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是宋代流寇漂白的一條路子。據資料記載，公元979年，宋太宗曾派人到常州、柳州之地，對鬧得兇的流寇實行招安，並委以烏紗帽，以致莊季裕《雞肋編》裡說“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後來，南宋也覺得老祖宗這條路線不錯，招安不少土匪，岳飛的部將牛皋、楊再興都是很好轉化的例子。
《左傳·襄公十一年》有一名句：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宋徽宗也不是一個治國的白痴。他為強化憂患意識，在經常讀書的睿思店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其實，與其他三家相比，宋江的影響力最小。方臘等攻城略地、侵州奪縣，而宋江的水泊梁山只能算個小小的“蝸居”，缺乏發展的空間，折騰不起來。這也許是宋江願意受招安的原因之一。
招安並非絕對安全著陸，與分庭抗禮一樣都存在風險。招安後，朝廷和梁山是“麻桿打狼——兩頭怕”。宋徽宗儘管一直青睞招安，但依然擔心宋江等人賊心不死，造成養虎為患。從梁山方面來講，怕朝廷特別是奸佞使壞，把他們一網打盡。
因此招安成功後，宋江就要起送各家老小還鄉，而多個心眼的吳用馬上諫道：“兄長未可。且留眾寶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覲面君之後，承恩已定，那時發遣各家老小還鄉未遲”。吳用擔心什麼？擔心朝廷突然“變臉”，來個“一鍋端”，那時後悔都來不及。
這絕不是駭人聽聞，明代胡宗憲任浙江總督，面臨汪直這樣既費力又討不到好處的敵人，胡宗憲採取了懷柔政策，進行招降。汪直對同鄉的招降表現出積極態度，汪直親自前往浙江談判。結果他只是一廂情願，浙江巡按使王本固依然將其凌遲處死。清代石達於大渡河陷入絕境，為求“生擒石達開”的奇功，四川總督駱秉章遣使勸降，石達開決心捨命以全三軍請降，結果清軍背信棄義，石達開及麾下兩千將士全部被殺。
與後來者相比，宋徽宗還算仁義，沒有下狠殺手，但是這不住代表其他人也如此仁義。
宋江帶領部隊打著“順天”“護國”的招牌，準備合理合法地融入大集體。宋徽宗見到招安這麼多軍馬，龍顏大悅欲加官爵。這時樞密院負責人童貫遞上一個形勢分析報告：“新降之人，未效功勞，不可輒便加爵，可待日後征討，建立功勳，量加官賞。現今數萬之眾，逼城下寨，甚為不宜。陛下可將宋江等所部軍馬，原是京師有被陷之將，仍還本處，外路軍兵，各歸原所。其餘人眾，分作五路，山東、河北，分調開去，此為上策。”
童貫這個報告十分陰險，徹底打破了宋江等人的夢想。這個報告透露以下信息：現在無功不能加祿，研究研究再說吧；梁山好漢依然是朝廷的隱痛，早點把他們削弱、消化、消失。
眾頭領一聽這不行，談不成我們還回梁山。宋徽宗徵詢童貫意見，童貫建議快刀斬亂麻，“賺入京城，將此一百八人，盡數剿除”。宋徽宗此時什麼態度：天子聽罷，聖意沉吟未決。宋徽宗開始“欲加官爵”，後來同意分散消化，現在又傾向斬草除根，由此足見，宋徽宗對宋江等人不過是葉公好龍罷了。說明從一開始，他對招安的態度就不明朗，要不是主管此事的殿前都太尉宿元景堅決反對，恐怕梁山好漢生死未卜。
此時的宋江有數萬精兵在握，雖然不可能與朝廷有平等的對話權，但是宋徽宗有所忌憚。儘管宿太尉不贊同童貫的意見，但他“以盜制盜”的建議比童貫的更陰險，徹底使梁山成為朝廷平叛息亂的工具。畢竟，宿太尉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以大宋利益為核心的。這個建議，把梁山變成了朝廷能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棋子，使宋徽宗當初答應宋江欲加官爵的承諾變成了一句空話，也同時利用“疏”的原理，逐步消弱削弱梁山集團的力量。
宋江當然也想通過平穩過渡，混進公務員行列，然而與梁山有過節的蔡京、高俅、童貫等重權在握的奸佞，不願意看到這一切，所以他們拼命從中作梗。
其實，宋江為招安已經放棄原則問題。他以前認為“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閉塞賢路，下情不能上達”，因此大力倡導“替天行道”。為了順利達到目的，宋江活捉高俅後，竟然“殺牛宰馬，大設筵宴”，帶領眾好漢隆重迎接高太尉。明明知道高俅等人把持朝政，禍亂朝綱，宋江卻如此而為，足見在宋江的眼裡，其他工作一概為招安讓路。面對宋江的妥協，高俅依然不理不睬，等他安全離開梁山後，他根本沒有像表態的那樣向宋徽宗建議，反而軟禁了裴宣、樂和，親手掐斷了宋江招安的路子。
宋江無奈，通過李師師繼續為實現理想而奮鬥，歷經多方周折終於實現夙願，然而面對的卻是茫茫不可知的前途。招安沒有帶來光明的前程，最終梁山好漢跟隨他，蛻變成為黑吃黑的工具不說，多數未得善終，未能擺脫兔死狗烹的固定模式。確實實現了招安，確實實現了洗白，得到的未必真的得到，失去的卻是永久的失去，他們應該對羅大佑《鹿港小鎮》中無奈的吶喊產生共鳴：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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