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和流浪汉三
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转移到了侯马市，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但在一次卖桃子时，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
那天早上，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好像长着群胆，说话非常粗鲁，张口就说把一筐桃子全买下，七嘴八舌地问价格，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其中一个说："得了，我们也不亏待你，都掏掏兜里的钱，有多少算多少吧。"于是，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结果总共找出了112元钱，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就有这么多钱，把桃子倒给我们吧。"杨新海说："钱太少，不卖，不能卖！"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
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打闹着离他而去，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今天的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几块钱，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儿干。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但是，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由于这次打击，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这年秋天，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新海给辞了。
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00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发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冷酷和流浪汉四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春节过后，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出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紧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
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已经一文不名，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
这时，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扒上北上的火车，来到了石家庄。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轮换着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可是，好梦不长，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1992年8月，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
对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气满腹，他认为，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但是，怨气归怨气，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
婚姻的失败者一
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了他一些钱。
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在当地必定有熟人，你就好事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
老乡说："这恐怕不容易，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牵扯到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事，也不好办。"
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不好办就算了。"
老乡劝他说："大不了就是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劳教所好好地干，到期满后我来接你。我听说，你早年在老家谈的一个对象还在等着你哩。"
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番安慰并不领情，心想这算什么老乡？算什么亲戚？带几个钱来看看我，说两句安慰的话能起什么作用？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该像古代的好汉秦叔宝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我在里面受人管制的滋味有多难受。但一想到老家还有一个姑娘等着他，心中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于是，他安心地改造，只盼着早日获得新生。
1993年7月16日，杨新海劳教期满，被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解教了。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当天过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老乡说："现在你自由了，我给你点路费，你回家吧！"
杨新海看了看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说："我这样回家，找着丢人呀？"
老乡劝他说："你已经离开家几年了，你父亲、你母亲和你家里人都很想念你，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说着，掏出100多元钱交给他，"这是路费，到家看看，过一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嘛！"
杨新海把钱接过来，连声谢也不说，扭头走了。
杨新海辞别老乡，并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用老乡给他的回家路费又在石家庄混了下去。白天，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晚上，他睡在广场上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00多元钱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他只好重操旧业，又登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扒窃的生涯。
那个老乡通过与家里联系，知道杨新海没有回去，便四处找他。一次，杨新海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扒窃时，正好被老乡看见，老乡抓着他的手把他领回了自己的家，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新海，你也老大不小了，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混下去，春节快到了，跟我回家吧。我听老家的人说，你原先在老家谈的那个姑娘，人家还等着你哩！"
听到这里，杨新海睁大了眼睛问："是吗？"
老乡说："千真万确。"说着，拿出家里人写来的信让他看。
杨新海默默地看了半天，说："好，咱回家吧！"
婚姻的失败者二
早在杨新海上初中的时候，本村一个威望较高的长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的父亲是村里砖瓦场的老板，家里比较富裕。这姑娘杨新海认识，人长得好看不说，还知理懂事，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那时，杨新海只有十五六岁，还未成年，又正在读初中，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前程莫测，便推说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晚两年再说。谁知这一推竟推掉了一桩好姻缘。随后，他到汝南埠镇去读高中，再后来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一跑就是5年，双方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杨新海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女人。
1993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杨新海随老乡一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家里的面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见了父母兄弟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他这次回家的主要目标，是冲着那个一直等他的姑娘来的。但他却把这个目的窝在自己心里，既不向父母说，也不向兄弟姐妹谈，杨新海认为，这样的事本该家里人主动给自己谈，父母都是历经沧桑的人了，兄弟姐妹也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过了婚嫁年龄的大龄青年吗？难道他们就不该关心关心我这个常年在外流浪的亲人吗？
杨新海更不主动提出到那个女孩家走动走动，他认为，已经多年没来往了，光是在石家庄听老乡说，那个女孩还等着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人家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冒失地到人家家里去，若是被人家赶出来，该有多难看。
不论杨新海怎么想，此时他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赶快见到这个女孩，赶快谈婚论嫁，赶快成立一个家庭，赶快过上夫唱妇随的幸福日子。但随之而来发生的事，彻底粉碎了杨新海的美好梦幻，几乎把他击倒。
眼看到了大年三十，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豫南广袤的农村到处是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杨新海正在家里看父母包饺子，突然门外响起了欢快的鼓乐声。听声音像是哪家在办喜事，可他也懒得出门去看，别管谁家办喜事，反正和自己都没有关系。可一会儿他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在喊："快来看啊，荷花儿出嫁了！"
荷花儿？杨新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快步冲到门外，迎亲的汽车刚好开到他的面前，汽车里坐着盛装的新娘，果然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女孩！在敞篷汽车的后车厢里，一班吹鼓手正在起劲儿地吹奏着《百鸟朝凤》，一帮抬嫁妆的年轻人高兴地分吃着喜糖。那一刻，杨新海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差一点儿摔倒在地上。他赶紧跑回家去，拉个被子蒙住头，一觉睡到天黑。中午，父母喊他起来吃饺子，他推说头有点儿疼，连过年的饺子也不愿意吃。
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在石家庄工作的那个老乡到他们家来拜年，他见杨新海还睡在床上没起，便凑上去问："新海，咋没起来过年呢？"
杨新海没好气地说："懒，不想起呗！"
那个老乡关心地问："昨天那个女孩出嫁了，听说是你不要人家了？"
杨新海此时恨不得一拳打过去，把这个好心的老乡揍成个熊猫眼，但躺在被窝里的他，只感到双手软绵绵、懒洋洋的，想伸也伸不出去。他觉得正是眼前这个老乡把他给耍了，别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自己的样子，自己在石家庄劳教期间，他又是去看望，又是去送钱，又是表示安慰，实际就是他把自己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抖搂出来的，以致在村里传得满城风雨，对象听说后嫌丢人，因而离他而去。现在，村子里200多户人家肯定都知道了我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别说是再找不到媳妇了，从此往后我在村子里还怎么做人？本来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地位就不高，有了这件事，我以后见了人还怎么抬得起头来？他觉得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这个社会上的人真是太坏了，人人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生下他就不再负责任，没有尽到父母培养孩子的义务，自己的天赋那么好，父母硬是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兄弟姐妹也是各人顾各人，没有尽到同胞兄弟姐妹的情谊。自己在外流浪多年，也劳教了好几次，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前去看看他，自己回到家来，也没有一个人替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帮自己。他越想越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意思。
杨新海特别嫉恨的是那个曾与他谈过对象的女孩，他觉得，她之所以要在他回家以后再当着他的面嫁人，就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让他心里难受，让他丧失自尊，让他今后没法做人，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
从这个时候起，杨新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婚姻的失败者三
整个春节期间，杨新海郁郁寡欢，刚过了年就要外出，父亲苦苦劝说他："海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再这样在外边瞎跑，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不如就在家安生板眼地干二年，攒些钱找个媳妇成个家也就算了。"
杨新海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年开春以后，杨新海在本村一个砖厂干了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给砖厂摔砖坯子。村里的人后来回忆杨新海在村边砖厂干活的情景时评价说："他那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干活很卖力。"其实，他是把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成了一种发泄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委屈和满身的屈辱都挥洒在出苦力上边。村里人回忆说，他干活从不与人多说话，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搭上说一句，没人与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低着头只顾干活儿。
干了一段时间，杨新海觉得实在受不了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于是，他再次上演了离家出走的把戏。一天吃过早饭，他带了两件替换衣裳，给父母说要去砖厂干活，一出村他就直奔正阳县城的方向，当父亲天黑到处去找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杨新海这次离家出走后，直接去了广州，他仍然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靠打小工和偷盗来维持生活。这样的游荡生活大约过了一年，终于在一次试图盗窃时被人抓获，送到了广州收容所。收容所不像拘留所，收容的人不一定有罪，但起码属于那种"三无"人员。要想从收容所里把人领出来，必须要由家里人出面作保。杨新海无奈之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带上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去把他从收容所里领出来。杨俊关收到儿子的信，赶紧办齐了各种手续，连夜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
父子俩乘上开往河南的火车，一路无语，但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父亲问他："你不回家到哪儿去？"
杨新海说："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我都能养活自己。"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了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告别儿子，一个人回到了固守多年的老屋。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从成都打电报给父亲，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接他，但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家里给他写了不少的信也都被退回。
未完待续，下集在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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