下午四點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半，整整開了六個半小時。覃應機廳長因另有緊急會議要去參加，在八點退席。專案指揮部其他成員（兩名去桂林出差尚未返回）繼續開會，根據覃應機廳長的要求，眾人回顧了十天來的偵查工作中每一個偵查員所幹的活兒，目的是揣摩偵查方向是否有偏差，在這個基礎上，再對案情進行分析。大家議來議去，覺得之前選定的偵查方向應該沒錯：只有盯著有條件接觸“南槐堂”信箋、信封的那幾家商戶進行調查。
隋留寶說那就讓我們分析一下，把調查的重點放在這六家中的哪幾家。“大緣米行”和“吳記”已經瞭解清楚，就不必考慮了，其他四家呢？於是逐家討論下去，最後認為對“興德典當”似有必要繼續調查。
12月25日上午，隋留寶和偵查員解中堂、王大培、陳百勇前往“興德典當”所在的中興派出所瞭解該商號以及翟家的情況，派出所之前已經對此作過介紹，這次再度介紹，還是那些內容。但介紹情況的戶籍警老汪可能意識到偵查員第二次前來，而且是省委社會部隋留寶處長帶隊，猜測可能有情況，說話時就顯得小心翼翼。偵查員聽其介紹下來，覺得不論是“興德典當”還是翟家成員，都沒有涉案疑點，不禁心涼。
隋留寶想了想，說老汪要不麻煩你領著我們幾個去居委會看看，跟居委會同志和居民隨便聊聊。老汪自無二話，於是頭前帶路，領著四位偵查員去了居委會。到了那裡，隋留寶讓老汪留下陪著自己跟居委會同志拉家常，解中堂、王大培、陳百勇三人出去“自由活動”。隋留寶跟居委會同志東聊西扯，重點是瞭解“興德典當”和翟家的情況，一直聊到中午時分，並無任何收穫。這時，解、王、陳三人結束訪查回來了，隋留寶看他們臉上的神情，估計也沒啥收穫。
於是，隋留寶就說咱們回市局吧，還能趕上食堂供餐時間。可是，當一行人走出居委會所在的巷子來到馬路上，老汪開口跟大夥兒說“再見”時，隋留寶卻不知怎麼改變了主意，說我們乾脆就在這裡找個地方吃午飯吧，老汪同志辛苦了一上午，也和我們一起用餐。老汪，你領我們找家小館子，我用傷殘金請大夥兒打個牙祭，不過說好了，有菜有飯就是沒酒，不是我捨不得多付一份酒錢，而是下午我們還有事兒，還要跟外界接觸，喝了酒就不好看了，容易產生不好的影響。
隋留寶是1939年參加革命的老八路，頭兩年在戰鬥部隊，從戰士一路幹到連長。反掃蕩期間，一次過鐵路時與一支日偽軍混合部隊遭遇，戰鬥中負傷，至今體內還留有三塊彈片。三個月傷愈後，領導把他從作戰部隊調往敵工部，從此開始幹起了情報、保衛工作。後來評定傷殘時，隋留寶就給算上了，每月可以領取一點兒傷殘金。那時都是供給制，隋留寶的級別可吃中灶，零花錢也比下屬略多若干，他不抽菸，所以還有積餘，加上傷殘金，有時就請客。不過，以其職業習慣，即使是請客、逛街這種跟工作沒有任何關係的事兒，他也是經過事先策劃的，他做事從來沒有“隨意”之說。可是，今天似乎是個例外，這是為什麼呢？
導致隋處長從“回市局食堂”到“下館子請客”這個變化的，是他有了一個發現。他剛才從居委會那條巷子裡出來到巷口時，無意間瞥了一眼巷口壁報上用粉筆書寫的一段標語，其中有幾句吸引了他，“黑暗與光明，就在一念間”、“坦白且檢舉，免罪又立功”。當下他就是一個激靈，覺得這兩句的風格跟“策反信”酷似。他隨口問跟在後面的居委會主任：“這標語是誰寫的？”主任告訴他，居委會的壁報由“興德典當”老闆的女兒翟谷賢負責，這標語也是她寫的。因為那天出壁報時多出了版面，要畫個圖吧，費時太久，她說就寫幾句標語填補吧，當場站在那裡，也不打草稿，就一邊嘴裡唸唸有詞，一邊一句一句地寫了出來，旁邊包括主任在內的圍觀者都誇她是“才女”。
隋留寶心裡“咯噔”一下，暗說：這真可借用辛棄疾那句“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來形容了，儘管立意有別。“興德典當”果然疑得沒錯，這個小寡婦，疑竇重重！就在這一刻，隋留寶心裡的扣子拴住了翟谷賢。他決定不回市局，下午對翟谷賢進行重點調查。於是，就有了改變主意掏錢請客吃飯的決定。
一行五人去一家小飯館午餐時，隋留寶並沒有透露這一點。眾人吃過飯後，老汪跟隋留寶握手正要告別，隋留寶開口道：“我們先不走，和你一起去所裡坐一會兒吧。”
到了派出所坐定，隋留寶這才把壁報上那幾句標語的事兒說了。他的記性甚好，也就這麼駐步掃視了一遍，竟然就把那幾句標語一字不落地背了出來。眾人一聽就知道這幾句標語是配合正在進行的“鎮反運動”寫的，要說水平根本談不上，但其劣質打油詩的風格跟“策反信”正好匹配。再跟“興德典當”的那封“南槐堂”信函聯繫起來，就形成了翟谷賢的疑點。
隋留寶於是決定，以派出所的名義出面把“興德典當”的店員一個個叫來所裡個別談話，瞭解翟谷賢的情況。為防止打草驚蛇，應該讓派出所擺出一副查辦刑事案子向全市各典當行進行調查的架勢。交代完畢，就讓老汪把所長榮光正請來，隋留寶跟其單獨作了溝通，制訂了一個以不打草驚蛇為宗旨的方案。談話完畢，隨即實施——
先是由榮所長帶了老汪前往“興德典當”，對老闆翟若陽說，接到市局的緊急布控通知，要求向全市各典當行、首飾店、古玩鋪子、鐘錶店鋪進行調查，查明是否有成交過金銀首飾，皮衣、古玩字畫、鐘錶這四種物件的，如有，則需通知市局專家前往鑑別；如無，則知會上述各行業店家留意布控，一旦有人持上述物件前往交易，先扣後報，各派出所、分局必須立馬派員查看處置。翟老闆見派出所所長親自登門，料想肯定是市裡交辦下來的大案，不敢怠慢，其實店裡最近進行過什麼交易老闆都是清清楚楚的，但他唯恐榮所長是外行，就說我讓賬房顧先生把賬本拿來給您過目，敝號一向守法，從未有過收贓交易。榮所長說賬本我是要看的，還要帶回所裡去請懂行的人來審閱，確認無誤，這才可以向上級交代。另外，市局派下來的調查人員一會兒就要到所裡了，他們如果提出讓你鋪子裡的店員去談話以瞭解情況，你得配合。翟老闆哪知警方這樣做是為了調查他的女兒，自是點頭。
“興德典當”一共有八名店員，隋留寶不敢打草驚蛇，只好一個個傳至派出所談話，讓老汪待在當鋪裡跟翟老闆喝茶聊天，其實是監督的意思，以防翟家轉移或者毀滅證據。偵查員跟八個店員輪番談下來，獲得了一條重要線索！
隋留寶跟賬房顧先生談話時，請對方回憶一下最近一段時間翟谷賢是否有跟平時相比顯得反常或者異樣的行為。顧先生說了一點，翟谷賢在國慶節後忽然練起了書法，買了好幾本帖子說要臨摹，兩天後又來找他請求寫一些標語什麼的書法供其臨摹用。寫了些什麼呢？無非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秋季不宜露宿”、“打倒反革命首腦”等等。隋留寶一聽頓時興奮，這些書法中不是每條都含有“策反信”裡的一個或者幾個字嗎？難道“策反信”版子的字體是翟谷賢從顧先生的書法中挑選出來的？當下，隋留寶便說，顧先生你反映了一個重要情況，請你隨我去一趟市局。顧先生大吃一驚，臉露懼色。隋留寶安慰說我保證你沒事。
到了市局，隋留寶從案卷裡拿出一封“策反信”讓顧先生看，後者只看了一眼，就差點兒嚇昏過去——這不就是顧先生的筆跡嗎？隋留寶讓他不要緊張，說這確是你的筆跡，但信不是出自你之手。這樣吧，我念幾個字，你用與這封反動信件上相同的字體寫下來，大小也要相同。當下，隨口就唸出了“宜”、“國”、“金”、“賞”、“迷”、“返”、“馬”、“暗”、“明”、“共”十個字，顧先生一一寫下。然後，喚來秘書科的一名幹事，讓其陪同顧先生回當鋪，關照顧先生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不要離開，有什麼不便隨時可以跟留守在那裡的老汪說。
隋留寶當即向覃應機廳長彙報，覃廳長看了顧先生所寫的字，說確實很像“策反信”的筆跡，馬上通知省廳來鑑定。那時，連省廳也沒有專業筆跡鑑定人員，還是讓文化廳請了幾個南寧市的書法界大腕來作的鑑定，一致認定顧先生的筆跡與“策反信”完全一致。
覃應機聞報，當即下令：逮捕翟谷賢！
這天，翟谷賢隨其母去親戚家了。偵查員擔心走漏風聲導致其潛逃，立刻前往其親戚家，卻只有其母在，一問，說是與親戚鄰家的兩個姑娘去逛公園了。偵查員在公園找到她時，正是下午五點整，閉園鈴聲也響起了。
翟谷賢到案後，先是佯裝無辜，哭著大呼“冤枉”；繼而又玩沉默，無論跟她說什麼都不吭聲。隋留寶和幾名偵查員耐心地向她反覆交代政策，直到晚上十點鐘方才開腔，對其策劃並實施“特一號案件”的全過程交代如下——
事情要從翟谷賢與葉高玉的同學關係說起。翟、葉兩人相差三歲，是南寧市第二師範學校的前後屆同學，葉高玉入學讀一年級時，翟谷賢剛升入三年級。按照學校的規矩，一年級新生入學時，二三年級的學生要做迎新工作。那時候雖然是舊社會，但在大學，對於男女生沒有“管理”之說，宿舍也沒有阿姨把守著大門，同樣，迎新時也沒有男女之防。當時，葉高玉正好是翟谷賢迎接的，兩人就這樣相識了。相識之後並沒有擦出火花來，迎新之後兩人也就各歸各了，平時在學校裡難得碰上，碰上也不過點點頭打個招呼而已。
翟谷賢跟葉高玉的重新見面，是1950年元旦前夕。當時，學校舉行了一次校友會。這是一次內容比較豐富的活動，不但聚餐，還有歌舞晚會。翟谷賢是個精力充沛的活躍分子，馬不停蹄地邀請男性校友跳舞。當她邀請到葉高玉時，遭到拒絕，因為葉高玉不會跳舞。初時葉高玉還沒認出對方來，正要離開時，忽然認出剛剛邀請自己跳舞的正是當初自己入學時的“迎新使者”，於是兩個人舞也不跳了，坐在一旁一直聊到活動結束。
就這樣，翟谷賢、葉高玉開始了交往。1950年春節後，葉高玉邀請翟谷賢前往他在“致韻茶館”後院的賬房間。翟谷賢去過一次後就喜歡上了那個幽靜的去處，以後一週中總有四五天晚上前往。葉高玉為方便翟谷賢進出，給她配了一把後門鑰匙。葉高玉在那裡放置了一臺美國進口的十七燈收音機，兩人除了聊天，時常欣賞音樂，漸漸就由收聽外國音樂轉而順便收聽“美國之音”、“BBC”、“玫瑰之春”（由駐日美軍操縱）以及臺灣、西貢、香港等當時被稱為“敵臺”的對華廣播。一段時間聽下來，兩人就產生了投奔“自由世界”的念頭。
最初，翟谷賢跟葉高玉不過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到了8月上旬，兩人收聽到臺灣、香港和西貢電臺廣播的一個通知，該通知稱臺灣“大陸工作委員會”在中國廣西省防城與越南交界處的越南境內設置了一個秘密的“大陸同胞水陸接待站”，該接待站不分晝夜派出武裝力量在陸路邊境和海面上“策應大陸投奔自由世界的同胞”，大陸同胞只要抵達邊境線或者海上，就會得到接應人員的支援，平安抵達異國，隨即轉赴香港，最後抵達臺灣。如果出境後不想去臺灣的，可以任意選擇要去的目的地，“大陸工作委員會“保證提供經費，安全地把投奔者送達。翟谷賢、葉高玉聽了不禁心動，商量越境投奔臺灣。
葉高玉考慮到一個問題——如此冒冒失失投奔過去，寸功全無，恐怕會被人家看不起，應該在這邊立下一份功勞，作為投奔過去的進見之禮。別看翟谷賢是一介女流，卻是一個武俠迷，打從十幾歲開始就閱讀武俠小說，十餘年看下來如痴如醉。根據武俠小說給予她的信息，她認為葉高玉的想法不無道理，於是兩人就密議應該建立一份什麼樣的功勞。思來想去，尋思最好的就是製造一場針對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的暗殺活動，次之則是爆炸軍火倉庫或者部隊營房、黨政機關，但這都是空想，他們根本沒有這種能量。於是就結合自己的特長想到了搞“文”的，張貼反動標語什麼的。可是仔細想想又覺不妥，貼標語不安全，容易被人發覺，弄得不好標語還沒貼幾張，人已經給拿下了，得不償失。再往下商量，最後葉高玉就想到了給廣西省政府的全體委員寄發“策反信”——之所以只選擇省政府而忽略了中共廣西省委，是因為當時的黨組織班子對外是不公佈的，所以他們不知道省委由哪些成員組成。
主意打定，兩人開始考慮怎樣具體實施。翟谷賢提出，應該像武俠小說裡那樣有一個堂名。對於女友的這個創意，葉高玉表示不敢苟同，認為沒有實際意義，而且容易暴露。可是，資本家家庭出身的翟谷賢平時耍慣了大小姐派頭，患有嚴重的“公主病”，跟人交往只有別人圍著她轉，沒有自己順著他人的時候。這女人腦子甚是活絡，當下馬上找到了反駁的理由，說這本是為了立功，不搞出點兒聲勢來，到了那邊人家會把咱當回事嗎？所以，不但要起個堂名，還得印製專門的信箋、信封。葉高玉想想似有道理，於是也就贊同了。
然後，就是起堂名了。這方面，向來不看武俠小說的葉高玉沒有這個意識，翟谷賢呢，有這個意識，可是缺乏才氣，想來想去想不出來。次日在當鋪整理老爸讓她管理的那些信函檔案時，無意間看見了翠姑庵用“南槐堂”的信箋、信封寄給當鋪的那封信函，尋思這個堂名倒不錯，既含蓄又雅緻，還顯得氣派。遂佯作好奇拿了包括“南槐堂”信函在內的十來封老字號信函去向爺爺翟懷鑫請教，這些老字號現在是否還存在，老爺子一一道明，於是她就得知“南槐堂”早在前清就已關門了。這樣，“策反信”的落款也就定下了。
當晚，翟谷賢去跟葉高玉一說，葉高玉贊同用此堂名。往下，就是製作信箋、信封了。這方面，翟谷賢有些瞭解，因為舊時當鋪為把物品賣出高價，有製作木刻仿古印戳的傳統，請木版匠師刻製版子後，當鋪朝奉就在庫房印製仿古標籤。朝奉操作時，翟谷賢經常去旁邊湊熱鬧，有時還動手製作。因此，她認為只要有了版子，她就可以用當鋪庫房裡的仿古舊紙印出信箋、信封來。那麼，版子應該去請誰刻呢？翟谷賢想到了以前當鋪經常聯繫的刻版名匠師韋玉林，不過，出於保密方面的考慮，她不便去找韋玉林，於是就讓葉高玉出面。葉高玉答應了，不過自己並未出面，而是讓表妹去找的韋玉林。
偽造“南槐堂”的信箋、信封問題解決後，往下就是“策反信”的內容了，還是由翟谷賢操刀“創作”了一首打油詩，葉高玉沒有這方面的能力，看了只是叫好。翟谷賢說好就行了，往下就是刻版子了。葉高玉聞之一驚，說怎麼又要刻版子了？這種內容，一刻不是立馬暴露了？翟谷賢卻已看主意，說我看了那個木刻高手韋師傅刻的版子，覺得好像也沒有啥，不就是把多餘的木頭用刀削掉，留下字體就是了？我自己刻。不過上面的字倒是得像點兒樣子，不能讓人哂笑，因為這版子到時候要帶出境作為我們立功的憑證的。我可以從字帖裡找。
可是，翟谷賢去書店買下了各種字帖，翻遍了也沒找到能夠湊滿“策反信”內容的字，又不能用不同的字體。想來想去，最後只好以習練書法為名請賬房顧先生寫了一些嵌進了“策反信”文字的標語和其他詞句。翟谷賢從中揀出“策反信”所需的文字後，先用描紅紙描下，拓印於從庫房裡找出的當鋪用於製作仿古印戳版子的木板上，試刻了一塊，印出來看看還像樣。當下信心大增，又精心刻了一塊正式的版子，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往下就是郵寄了，翟谷賢讓葉高玉去實施。葉高玉出於謹慎，跑了好幾家郵局和代銷店，集零為整湊齊了三十五張四百元面值的郵票。又想到寫信封名址時不能留下自己的筆跡，於是就再次麻煩表妹，讓其前往郵局請代人寫信的老先生寫了三十五個信封。
後來指揮部通過追查陶小蕊抓獲了葉高玉。葉高玉僥倖脫逃後沒回五井巷自己家裡，而是去了“致韻茶館”後院的賬房間，在那裡，他給翟谷賢寫了一封絕命函，告知事已洩，為保全她，他決定自盡，為避免警察因追捕他四處調查時找到當鋪，他決定去自己家門口的五井巷投井。然後，葉高玉就在從茶館去五井巷的途中把絕命函投進了路邊的郵箱。這封沒貼郵票的信函以“欠資”形式送到了“興德典當”，顧先生付了四百元方才得到。不過，顧先生在跟偵查員談話時並未說起此事，不是他存心包庇翟谷賢，而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意識，所以就忘記了。翟谷賢收到信後，立刻連信帶木版一焚了之。
至此，“特一號案件”終於真相大白。偵查員讓翟谷賢在筆錄上簽名並寫下了時間：1950年12月26日晨一時二十二分。這時，距張雲逸指定的破案期限還有四天。
當時正是“鎮反運動”伊始，案件處理得很迅速，僅僅過了一個多月，1951年2月4日，小年夜那天，翟谷賢就在市軍管會舉行的公審大會上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陶小蕊、韋玉林也各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半年後，韋玉林又因歷史問題被軍管會以漢奸罪加刑八年，1961年病歿於勞改農場。
【本文原出處為《啄木鳥》-塵封檔案】
《啄木鳥》雜誌創刊於1980年，由茅盾先生提寫刊名，是中國公安系統惟一大型公安法制文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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