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就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踹过蒋介石的肚子，此举震古烁今。更妙的是，在他被蒋介石撵出安徽后，罗家伦毫不犹豫地聘请他到清华出任国文系主任。
民国虽然动乱，但不妨碍大师们群星璀璨。妙不可为的轶事经常从文献中被挖掘出来，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年代。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短短的40年间，何以如此星光辉映？读罢《民国大学》，才知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破格的大师，来自大师的破格！
教育本身最惧约束，因其等于对思想力的束缚。这个道理说深不深，说浅不浅，时至今日也并没有很多人洞彻，但打开《民国大学》你就会发现，那时，至少是有一些人有所感悟的。蔡元培说:“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现在的校长们，有这么说的吗？即使说了，有这么做的吗？蔡公不仅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并随即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伟大的思想：首创中国大学招收女生之先河，破格聘请梁漱溟等实力派教授，彻底实现教授治校。这种种创举，让蔡公当之无愧排名于中国历来大学校长之煌煌高位。
这种风气，由此开始蔓延，成为推动中国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向世界进军的强大动力。在《民国大学》中，种种今人匪夷所思的破格之举让我们大跌眼镜：胡适破格录取数学零分的罗家伦，罗家伦破格录取严重偏科的钱钟书，朱自清让林庚免写学术论文破格毕业。这样的举动，当今有吗？
但凡创举，皆因破格。但民国大学的破格之举绝非仅限录取和聘请，而是涵盖了几乎全部层面。实际上，民国时代，校长们承担的压力并不比现在少，之所以能够做出种种开风气之先的举动，完全是一颗“纯净而勇敢的心灵”所驱使，正如蔡元培所说，“为学术而学术。”在这种纯净心灵指引下，其破格之举绝非作秀，在陈平原、谢泳、金克木等人的回忆文章中，这些行为已成大师们的日常准则：
授课时间之破格。没有高水平的研究，就谈不上高水平的教学，为拔尖人才预留宝贵的空间，是民国大学的办学要旨之一。正如罗家伦所言：“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北大的研究教授每周授课只有4小时，清华与此相当。从注重数量转变到提高质量，是民国大学能够长足进步的跨步之举。沈兼士讲中国文字学，一年到尾只讲70多页讲义，正是基于“用循循善诱激发学生的力量”之先进理念。
晋升环节之破格。民国时期的学者，大都能在35岁以前跻身教授，最年轻的为22岁的叶公超。免除了后顾之忧的年轻教授们，可以全心治学、教研，生发出极大的活力！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教授的晋升主要由学校说了算。民国大学的权力，正来自于其校长和教授们的大胆争取，这是民主、公平的基本诉求。至少，那时的人民懂得争取。
教授待遇之破格。当时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大学教授能拿300块。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西南联大不仅免学杂费，还免午餐费，家庭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张伯苓主持私立南开大学时，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总是想方设法优待教师。当时南开的薪水比国立大学低，但教师多不为他校高薪所动，这与张伯苓尊重、体贴和关心教师有密切关系。
师资流动之破格。在当时宽松的民政制度下，因无户口和单位制度的制约，人才流动较为自由，教师可确保长期在优良环境中治学，吴宓、顾颉刚在20余年间就曾先后在10余所大学任教，而学生可师从多位名师，知识界可因此永葆活力，此措开拓出教育界长期的“三赢”局面。
身份歧视之破格。袁大总统亲自任命的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长的第一天，校役们依惯例排队，在校门口诚惶诚恐向他行礼，不想蔡元培当即也脱帽向他们鞠躬还礼。这是蔡元培崇高人文精神的自然反应同今天某些高干乃至“低干”硬挤出来的微笑有天壤之别。
正是在这个竭力弘扬教育大义的年代，即使动乱频仍，清华、北大与中央大学，依然奋勇地跻身世界前100名，后来的西南联大更加靠前。而现今，北大、清华排名在200-300名之间，余者更不足论。民国大师在艰难时世中所创造的学术辉煌，让当下的知识分子汗颜，其时其人的学术功底、治学境界、文章功夫，今人难以匹敌。民国校长因此最像校长，民国教授因此堪称真正的教授。即使他们饱受失败之痛和挫折之伤，依然保持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生本色，充当了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这其中，社会环境、思想氛围及学者们的自身努力，是促成整体不断奋勇前行的不可或缺的要素。2005年温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集体反思？建国以来，教育逐步走向了大众，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经赋予绝大多数家庭以实质性的意义，但如何培养出真正的大师，我们还应深深地进行对比和思索。究其本质，“自由之主义、独立之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学术研究的根基不厚、立足不稳，并最终导致独立人格的丧失。而独立人格对知识分子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游移于体制外，不受教条的约束，敢于扫除障碍，展露真性情，这样的学者，才能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民国大学》里，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能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如1937年抗战之初蒋介石组织的庐山谈话会上，正值国难，胡适非但没有收起“教育独立”主张，反而一再申明、加倍强调“教育应该独立”的三大观点，因其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而陈寅恪、梁漱溟等人，则将这种精神自由一直坚持到“反右”和“文革”，成为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者。
一流大学的背后，必有一流校长，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竺可桢之于浙大。校长能成为教育家，在于他们重视个人的价值，尊重并信任教师，强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神。北大校长蒋梦麟说:“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竺可桢盼望学生“具备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养成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抗战期间，竺可桢率领师生多次迁移，在流亡中办学，而师生们紧紧跟随，追寻的其实就是竺可桢的一句话：“教授是大学的灵魂”。陈垣坚持“无为而治”，最大程度地相信师生。李登辉做校长时常说:“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梅贻琦善于团结具有不同学风、不同观点的师生，五色交辉，八音合奏……将教授治校落到实处，将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这种理所应当而现在又非常急缺的理念，是民国大学取得成功流芳百世的重要奥秘之一。而强化训练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正是民国大学另一条办学主旨。当年北大图书馆对所有学生甚至是外来的旁听生全面开放，很多教授讲的东西图书馆里不仅有，还可以随便借。现在，很多大学把图书馆当成“藏宝楼”，不少有价值的文献束之高阁，读者绝难一见，图书利用率之低令人唏嘘。而众所周知，人文研究中很多关键问题的突破往往直接依赖于某些关键材料，“藏宝楼”的理念对此形成极大制约。“教育”的拉丁语义为“引导出来”，藉此，我们是否该面对前人无限汗颜？
校长能成为教育家，还在于他们凭借高尚的人格成为师生员工的真正楷模，成为社会表率。正如德国人眼里最好的职业不是总统而是工程师，才有了德国机械名满世界，在民国大师的眼里，学问是第一的，当官是次要的。梅贻琦有做高官的机会，但他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为由，拒绝了邀请。李登辉则以自己守正不阿、清廉高洁的人格魅力，倡导“牺牲、服务、团结”，创建了流传至今的“复旦精神”。这些都是我们理应继承发扬的，却同时也是至今无法企及的。打开《民国大学》，我们不应仅仅是直面往事，怀念前辈，更应以广阔胸襟承继“五四”传统，传递文化薪火，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的教育大义重拾并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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