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就任安徽大學校長時，踹過蔣介石的肚子，此舉震古爍今。更妙的是，在他被蔣介石攆出安徽後，羅家倫毫不猶豫地聘請他到清華出任國文系主任。
民國雖然動亂，但不妨礙大師們群星璀璨。妙不可為的軼事經常從文獻中被挖掘出來，讓我們感覺到，那是一個盛產大師的年代。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短短的40年間，何以如此星光輝映？讀罷《民國大學》，才知悉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破格的大師，來自大師的破格！
教育本身最懼約束，因其等於對思想力的束縛。這個道理說深不深，說淺不淺，時至今日也並沒有很多人洞徹，但打開《民國大學》你就會發現，那時，至少是有一些人有所感悟的。蔡元培說:“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現在的校長們，有這麼說的嗎？即使說了，有這麼做的嗎？蔡公不僅提出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等著名的辦學方針，鑄就了“北大精神”，並隨即用他的實際行動，踐行了這一偉大的思想：首創中國大學招收女生之先河，破格聘請梁漱溟等實力派教授，徹底實現教授治校。這種種創舉，讓蔡公當之無愧排名於中國曆來大學校長之煌煌高位。
這種風氣，由此開始蔓延，成為推動中國大學乃至整個教育界向世界進軍的強大動力。在《民國大學》中，種種今人匪夷所思的破格之舉讓我們大跌眼鏡：胡適破格錄取數學零分的羅家倫，羅家倫破格錄取嚴重偏科的錢鍾書，朱自清讓林庚免寫學術論文破格畢業。這樣的舉動，當今有嗎？
但凡創舉，皆因破格。但民國大學的破格之舉絕非僅限錄取和聘請，而是涵蓋了幾乎全部層面。實際上，民國時代，校長們承擔的壓力並不比現在少，之所以能夠做出種種開風氣之先的舉動，完全是一顆“純淨而勇敢的心靈”所驅使，正如蔡元培所說，“為學術而學術。”在這種純淨心靈指引下，其破格之舉絕非作秀，在陳平原、謝泳、金克木等人的回憶文章中，這些行為已成大師們的日常準則：
授課時間之破格。沒有高水平的研究，就談不上高水平的教學，為拔尖人才預留寶貴的空間，是民國大學的辦學要旨之一。正如羅家倫所言：“研究是大學的靈魂。專教書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無進步。”北大的研究教授每週授課只有4小時，清華與此相當。從注重數量轉變到提高質量，是民國大學能夠長足進步的跨步之舉。沈兼士講中國文字學，一年到尾只講70多頁講義，正是基於“用循循善誘激發學生的力量”之先進理念。
晉升環節之破格。民國時期的學者，大都能在35歲以前躋身教授，最年輕的為22歲的葉公超。免除了後顧之憂的年輕教授們，可以全心治學、教研，生髮出極大的活力！這其中最具決定性的，是教授的晉升主要由學校說了算。民國大學的權力，正來自於其校長和教授們的大膽爭取，這是民主、公平的基本訴求。至少，那時的人民懂得爭取。
教授待遇之破格。當時縣長一個月20塊銀洋，而大學教授能拿300塊。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當時的國民政府卻真正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西南聯大不僅免學雜費，還免午餐費，家庭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張伯苓主持私立南開大學時，無論經費多麼緊張，總是想方設法優待教師。當時南開的薪水比國立大學低，但教師多不為他校高薪所動，這與張伯苓尊重、體貼和關心教師有密切關係。
師資流動之破格。在當時寬鬆的民政制度下，因無戶口和單位制度的制約，人才流動較為自由，教師可確保長期在優良環境中治學，吳宓、顧頡剛在20餘年間就曾先後在10餘所大學任教，而學生可師從多位名師，知識界可因此永葆活力，此措開拓出教育界長期的“三贏”局面。
身份歧視之破格。袁大總統親自任命的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長的第一天，校役們依慣例排隊，在校門口誠惶誠恐向他行禮，不想蔡元培當即也脫帽向他們鞠躬還禮。這是蔡元培崇高人文精神的自然反應同今天某些高幹乃至“低幹”硬擠出來的微笑有天壤之別。
正是在這個竭力弘揚教育大義的年代，即使動亂頻仍，清華、北大與中央大學，依然奮勇地躋身世界前100名，後來的西南聯大更加靠前。而現今，北大、清華排名在200-300名之間，餘者更不足論。民國大師在艱難時世中所創造的學術輝煌，讓當下的知識分子汗顏，其時其人的學術功底、治學境界、文章功夫，今人難以匹敵。民國校長因此最像校長，民國教授因此堪稱真正的教授。即使他們飽受失敗之痛和挫折之傷，依然保持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書生本色，充當了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領者。這其中，社會環境、思想氛圍及學者們的自身努力，是促成整體不斷奮勇前行的不可或缺的要素。2005年溫總理看望錢學森時，錢老感慨:“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當代教育是不是應該集體反思？建國以來，教育逐步走向了大眾，作為實現社會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經賦予絕大多數家庭以實質性的意義，但如何培養出真正的大師，我們還應深深地進行對比和思索。究其本質，“自由之主義、獨立之精神”的缺失，必然導致學術研究的根基不厚、立足不穩，並最終導致獨立人格的喪失。而獨立人格對知識分子來說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個性格平庸、性情虛偽的人，很難有什麼思想和創見。遊移於體制外，不受教條的約束，敢於掃除障礙，展露真性情，這樣的學者，才能發出時代的最強音。《民國大學》裡，無論是校長還是教授，都能堅守其獨立立場，在種種藩籬之中，捍衛並享受著精神的自由。如1937年抗戰之初蔣介石組織的廬山談話會上，正值國難，胡適非但沒有收起“教育獨立”主張，反而一再申明、加倍強調“教育應該獨立”的三大觀點，因其認定“文化不亡則民族終不會亡。”而陳寅恪、梁漱溟等人，則將這種精神自由一直堅持到“反右”和“文革”，成為徹頭徹尾的不合時宜者。
一流大學的背後，必有一流校長，如蔡元培之於北大、梅貽琦之於清華、竺可楨之於浙大。校長能成為教育家，在於他們重視個人的價值，尊重並信任教師，強調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個性，表現出崇高的人文精神。北大校長蔣夢麟說:“吾人若視教育為增進文明之方法，則當自尊重個人始。”竺可楨盼望學生“具備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養成深思遠慮，不肯盲從的習慣。”抗戰期間，竺可楨率領師生多次遷移，在流亡中辦學，而師生們緊緊跟隨，追尋的其實就是竺可楨的一句話：“教授是大學的靈魂”。陳垣堅持“無為而治”，最大程度地相信師生。李登輝做校長時常說:“大家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梅貽琦善於團結具有不同學風、不同觀點的師生，五色交輝，八音合奏……將教授治校落到實處，將師生關係變成師友關係，這種理所應當而現在又非常急缺的理念，是民國大學取得成功流芳百世的重要奧秘之一。而強化訓練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正是民國大學另一條辦學主旨。當年北大圖書館對所有學生甚至是外來的旁聽生全面開放，很多教授講的東西圖書館裡不僅有，還可以隨便借。現在，很多大學把圖書館當成“藏寶樓”，不少有價值的文獻束之高閣，讀者絕難一見，圖書利用率之低令人唏噓。而眾所周知，人文研究中很多關鍵問題的突破往往直接依賴於某些關鍵材料，“藏寶樓”的理念對此形成極大制約。“教育”的拉丁語義為“引導出來”，藉此，我們是否該面對前人無限汗顏？
校長能成為教育家，還在於他們憑藉高尚的人格成為師生員工的真正楷模，成為社會表率。正如德國人眼裡最好的職業不是總統而是工程師，才有了德國機械名滿世界，在民國大師的眼裡，學問是第一的，當官是次要的。梅貽琦有做高官的機會，但他像張伯苓一樣，以“我是幹教育的，還是辦教育好”為由，拒絕了邀請。李登輝則以自己守正不阿、清廉高潔的人格魅力，倡導“犧牲、服務、團結”，創建了流傳至今的“復旦精神”。這些都是我們理應繼承發揚的，卻同時也是至今無法企及的。打開《民國大學》，我們不應僅僅是直面往事，懷念前輩，更應以廣闊胸襟承繼“五四”傳統，傳遞文化薪火，將“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通才教育、文體並重”的教育大義重拾並弘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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