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久前我们向大家推送过关于一线代表的招聘信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职位还没有很清晰的概念。这个职位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工作地点在哪里？对任职者又有哪些专业上的要求？
为了帮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ICRC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一系列来自一线代表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来自我们的老朋友。
Martin Unternāhrer
长期关注我们的朋友一定认识他。这个瑞士人还有个非常好记的中文名字，马文德。
自1992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来，马文德先后在多个战乱冲突的地区工作。从2006年至2018年初，他一直在北京，先后负责东亚代表处的传播与人力资源营销事务。
2018年3月，马文德在模拟战区研习班上，向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介绍红十字运动与ICRC。
今天，我们就跟随马文德一起穿越到索马里，看看第一次离开瑞士来到前线的他，都经历了哪些难忘的事。
在索马里，一名当地同事问过马文德这样一个问题：我应该继续留在ICRC做一个中立者，还是加入战斗为家人报仇？
这名同事的哥哥是个平民，在不久前被杀。马文德怔住了，想了许久。
1991年，摩加迪沙街头。
瑞士人马文德初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时，有些不知所措。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里，没有军队，没有警察，但是有枪，到处是枪。
走在大街上，突然间，一个皮肤黢黑的年轻人跳出来，面无表情地站在面前，手里攥着枪。他不在乎面对的是谁，来自哪里，也不会多说一句话，他只是伸出手，要钱、要车子、要你身上的一切。
1991年1月，索马里联合议会推翻了独裁、腐败的政府，结束了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20余年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是各派别、部族势力为了争夺统治权，各自培植武装力量，军阀割据，这个非洲大陆最东端的海滨国家，陷入了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只要有枪，谁都可以成为手无寸铁之人的“统治者”。
马文德抵达索马里时，内乱已持续一年有余。那是他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下称ICRC）工作后的第一项任务。从风景如画、优裕富足的家乡，来到世界的另一面，每一天，他都活得小心翼翼。“没人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你必须时刻警惕。”
“跨前线行动”
提心吊胆的日子，在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那是一个满眼荒凉破败，到处残留着毁损痕迹的小机场。马文德一眼就看见了远处缓缓驶来的皮卡，车斗里站着几个当地人，背着机关枪。有些惊慌之余，马文德安慰自己：还好，这些人是来接我的。
摩加迪沙街头巡逻的战斗员，1991年。
“那简直太疯狂了。”回想起20多年前的一幕，他笑着说，感觉那既像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又像一个下马威。
50岁的马文德身高1米75，瘦瘦的脸上眼窝深陷，鼻子高高耸起。现在，他暂时结束了战地工作，在北京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担任传播主管。如今，他与索马里唯一的联系，大概就是他家中的一件索马里纪念品：一尊小小的大理石雕塑，一个小人，背着一支AK47，站在一辆皮卡上。
这个雕像的现实版本，每天都在摩加迪沙上演。只要马文德或同事走出办公室，至少会有两辆车同行。前面一辆坐着ICRC的工作人员，插着红十字旗，在充满暴力的乱世呼唤人道与同情；后面一辆坐着雇佣的武装人员，车窗摇下，挂着AK47的肩膀伸出窗外，在危机四伏的街道上展示力量。
摩加迪沙，ICRC的车辆在街上行驶，1991年。
“别的机构，比如联合国，可能只需要一辆车。”马文德说，可ICRC不行，“因为武装、暴力违背红十字运动的理念，所以插着红十字旗的车上不能有枪。”
之后的十几年，马文德先后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车臣、以色列、巴勒斯坦、斯里兰卡、印尼等冲突地区工作，但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在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武装，红十字的标志就是安全保障。”因为当地的安全局势和巨大的人道需求，使索马里成为唯一的例外。
索马里的一年，最让马文德揪心的是“跨前线行动”。当时，摩加迪沙被政治与部族斗争划分为两个区域，马文德住在南区，但ICRC管理的医院在北区。南北之间那条无形的边界，是这座2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中最危险的地方。而“跨前线行动”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南区的伤员送过边界，到北区去接受救治。
自1992年起，摩加迪沙的基萨内医院开始由索马里红新月会接管。
如果是在其他冲突地区，ICRC会在事前与交战各方达成协定，建起一条安全通道，这条特定线路，会在约定好的时间里没有战火、没有袭击。但在索马里，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无数派别与散兵游勇混战一团，“你不可能和每个人都谈一遍”。
那条“前线”，既真实又模糊，具体位置随着战势变化飘忽不定。来自南、北两区的车子，只能摸索着，缓缓开向心目中认定的那个位置。但距离边界还有一段距离时，车子就不能前进了，因为当地的司机也分属南、北两区，一旦跨界就极有可能被杀。余下的路程，马文德和同事们只能步行，弯腰弓背，每一根汗毛，都紧张到竖起来。
那种惶恐，马文德记忆犹新，“因为完全没有经验可循，任何情况发生前都没法预测”，那是最可怕的。每走几步，就要稍作停顿，用对讲机互通消息，保证安全。
多数时间，平安无事。但也会忽然传来几声枪响，所有人下意识地迅速趴倒在地，双手抱头。数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马文德从干燥的土路上抬起头，四下环顾。“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谁知道，莫名其妙。”
“除非战争结束，否则永远不要回来”
加入ICRC前，马文德曾听过不少战地故事，只是没有置身其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瑞士管理一家避难所，专门接收世界各地的难民。当时，南斯拉夫、斯里兰卡和一些非洲国家冲突不断，数万难民通过避难申请，涌入欧洲。
马文德的工作复杂而琐碎，为难民租房子、找工作、向政府申请保险，不忙的时候，他就和难民聊天。聊得多了，他开始想去那些地方看看，“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人离乡背井？他们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就像我一样。”
斯里兰卡，贾夫纳，街道两旁的房屋在交战中被严重损毁，1990年。
1996年，马文德来到斯里兰卡，那是避难所里很多人的家乡。
斯里兰卡内战爆发于1983年，反政府军叫做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下称“猛虎组织”），主要由当地少数民族泰米尔人构成。19世纪30年代英国占领斯里兰卡后，用人口比例不足20%的泰米尔人钳制超过70%的多数居民僧伽罗人，矛盾开始形成。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僧伽罗人掌权，原本在工商、政治等领域占有巨大优势的泰米尔人受到削弱和压制，双方夙怨日益加深。最终，一场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引发了长达26年的内战。
不断地接触战争与武装冲突，马文德开始理解难民们的选择，“因为没人可以逃避，不管你是政府军、反政府军还是平民”。
马文德还发现一个规律：无论哪种武装力量，真正参战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那些生在战区却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年轻人，也很难保持中立，不被卷入。因为只要一个家族里有一个人参战，这个家庭就会被视为整体参战。至少别人这么想。
贾夫纳，一座由“猛虎组织”控制的墓地，2000年。
有时，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就可能被某一方抓走，从此人间蒸发，不知死活。家人知道他可能参战了，却不知道他属于战争的哪一方；有时，交战的一方试图把一个人从大路上拉走，极力游说他加入自己的阵营，不管这个人是否接受了“邀请”，他重新回到路上时，埋伏在左右的另一方已经把他视为了敌人。
战争中的生活似乎陷入了一个哲学悖论：只有参战，才是最“和平”的生活方式。
“一个家里有一个孩子这样突然消失后，如果你是父母，你会怎么做？”马文德说，这是当地很多家庭面对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想我会告诉其他孩子：跑，跑得越远越好。除非战争结束，否则永远不要回来。”
在车臣生活的一对老夫妇。受到战争的影响，村里人纷纷逃离，两人只能靠在附近采摘野蒜为生，2011年。
只要战争存在，亲人们的分别就会不断上演。
1995年寒冬，车臣战争爆发不久，马文德正在俄罗斯一家红十字会商议救援问题。冰天雪地中，一对五六十岁的夫妇走进红会办公室，个子不高，胖胖的。他们从厚实的衣服里掏出一张男孩儿的照片，眉清目秀，大概十八九岁。这是夫妇二人的独生子，一名俄罗斯士兵，战争开始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夫妇俩找过俄国军方，没得到任何消息。无奈之下，长途跋涉来到当地红十字会。
这对夫妇不吵不闹，声音细小柔弱，安静地诉说着他们的请求。但在沉静背后，马文德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大的绝望气息，那是只有哭过很久、心碎至极的人才有的气息。他们已经绝望到连悲伤的力气都没有了。
夫妇二人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直到他们离开，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为他们登记。马文德转过身，走出办公室。他躲在门外一个人哭了。“我想不出来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命运。”
“战斗和无所作为只是两种极端，在它们之间还有很多不同状态”
绝望，也曾降临在马文德身上，那是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战争最初打响的几个星期。距离ICRC分代表处一公里外，俄罗斯空军抛下炸弹，“就像漫天的蝗虫俯冲下来”。
格罗兹尼，距离俄罗斯红十字会不远的一处被炸毁的建筑残骸，2006年。
“如果是地面作战，你可以趴下，匍匐前进。可那是空袭，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嗖——哐！就什么都没了，你也没了。”马文德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他的办公桌上立着几张与家人的合影，他、妻子和三个孩子微笑着。“那个时候你会想到家人，他们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就是等待。等着厄运过去，希望一切都好。”
更多时候，马文德会被包裹在内心的挣扎里，会纠结、会被撕扯，也会思考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意义。
在索马里时，一名当地同事问过马文德这样一个问题：我应该继续留在ICRC做一个中立者，还是加入战斗为家人报仇？
原来，这名同事的哥哥是个平民，但不久前被杀害了。马文德怔住了，想了许久，他一字一顿地回答：我想，继续留在这里工作，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索马里，一名武装人员，1998年。
马文德说，给出这个答案前，他想了很多：卷入战争就像一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循环，想要跳出来，并不像你以为得那么容易；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我不会参战，我不相信暴力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我的家人真的被杀了呢？我还能像现在这么冷静、这么理性吗……
马文德不停地自己同自己辩论，期待能帮这位同事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
但他最终放弃了，“天哪，我不要陷入那样的境地，太可怕了。”他最后给出他的建议，但没做任何解释，“因为那么说，最容易”。
一直以来，马文德对那些战区的当地同事怀有深深的敬意。局外人，在战争中孑然一身，惶恐时随时可以离开；但当地人，他们的整个家族、全部生活都在那里，他们无处可逃。那名同事最终留在了ICRC，但马文德不知道，他的族人、家人会对他如何评价，因为在战争中保持理性是极为艰难的。
1993年10月，在马文德结束索马里任务的一个月之后，美军在摩加迪沙遭遇惨败。
2001年，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电影《黑鹰坠落》将这场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的巷战搬上大荧幕。图片来源：时光网
在那场著名的战斗中，索马里武装人员利用平民向美军射击，一名枪手甚至趴在妇女的胯下向美军开火。在这样的战场上，谁是平民？
马文德不知如何回答，他想了想说：“战争中，人的状态可以被分成很多个纬度，战斗和无所作为只是两种极端，在它们之间还有很多不同的状态。”
真正的平民，或许是最无辜、最无助的。
1992年，索马里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ICRC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为饥饿者提供食物。在马文德的印象里，当时索马里全国有超过100万人靠ICRC的援助勉强过活。
索马里，胡杜尔，等待援助的儿童，1992年。
每天早上，马文德4点起床，带着一支由越野车、卡车和武装人员组成的车队驶出摩加迪沙。50多公里的路程，尘土飞扬，处处封锁。一些十八九岁的孩子睡在路边，看到红十字的车队近了，就跑到马路中间搬开堵路的石头。
城外一片空地上，有几条简易的飞机跑道。上午，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飞机会在这里降落，卸下货舱中的面粉、豆子、大米、油。下午，马文德把这些物资运回城里，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最初，马文德和同事们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把食品用盒子或袋子装好，以便人们领取、搬运。但灾民们往往还没到家，粮食就被带着枪的人抢走囤积，以便日后贩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ICRC搭建起600多个临时厨房，用超大尺寸的锅灶、最简易的方法烹煮食物。
在炎热的非洲，食物沾水后，过不了一天就会腐败，这些“过了水的食物”因此不会再被打劫、成为商品。不过，相对于近百万的饥民，600多个厨房只是杯水车薪。
摩加迪沙，ICRC的一所临时厨房，1992。
由于家人的反对，在冲突地区工作了十余年后，马文德结束了战地一线工作，转到后方服务。
有的人从危机四伏的环境回到平静生活，会向周围的人不停地讲述所经历的一切，兴奋，激动，滔滔不绝。人们也很好奇，急迫地凑过去，认真地倾听。但时间长了，他依然沉浸其中，像上瘾一样，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马文德没有这样的问题，但他对此十分理解。“危险是一种很纯粹的东西，有时，可以很有魅力。它会涌动在你的血液中，像是一种刺激，让人停不下来。”
那么战争呢？
“战争实在太复杂了，它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非黑即白。那里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战争。”
本文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滑璇于2014年对马文德进行的采访所作，原文刊载于第669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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