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陳歆耕
■ 傳記書寫人，展示真實的人，進入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一個民族的精神思想心靈史，是可以通過一部部傳記來構建的
■ 當下傳記寫作存在的問題，在世者的傳記要比歷史人物傳記嚴重得多。最大的問題是虛假，難以經受時間的淘洗，大量傳記停留在傳主和寫作者相互撫摸的層面
■ 歷史人物傳記對作者最大的挑戰是，你能否用當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對歷史人物獲得一種新的觀照，讓思想從史料中生髮。當下一些歷史傳記最大的癥結是堆積史料，缺少史識
■ 對於那些古老的已經有定評的人物，由於可供驅遣的史料記載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虛構”的方式讓人物形象豐滿起來，美其名曰：增強“文學性”。這是另一種形態的失真
一
我得坦率地承認，在我2012年開始寫一部歷史人物傳記時，我對如何寫好一部傳記，並沒有任何研究。我似乎莽然撞進了一個從未涉足的領域。以往的寫作經驗積累是報告文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於人物的短篇，不能算傳記。傳記總應該對人物有整體性的展示。我的前期準備僅僅如此。
有兩個常識性的規則，我是瞭解的：一是要真實，二是要好看。拿破崙有一句名言：“先投入真正的戰鬥，然後再見分曉。”於是就一邊寫，一邊摸索。有一個想法是清晰的，那就是面對傳主的特徵，面對他的一堆史料，總要找到一個最適合表現他的敘述風格和方式，以及如何將那些眾所周知的史料揉碎，然後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黏合。這個想法，後來被人稱為“文本意識”。也許，無意識中應了詹姆斯·喬伊斯的一句話：“我並不是想要這樣寫，而是不得不這樣寫。”
二
關於傳主的選擇，一開始我也是非常茫然的，完全是跟著感覺走。最初我想寫寫金聖嘆，一是想通過寫作來了解金聖嘆的批評理念；二是他的死非常悲壯，覺得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但已經有人在我之前把金聖嘆的選題拿走了。儘管沒有寫他，我還是憑興趣看了不少有關他的評點文章和資料，獲益很多。後來寫龔自珍這個人，是因為友人的推薦。選擇這個傳主，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我毫無把握能否將此人寫好。初稿寫好後，也沒有自信，請了一些朋友提意見，得到基本肯定後才交付出版社評審。至於成書後，究竟如何，也有待讀者檢驗。我覺得專家的檢驗不重要，最核心的還是讀者的接受度。一部沒有讀者的書，專家再叫好，也只能在小圈子裡打轉，很難走到讀者的心裡去。這部傳記面世半年，究竟能走多遠呢？說不好。但通過寫作實踐，倒是促使我思考傳記寫作的一些問題。算是事後“諸葛亮”。在談戀愛的時候，我們不懂得什麼叫戀愛，等到知道怎麼戀愛的時候，可能卻找不到“愛”在哪裡。
三
今後寫不寫？寫誰？先不考慮。那就把自己想到的如何談“戀愛”奉獻出來，就教於各位方家。首先想到的是對傳主的選擇。這一點對傳記寫作，可能是最為重要的第一步。從大的方面說，我們面對的是兩類人：生者與逝者。或者通俗地說，是寫活人，還是寫已故的人。前幾年在一個論壇上，有一位研究傳記文學的朋友提出，要多寫活人，她認為寫歷史人物具有不可操作性。因為無法直接採訪，獲得鮮活的材料，依靠他人已經寫過的史料，很難寫出新意來。我認為她說對了一半，即寫歷史人物確實面臨史料受限制、難出新意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因為有難度，就放棄突破困境的努力，更不能得出寫歷史人物不可操作的結論。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司馬遷的《史記》裡為何有那麼多優秀的歷史人物傳記，他寫的人物，都不是同時代的活人，都是逝者；我們就會很難解釋，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為何能成為他的優秀代表作品之一，他寫的也是逝者。寫活人似乎看起來要容易得多，比較容易通過採訪當事人，獲取鮮活的第一手素材。但實際生活告訴我們，凡是容易獲取的東西，往往埋藏著意料不到的隱患。第一，人的記憶常常也不是十分可靠，素材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仍然要通過多方考證才能接近真相；其二，最大的困境是，寫作者很難多角度展示傳主的真實形象。說好容易，說差難。尤其是某些成功人士、名人或高層政治人物，寫他們的傳記，幾乎很難涉及他們光鮮背後的陰影，哪怕是一點點瑕疵。因此，要說當下傳記寫作存在的問題，在世者的傳記要比歷史人物傳記嚴重得多。最大的問題是虛假，難以經受時間的淘洗。大量傳記停留在傳主和寫作者相互撫摸的層面。
我對類似《一個真實的王菲》《一個真實的毛阿敏》這樣的傳記文本，是持懷疑態度的。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觀真實地呈現傳主形象，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有些寫著名小說家的傳記，胡編亂造，把小說家在作品中虛構的情節細節當作信史寫入傳記，嚴重損害了傳記的真實性品質。
四
繼續談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歷史人物傳記，尤其在歷史上那些豐碑式的人物，無論是政治的，思想的，還是文化的，都值得大寫特寫。其理由跟今天的主題有關，那就是“傳承經典”，通過傳記使得我們進一步對於那些創造了歷史和經典的偉大傳主獲得豐富的認知，在經典的文本和創造者之間，在互為參照中，加深對經典內核的理解。這樣的傳主，即使被前人、他人寫過，仍然可以再寫。因為不同的作者，會從自己的感受出發，寫出本人個性化的理解；而不同時代人，往往會用不同的眼光來審視歷史人物，從而提供完全不同的認知視角。純粹從素材的多寡考量，越是接近現代的人物，素材越多，要寫出一部在合格水平線以上的傳記，相對要容易一些。但是寫歷史人物傳記，最大的難度還不是史料的多寡。素材少，那就寫得少一點，沒有必要通過注水或想象來拉長，以示厚重。繆鉞先生的《杜牧傳》只有幾萬字，但全是乾貨。這樣的傳記也非常好。那麼最大的難度在哪裡呢？當你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被前人乃至當代人反覆書寫過的傳主時，對作者最大的挑戰是，你能否用當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讓我們對歷史人物獲得一種新的觀照。當然，作者的思考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真實的史料基礎上。思想從史料中生髮，而思想又如同大鵬的羽翅，帶動史料飛翔起來。這樣的文字，才能讓讀者感受到作者生命力的灌注。伏爾泰曾經寫過很多傳記，如《奧爾良的少婦》《查理十二世》《路易十四時代》，學者評價他的傳記，“不僅重視史料的可靠性，而且善於把哲學的明燈放在黑暗的歷史檔案庫中，讓史料起著時代教科書的作用”。不知道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否是中國現代傳記寫作的發端，他自稱：此書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請注意，他不僅僅是記事，更強調“論斷”。他寫的多部傳記，《康有為傳》《戊戌六君子傳》等，都是他傳播新知、開啟民智的載體。當下一些歷史傳記，我個人認為，最大的癥結是堆積史料，缺少史識。
五
傳記的另一個重要品質是客觀、真實。作者要敢於秉公直書。正如胡適所說：“傳記的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也有忌諱。”“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之於阿諛，便失之於詆誣……”對於歷史人物，離我們越近，往往忌諱越多。一不小心，逝者的後人不滿意，就要找寫作者的麻煩。有些人物，因為複雜的環境條件，我們要面對其一生真實形跡，可能還需要等待。與其有太多忌諱，不如等待更好的時機。這也是有些歷史人物傳記需要不斷重寫的原因。在一個時段，作者無法做到真實客觀，等到時機成熟，就需要新的作者來重新寫過。就如魯迅的傳記，不知道出了多少部了。近期又有陳漱渝和張夢陽寫的新傳，但有沒有一部得到學界和大眾讀者都認同的權威版本呢？哪一部更接近魯迅真實的精神世界呢？一部現代文學史在不斷地被重寫，因此，魯迅被不斷地重寫也是必然的。我想，今後可能還會有人寫新的魯迅傳。對於那些古老的已經有定評的人物，寫作的忌諱可能少一些。但由於可供驅遣的史料記載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虛構”的方式讓人物形象豐滿起來，美其名曰：增強“文學性”。這是另一種形態的失真。我堅持認為，寧可犧牲某些可讀性，也不能通過“虛構”來喪失其信史的品質。在寫作中，我就碰到類似問題。有的傳記，讀過幾頁，就知道其中有大量想象的成分，無法當作信史來採用。在我的參考書目中，我會毫不猶豫地將此類書剔除掉。
六
傳記作為一種文體，無疑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因為歷史是由一個個人書寫的，傳記讓歷史變得更加豐贍；傳記書寫人，展示真實的人，進入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一個民族的精神思想心靈史，是可以通過一部部傳記來構建的。無論閱讀的載體如何變化，我對傳記的前景都持非常樂觀的態度。關於傳記創作的理論探討，目前也還停留在“概論”的階段。如何通過大量的文本細讀發現和提出的新的問題，如何從新的切入點進入，進行更有深度的理論構建，也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傳記寫作實踐的活躍和理論構建的貧弱，處於一個極不平衡的狀態。尤其是對於症候較多的“問題產品”的批評，幾乎是鳳毛麟角。最近看到某雜誌刊發的一篇批評《艾青傳》的文章，痛快淋漓。這樣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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