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安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近段時間以來，滴滴公司事故頻發，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由於消費者頻繁遭遇各種騷擾、欺詐乃至暴力刑事案件，不僅讓人們對滴滴公司本身的經營管理心存疑慮，還對以滴滴公司為代表的“零工經濟模式”產生質疑。
根據麥肯錫公司的定義，“零工經濟”是一種以“自由職業者”為代表的新型工作模式。他們是可選擇工作時間、有多個僱主，並且可以靈活切換工作、改變從事行業的工作者。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有三個主要特徵：很高的自由度；工資按短期任務、項目或銷售量來進行結算；工作者與僱主之間往往只構成短期的工作關係。
在互聯網經濟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從事“零工經濟”的從業人員數量迅速上升。麥肯錫的調查數據顯示，在美國和歐洲，有10%到15%的適齡工作人口通過打零工謀生，還有10%到15%的人把打零工作為主業之外的副業。在美國和歐洲的15個國家有1.62億自由職業者。他們預言，到2025年各種在線人才平臺有望貢獻約2%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並創造千萬個就業崗位。
“零工經濟”在中國同樣得到了快速地發展。國家信息中心發佈的《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顯示，2016年，我國參與分享經濟活動的人數超過6億人，而分享經濟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6000萬人，相當於全國6%的勞動力人口。這其中，滴滴、阿里、京東等互聯網平臺巨頭提供了大量的“零工經濟”機會。據滴滴發佈的2017年滴滴平臺就業報告顯示，從2016年6月到2017年6月，在滴滴平臺獲得過收入的司機或車主總數達2108萬。
應該說，在新經濟大力發展的背景下，特別是當前就業壓力依然較大的情況下，大力發展“零工經濟”，為更多勞動者提供工作機會和收入來源，是我國勞動力市場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目前我國每年新畢業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已超過800萬，如果加上初高中畢業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員，超過一千萬的失業下崗職工需要再就業，以及每年還有近千萬的農民工需要進城務工，我國每年勞動力的總供給將達到3000萬以上。很顯然，大力發展“零工經濟”已成為緩解就業壓力的重要渠道。
但是，“零工經濟”需要發展但更需要規範，這既是基於“零工經濟”模式本身的特性需要，也是保護參與者各方特別是消費者權益和安全的必然要求。與傳統的勞動關係相比，“零工經濟”時代的勞動關係日益呈現多元化、短期化的特徵，勞動報酬的獲取更多地表現為按單取酬。很顯然，在參與者數量龐大而又魚龍混雜的情況下，這對“零工經濟”勞動者的資格審查和考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遺憾的是，在勞動者大量參與到“零工經濟”活動的同時，無論是政府的監管措施還是企業內部的審查機制，都存在著較大的漏洞。比如雖然國家已經出臺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中明確規定，政府和平臺公司要實現信息共享，但卻並未規定相關責任。實際上網約車平臺不報送信息、報送信息不實的情形大量存在。滴滴平臺司機以企事業單位上班的白領、打零工或散工以及自僱、自由職業者為主，但由於資格審查不嚴，不少有犯罪前科和不良駕駛記錄以及吸毒、嗜酒人員得以混入其中，這對消費者的安全無疑形成巨大的隱患。
還有一些城市為了安全規定禁止向外地車或非本地戶籍司機派送訂單，但網約車平臺企業仍在使用未經許可的車輛和人員從事非法客運活動，有關“馬甲車”和“刷單”的投訴也是屢見不鮮。在執法層面上，存在著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比如交通管理部門曾多次約談滴滴，從2015年至今，滴滴已經因非法客運被8次處以頂格罰款10萬元人民幣。如此輕罰難以對平臺公司產生足夠的震懾。
除了對消費者的侵害，監管不力和內部管理不規範其實對“零工經濟”勞動者本身也會帶來不少負面的影響，他們的權益如何保障同樣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於“零工經濟”去組織化的就業模式，打破了僱主與勞動者的傳統用工關係，對目前已有的勞動、用工、就業、培訓、社保等政策和體制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服務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由於很多人在“打零工”時簽訂的並不是正式勞動合同，使得針對零工經濟勞動者的拖欠工資、社保缺位、培訓不足等問題突出，勞動糾紛案件成迅速上升勢頭。
由此可見，在目前的情況下，順應網絡經濟發展的需要，大力發展“零工經濟”是一種正確的選擇，我們不能因為其中存在的問題而否認“零工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但如何儘快建立健全針對“零工經濟”發展的相關監督管理機制，則是當前面臨的一項急迫任務。一方面，政府必須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實現對“零工經濟”模式的全覆蓋。加大對企業的執法力度，提高企業的違規成本。平臺企業自身也要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加強背景審核和准入，保證消費者乘車的安全，不能為了利益而將消費者的權益和安全置之不顧。同時加快管理體制的創新，重視對“零工經濟”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只有如此，所有參與者才能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和權益保障，“零工經濟”才能得到更好更健康地發展。（責任編輯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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