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 君 說
視“獨立人格”為人生最珍惜的東西；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哪怕所在部門是中國外交部；對教育體制有自己的見解，敢於批判，敢於說出與眾不同的聲音。她就是“八十後憤老‘資中筠’先生”。
即便是毛主席周總理的翻譯，資中筠也從來沒有覺得這是這是一件驕傲了不起的事。
退休之後也閒不下來投入在翻譯以及寫書的工作中。
做事有原則，甘願舟車勞頓坐十幾個小時長途汽車去看望幼兒園孩子，也不願接受官氣太重的“站臺”性質的名流邀請。
“人生不滿百，常懷百歲憂”描述的就是資中筠“先生”。
接下來就看一看資中筠先生的傳奇人生經歷。
作 者：薈琳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人人公益
“您覺得最值得珍惜的東西是什麼？”
她不假思索地答：“獨立人格！”
“人生中做得最正確的事是什麼？”
她答得言簡意賅：“離開行政崗位，做學術研究。”
寥寥數語，卻贏得滿堂喝彩。當年她離開的行政部門，是中國外交部。
關於孩子的教育，她的語錄字字鏗鏘，句句戳心，卻又一針見血。
“同樣智力的兒童，在中國的學制下‘學傻’了，創造力、想象力尚未發芽就被扼殺。”
“把‘成功’和‘升官發財’等同起來，這是我們教育最大的失敗。”
“中國教育再不改革，人種都會退化。中國家長常說‘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實際上中國當前的教育體制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
她，是“八十後憤老”，著名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曾任所長，資中筠“先生”。
當毛主席周總理的翻譯，
並沒有多了不起
1930年，資中筠出生在上海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著名的金融學家，曾經留學日美。如宋氏三姐妹，她們資家姐妹三人同樣出色。
二妹資華筠是知名舞蹈家，《飛天》、《孔雀舞》等經典舞蹈在一代人心中烙下了唯美的印記，同時，她還成了中國舞蹈界獲得藝術、學術雙正高職稱的專家第一人。
小妹資民筠是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和中國地球物理學會會員。
而大姐資中筠最為優秀，身為精通英法文的翻譯家和外交官，曾當過毛澤東、周恩來的翻譯。但她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人們只要把她當作一個獨立的學者，就夠了。
雖然家境顯貴而優越，但他們卻從不趨炎附勢。母親熱心對待窮親戚朋友，不喜歡結交達官貴人，這一切都在小小年紀的她的心裡，潛移默化地紮下了根。
在她就讀的中學裡，官二代富二代、貧寒子弟同在一起上課，袁世凱的孫女和穿補丁衣服的孩子，在老師眼裡都一樣，只要學習成績好，就能受到大家的尊敬。
對現在校園裡盛行的趨炎附勢、嫌貧愛富、欺軟怕硬等風氣，資中筠很是反感：“當時如果有學生表現出來這樣的習性，是要被老師批評的，也為人所不齒。那時老師很敬業，從來沒有人給老師送禮，我們想都沒想過這樣的事情。”
考上清華大學入讀西洋文學專業，她的老師是錢鍾書、楊絳、雷海宗、溫德（美國老教授）。他們從不帶教科書、講義上課，張嘴就講得頭頭是道，而講臺下的資中筠也聽得津津有味。
畢業那年，她的論文指導老師，就是著名作家、翻譯家，錢鍾書先生。而當時身為班長的資中筠，為了讓同學們有更多時間投入社會活動，竟向班主任請願取消畢業論文。
幸運的是，她成了“文革”結束前最後一屆寫畢業論文的大學生。
後來，精通英法文的她在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從事外事工作。然而沒過多久，就遇上了“三反五反”運動，父親被打成裡通外國的“大奸商”。
組織要求資中筠揭發自己的父親，可她絞盡腦汁仍一句話都寫不出來。無奈之下，她唯有和家人劃清界限，基本不回家，親情就這樣漸漸淡漠了。
即使改革開放後一切都恢復了正常，但她和父母在思想上已難以有密切的的深度交流：“我們的關係再也沒有回到當初，這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
50年代末60年代初，資中筠和丈夫陳樂民因公派駐維也納，聽說國內鬧大饑荒，他們毫不猶豫申請回國：“自己在國外養尊處優，吃那麼好，心裡非常不安，這是非常真誠的。”
然而“文革”期間，她全家都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本應在字母間遨遊的翻譯家，此刻卻只能在河南農場裡學習科學種田。
直到1972年，“把你的外交文撿起來！”隨著周恩來總理的命令下達，精通外語、熟悉中美歷史的資中筠被調回外交部下屬的對外友協。尼克松及隨後美國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她全程負責接待工作。
基辛格多次訪問中國，資中筠也都負責翻譯接待。2011年，“基辛格先生訪華40週年晚宴”在北京舉辦，多年後再次相見，觥籌交錯間，他們親切交談。
風雨飄搖的時期過去了，外交事業正做得風生水起，資中筠卻和丈夫雙雙離開外交部，放棄令人豔羨的外交官工作，轉而到研究所投身學術研究。
在她眼裡，最珍貴的並不是出席盛大外交場合的機會，而是擁有獨立性，可以自由地讀書翻譯，追求真理，明辨是非。
我筆歸我有，
人生不滿百，常懷百歲憂
離開了外交部，資中筠終於得以“我筆歸我有”，埋首於從未見過的檔案資料，在學術研究中“傳遞啟蒙的光”。
申請調到國際問題研究所，資中筠去美國做研究，對方每個月資助一千美元。但她依舊省吃儉用，只給自己買了一臺雙卡錄音機，回國後用剩下的美元買了一臺複印機捐給研究所。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她先後擔任副所長、所長、研究院和博士生導師，出版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美臺關係40年：1949-1989》（與何迪合編）等學術專著。
第一次寫長篇論文，資中筠花了半年時間通讀美國檔案《美國對外關係文件》，把裡頭關於中國的電報，一頁頁手抄下來，寫滿了好幾本筆記本。
她正是根據這些資料，撰寫了論文《歷史的考驗：新中國成立前後美國對臺政策》，適逢中美關於售臺武器《八一七公報》談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
之後五年裡，資中筠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延展出專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
創辦中華美國學會、擔任《美國研究》雜誌的主編，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她如飢似渴。
為考究某些問題，不斷找資料、向相關專家請教，然後再將思考心得寫成文章或著作，她一直竭力堅持著。
“我覺得現在學術界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求知慾。現在是課題先行，限期完成任務，然後分頭寫作，像工廠車間一樣出活。”
她翻譯《廊橋遺夢》，本想著玩票，翻譯好之後沒想著寫真名，只在書稿上隨意寫了個名字。
沒想到書一出版，就掀起了“滿城爭道”的熱潮，可資中筠仍不願承認自己是譯者，並拒絕了所有媒體的採訪。
“因為它太熱了，而我不願以此出名。我做了那麼多工作，哪本書都比這本重要。”
在她看來，這不過是一次“無心插柳”，而同時間出版的《戰後美國外交史》，卻是她和多名學者三四年來的心血之作。
但她在書店裡找《外交史》的時候，店家卻說：“這類書進得很少，售完即止。”
而書架和桌上最顯著的位置，放著的是她在兩個月的業餘時間裡翻譯的《廊橋遺夢》。
退休之後的20年，她對民族的命運和發展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也是她最有成就感的的“黃金時期”。
筆耕不輟、後激勃發，她和丈夫攜手編撰《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站在世紀之交，回顧世界百年來的曲折和繽紛。
在寫《20世紀的美國》時，有一章涉及到公益基金會，資中筠跑到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收集了好幾箱材料，發現內容太多，一個章節根本不夠敘述。
後來利用到美國開會的機會，到福特基金會檔案管及其他基金會採訪，最終寫成了《散財之道》。
這本國內唯一系統講述美國公益基金會的著作，在國內企業界和NGO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回首20年前寫的這本書，對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她感到很可觀。“我那個時候絕對不會想到，現在有那麼多基金會成立，現在的企業CSR(企業社會責任)已經變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名詞。”
但是，法律法規不健全、從業人員操作不規範不專業、企業家把做公益當作變相廣告的心態，是公益發展的最大困難。
比如說企業家給母校捐贈鉅額資金，資中筠則會勸他們：“你就別再捐錢給名牌大學了，他們不缺錢。”
中國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和美國的私立大學不同，要是發展某一個學科，可以指定把錢投入到某個項目中獲資助某方面的貧困生。要是這一大筆錢被拿去蓋大樓了，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義。
二十多年間，這本書一直在不斷修訂補充。2014年，84歲高齡的她仍親自到美國考察新公益的動向，增補了大量新的內容，彙集成這本書的第四版《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
如今，每天花6個小時讀書寫作，間歇時彈幾十分鐘鋼琴放鬆，成了她多年來的習慣。
“我不能不關心外面的事情，這是種本能，我看到很多問題，看不到解決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憂心忡忡。”八十多歲高齡的她，精力大不如前，便要趕著把想要表達的東西寫出來。
公民社會、文化建設、知識界思想狀態、追憶往事、讀書隨筆……我手寫我心，資中筠展現的不僅僅是自己多年來的心路歷程，更是近百年來社會和時代的變遷。
“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諸筆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擺脫了命題作文之累。”
對於自由寫作、專注思考的時光，資中筠尤為珍惜。
清華大學100週年校慶邀請她回去，因為覺得形式官氣太重，她婉拒了：當下的清華最以出大官自豪，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毀之。
許多帶有“站臺”性質的名流邀請，她更是拒絕得乾脆利落。但她甘願舟車勞頓，坐十幾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兩個鄉村幼兒園看望孩子們。
“人生不滿百，常懷百歲憂”，這就是資中筠先生。就如作家畢飛宇所說：“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她的風度和氣質屬於‘那個時代’，在今日中國幾成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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