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北路位於蘇州河以北的虹口一側，老上海口中的“過河看影戲”就發生在這條路上。20 世紀上半葉，這條長逾 3 公里的馬路——當時還叫北四川路——周邊雲集了 34 家戲劇、電影演映場所，幫助虹口成為中國電影業的半壁江山。
往日的輝煌和現狀形成令人錯愕的對比。今天，幾乎所有影院都從這條南北向的主幹道上徹底消失，或者淪為遺址，只有一家還在勉強維持經營。
這似乎屬於一個電影院整體衰落的故事——很多城市都有類似的記憶。但在四川北路上，衰落的不僅僅是電影院。一種業態的消亡，伴隨著包括建築文化、生活方式、人口在內的整個人文歷史的消逝。
2013 年左右，從機關單位退休的李建華經網友舉薦成為一家出版社的撰稿人，著手為上海老影戲院逐一立傳。和大量關注影片、演員的研究不同，他希望採用口述史的形式，講述“與影戲院建築息息相關的人文故事”。
李建華很快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項“難以完成的寫作任務”。最大的障礙在於找不到合適的受訪者。“一手資料奇缺，又難以找到親歷者，真的無法下筆。”李建華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幸運的時候，他還能通過關係找到某個耄耋之年的親歷者；而在虹口，電影人的流散似乎尤其嚴重。他在這裡沒能找到任何一位合適的歷史親歷者。
這段跨越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面臨斷檔的危險。
資深電影人顧敏在四川北路生活了超過 30 年。他清楚地記得，上小學時，校門就對著國際電影院的邊門，再走一走就是勝利電影院，對面是“雷瑪斯”，再對面就是解放劇場，“看電影的地方太多了。”
這個彙集了 4 家電影院的路口被當地人稱為“電影金三角”。顧敏提到的“雷瑪斯”，在官方敘述中是中國第一家商業電影院。1908 年，西班牙人雷瑪斯在這裡搭建了一個鐵皮屋，用來放映影片；1909 年，他又建了一家更為正規的“維多利亞電影院”，同樣位於北四川路。
對“電影院”的不同定義，導致對“第一家”的爭議尚存；但毋庸置疑的是，上世紀早期，電影院作為一種新娛樂的場所開始了它在國內的最初集聚，其中一箇中心就是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這一起源並非偶然：虹口的租界地位，使建築、藝術等各種形式的舶來品得以在這裡迅速落地；大量中國居民尤其是來自外省的移民，則帶動了多層次的消費，也豐富了既有的文化形式。
“雷瑪斯”、“維多利亞”，這些名字標記著早期電影院的殖民主義色彩。甚至，當中國人決定獨自建造一家電影院時，想到的也是“奧迪安”（Odeon）這樣的洋名，打出的廣告是“東方最寬敞最華美的電影宮殿”。隨著雷電華、米高梅等電影發行公司進駐上海，手頭闊綽的觀眾可以在裝飾奢華的“一輪影院”欣賞最新的好萊塢影片，公映日期比美國只晚一週左右。
同一時期，一種區別於好萊塢的電影文化也在形成。1925 年，幾個來自寧波的兄弟在北四川路中段的橫浜橋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拍攝取材於民間故事與古典小說的電影。他們後來下南洋、進軍香港，最後以“邵氏兄弟”的名字被載入中國電影史。次年，廣東人伍聯德在這裡創辦了《良友》畫報，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尚未走紅的胡蝶，這本雜誌後來成為上海電影史的重要檔案，乃至它的一部分。
無論是“本地人”還是“移民”、觀眾還是電影從業者，都沒有簡單地複製一種外來的生活方式。這可能不同於“十里洋場”式的經典上海印象。文化研究學者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書中提出，隨著電影宮的奢華裝修、舒適座位帶觀眾“進入了一個無論是在私人還是公共場所都不曾經驗過的世界”，看電影就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儀式。但可以想見的是，這種奢華、新奇的經驗只屬於有消費能力、有地位的少數人，這些人群的聚集又帶有地域性，以至於人們往往忽視了“摩登上海”的另一個側面。
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對比是，當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電影院還要求公務員之外的觀眾著長衫或西服入場時，北四川路上的電影院——很多被稱為影戲院——則是另一番景象。2013 年去世的導演王為一在自傳中記載了這種土洋結合的“社會儀式”：
“戲院僱兩個講解員，一個講蘇州話，上海人都聽得懂。一個講廣東話，因為虹口區是廣東人聚居地區，觀眾多是廣東人。兩個講解員坐在銀幕兩邊特設的高臺上，隨著劇情的發展變化，講解員就交換講解，簡直像說評書那樣，繪聲繪色，使觀眾情緒高漲。……遇到大俠和惡徒開打時，全場觀眾就腳踩地板發出巨響以示助威。大俠取勝時，群眾就鼓掌歡呼。惡徒逃竄時。群眾就用蘇州話和廣東話惡聲臭罵。”
除了殖民者和平民，抗戰前的四川北路還活躍著另一類人群：知識分子。他們的生活方式自成一派：上午讀書、譯書、寫書，下午游泳、“飲冰”，晚上便鑽進電影院和舞廳，玩到半夜。一些左翼文人本來為了躲避麻煩住進租界，卻隨著同道、仰慕者的嘯聚，意外帶動了一個文化社群的形成。
虹口大戲院（右）、國民大戲院（左，後改為勝利電影院），1931 年。照片由李建華收集。
這是一幅至今都令人興奮的圖景：不同國籍、不同階層、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們共同生活在一條街道上。無論去的是票價高昂、接軌國際的一輪影院，還是更為平民化的影劇院，人們都在尋找一個既指向“別處”、又內置於日常生活的空間。北四川路的繁榮得益於這種市民文化，也再生產了這種市民文化。即使在政治動盪的時代，它也保持著幾乎不合時宜的延續性。
1937 年 8 月 13 日，炮聲從四川北路上的橫浜橋響起。5 年前，橫浜橋附近的奧迪安大戲院就在一二八事變中毀於日軍轟炸。日本人接手了北四川路上的多家電影院，部分改為“銀映座”、“昭南劇場”等東瀛風的名字，另外開辦了一家新的影戲院“東和館”，專門用於放映日本電影、演出日本戲劇。
侵華戰爭通常被認為是這些電影院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從 1932 年到 1949 年共和國成立初期，他們的名稱、用途、所有權經歷了複雜的變化，成為今天研究者們“考古”的對象。但人們也見證了一些新鮮事物。1940 年，兩部現象級的電影——《亂世佳人》和《魂斷藍橋》登陸上海；1940 年代，四川北路上出現有限技術條件下的立體電影；1945 年之後，好萊塢電影公司開始在四川路橋附近的河濱大樓設立辦事處。以電影為媒介，人們保持著和世界的聯繫。
這些事件不再是官方和民間研究者敘述的重點，原因不難理解。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中，準備設局向日本人攤牌的陸先生收到王老闆的吩咐：“虹口不要去。”這個虛構情節對應的歷史事實是，即使對實力強大的幫派而言，虹口也完全淪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而侵略者統治下的電影院，多少有種“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微妙感。
另一方面，戰爭及其導致的經濟蕭條終究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隨著政治成為淪陷區生活的主題，電影、戲劇、音樂被賦予了更強的宣傳功能，來貫徹殖民或是反殖民的政治目的。這些變化雖然重要，卻屬於一個全國性的語境，而不再附屬於上海這座“孤島”、這座世界性的都市。
上海變得沒那麼特殊了，人們對這座城市似乎失去了講故事的興趣。反映在學術界，大部分學者的研究都集中於晚清到民國——這被學者許紀霖稱為“第一波”上海史研究。這之後的歷史，仍屬於一個不受關注的研究領域。
到 1950 年代，上海的“非特殊化”更為明顯。隨著公私合營的普遍推行，集中化的管理使全國的文化娛樂生活趨於整齊劃一。在李建華看來，上海的電影院變得“毫無特色可言，沒什麼故事好講”。四川北路上的電影院還算熱鬧，但影片內容乏善可陳——和其他地方一樣，《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一輪接一輪地放映，佔據了人們的電影記憶。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曾以西化、摩登生活方式為傲的上海，更戲劇性地成為極左意識形態的發動機。1965 年，上海出版的《解放日報》刊文表揚京劇《紅燈記》；1966 年，《人民日報》刊登兩位上海工人對京劇《智取威虎山》的評論。隨後，樣板戲被拍攝成電影，進駐全國電影院。
影片特色有限，李建華將研究重心放在了“人”上。他希望找到橫跨解放前後這一時期、在電影院工作過的人，但這些耄耋老人要麼在國外，要麼已經過世，少數在國內的也未必願意接受採訪。這被他稱為一個“歷史斷層”。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四川北路依然是特殊的。對居住在這裡的人來說，高密度的電影院成了繞不開的文化符號，深深植根於他們的日常經驗之中。這種經驗的影響部分是當下的——它讓人們從“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亞運會”等紀錄片中認識了“西方人”，從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阿爾巴尼亞進口的電影裡認識了“西方”；另一部分則延伸至改革開放後，四川北路迎來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它塑造的是一些人對電影院這種公共機構的浪漫想象。
從小生活在“電影金三角”的顧敏直接見證了這場轉變。1973 年，虹口區圖書館局部恢復開放，顧敏每週兩次在那裡做義工，獲得一張借書證的“禮遇”。中學畢業後，他錯過了去圖書館工作的名額，而是依循理工科學生通常的出路，進入上鋼五廠技校。
機會在 1987 年再次降臨。當時，汪道涵主政上海期間興建的超大居民區曲陽新村建成虹口第二家區級圖書館，曾在電影院工作的館長立刻想到專門設立一個“影視文獻館”，用來收藏各類電影人手稿文獻、各電影製片廠的劇本、海報劇照、視頻影像資料。在鋼廠工作了 10 年的顧敏通過面試，著手承擔“影視文獻館”的工作——在電影院邊上成長的他，終於以另一種身份回到了電影世界。
除了顧敏，很多四川北路的居民也感覺到了變化。直觀的印象是四川北路忽然繁華得難以理解。外菸、酒樓、個體戶，被計劃經濟革除的消費品、所有制和生活方式又回到了這裡。一位“電影金三角”的居民說，1980 年代，海寧路還沒有拓寬，“電影金三角”街邊全都開著店，“一層層翻上去”，“那時是真的有錢”。
電影院也再度熱鬧起來。1980 年代，一些影院開始通宵營業，將多部電影打包售票，年輕人便帶著零食和茶杯，去電影院消磨時光，有時甚至一票難求。據《新民晚報》的一篇文章回憶，散場時，“只只幾乎都是半死不活的隔夜面孔，個個摜頭摜腦，跌跌沖沖，腳高腳低，哈欠連天地擠出影院。四部片子的故事情節像是一鍋雜糧粥，都亂七八糟攪混在一起。”
眾多因素決定了這是一個脫胎卻又不同於此前數十年的公共空間。它依然是一個街坊、熟人相遇的場所，“包場看電影”也是周邊學校、單位集體活動的基本形式。常去觀影的居民和檢票員建立了私人聯繫，得以在滿場時免費加座觀看。由於電影院仍屬文化部門管理，在國營背景下保持著較低的票價（可以低至每場 1 角 5 分），又保持著冷氣供應，它也成為年輕人消夏的理想去處。
另一方面，電影題材發生了質的變化。隨著文藝政策的寬鬆，電影不再完全是政治宣傳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設定議題、挑戰保守觀念的自主性。
1988 年，“第五代導演”黃建新的《輪迴》在勝利電影院上映，其中關於金錢、體制和精神虛無的探討，至今看來都具有先鋒色彩；1989 年，“勝利”更連續 3 個月放映了另一部改編自王朔小說的電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現象級電影的出現，使人聯想起“上海摩登”年代，好萊塢電影帶給這座城市的衝擊——藝術似乎再一次走在了時代前面。
“勝利”的成功帶有一些偶然因素。在當時的四川北路，這家歷史悠久的電影院僅僅屬於“三輪電影院”。這意味著，當一街之隔的國際電影院開始放映最新的“大片”時，“勝利”需要等一個月才能獲得這些新片的放映權限。“勝利”的對策是在片源和排片上做文章。1989 年 3 月，“勝利”被中影公司選為全國 11 家藝術影院之一，影院定位由此確立。
“勝利”轉型為藝術影院後的第三年，顧敏從上海影視文獻圖書館調任“勝利”的業務經理，從“看電影的”變成了“放電影的”。這一年，他的另一件大事是分到了三室一廳的新房，搬離了父親 1957 年在四川北路上以每月 9 元 9 角 9 分租下的老房子。裝修新家時，顧敏設計了一間視聽室，還專門鋪上了吸音的壁毯——他說，自己是做電影院的，需要在意音效方面的細節。
作為業務經理，顧敏的任務就是選片、排片，策劃活動。他的得意之作是世界名著改編作品展，展出的電影包括《哈姆雷特》《奧賽羅》《基督山恩仇記》等，還請到了托爾斯泰的中文翻譯者草嬰等專家舉辦了 8 場講座。在“文化熱”尚未消逝的年代，即使是上午八點半的冷門場次，都奇蹟般地做到了滿場，也帶動了周邊店面的人氣。
顧敏做的另一件事，是在 1993 年為“勝利”爭取到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展映資格。當時，近在咫尺、名列全市票房前三甲的“國際”順利入圍，顧敏以“勝利”的藝術影院身份說服了上影節組委會主席吳貽弓，得以放映 19 部“金爵獎”參賽片。他還記得，“國際”的購票者多是集體採購的單位，“勝利”的觀眾則主要是自發前來的影迷。購票時，影迷們在影院門口形成一個個“論壇”，彼此間爭論著“什麼片子好看”，因為互不相識，就給對方取上綽號，爭吵起來。顧敏有時也會加入旁聽——基於這些“反饋”，他會考慮哪些電影值得加場放映。
“勝利”熱鬧的那幾年，在校大學生、文青成了票房主力。由於今天的五角場等商圈尚未崛起，四川北路依然是復旦、同濟、上外、財大等高校學生的逛街去處，始終屬於小眾的藝術電影剛好滿足了這些“懂電影”的大學生的需要。顧敏從中看到了機會。1992 年，他策劃了情人節專題，放映《柏林之戀》和《羅馬假日》，票房成績出色，放映期一直延長至 2 月底。“勝利”操作 2 年後，業內同行意識到 “214“ 這個日期的價值，開始追隨“勝利”開啟的情人節檔期先河，營造節日的檔期效應。
幾年後，顧敏遇到了上海的一些文藝記者。他問這些年輕人有沒有去“勝利”看過電影，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他們可能是見證“電影金三角”繁榮的最後一代人——1990 年代中期，包括“電影金三角”在內，四川北路上的電影院陷入整體低迷，由此一蹶不振。
如果說，1940-50 年代那一輪衰落是因為“世界性”的消失讓影戲院失去了個性，這一次的衰落則是全國性的。隨著人們掌握了與世界建立聯繫的新方式，電影院作為一種公共文化設施的特殊意義被削弱了。錄像帶、VCD 的流通繞開了版權保護和審查的複雜流程，大大加快了國外新片到達人們客廳的速度，國營電影院很快在新的傳播介質面前敗下陣來。
文化主管部門給出的對策是電影院的多態經營。事實上，早在 1985 年，虹口大戲院就改稱“虹口文化娛樂廳”，成為上海改革開放後最早的營業性舞廳之一，它標誌著一種模式的出現；1987 年，時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高佔祥基於廣東省的經驗，召開了“以文補文、多業助文”先進單位經驗交流會，鼓勵文化單位開展經營性活動，以彌補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撥款不足，實現經濟自救。
“勸業”風潮很快從文化站、劇團席捲至電影院。許多電影院開起了音樂吧、酒吧、茶座，到 1990 年代中期又流行開遊戲機房。
事後看來，這一對策屬於飲鴆止渴。它並沒有將電影院的財務狀況改善至可持續的水平，卻重創了電影院作為一個公共文化空間的意義。從半殖民地時代到 1980 年代的第二春，甚至在“文革”期間，這種文化意義都是人們電影院記憶的核心組成部分：人們去電影院，既是為了“一起看電影”的儀式感，也是為了尋找一個高於日常生活的世界。經過多態經營改造的電影院離這個傳統越走越遠。
對“電影金三角”乃至整條四川北路上的電影院來說，不幸在於，影院的麻煩疊加了整條路的麻煩，迅速滑入惡性循環。不僅作為一種業態難以為繼，電影院所在的建築也面臨拆除或是棄置，甚至淪為尋租工具。
1995 年和 2002 年，虹口區政府啟動了兩輪四川北路改造工程，拓寬沿線的海寧路，拆除“棚戶區”，興建大型商場，開發多倫路等文化旅遊資源，以實現“消費升級”。事與願違，改造後的四川北路處於“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無論和南京路、淮海路等傳統商圈還是徐家彙、五角場等新興商圈相比都缺乏競爭力；市政改造中的大規模動遷，又導致了本地消費人群的流失。
老居民陸續搬走，新顧客沒能如期到位。在四川北路上活躍了將近一個世紀的電影院進入倒計時。
1998 年，海寧路拓寬工程直接導致虹口大戲院被拆除。在拓寬後留出的綠地上，區政府豎起了一塊碑，宣佈這裡是中國最早的電影院。每天，車流在這條東西向的主幹道上來來往往，很少有人留意這塊碑和它無法盡數記載的歷史。
1990 年代後期，一名文化記者在永安電影院的地址上成立了永安歡樂廣場。事後的調查發現，新商場實際上成為私人劃款工具，涉案記者被判服刑，但永安電影院就此名存實亡。
1997 年，“勝利”陷入虧損。2001 年，“勝利”的全資股東虹口區文化局決定將其置換。據《新聞晚報》，一家江西民營公司以 1200 萬元的價格買下了“勝利”，並將其改造為主打餐飲娛樂的“勝利街”。僅僅 3 年後，“勝利”所在的乍浦路 408 號又走上拍賣市場，拍賣公司給出的參考價格為 3500 萬元。
今天，用李建華的話說，這個圓柱形建築依然“像碉堡一樣”卡在乍浦路、海寧路口，周圍被圍擋起來。生鏽的招牌提醒人們這裡最近做過的生意：網咖三樓，遊藝四樓，夜宵二樓。“勝利娛樂城”五個字還在，但沒有什麼能讓人想起這裡與一家電影院的關聯。工商信息顯示，乍浦路 408 號上的餐飲、遊戲機娛樂公司均處於吊銷狀態。
沒有一位新租客能夠——甚至試圖——扭轉它的命運。
附近居民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乍浦路 408 號已經荒廢了兩三年。有傳聞稱這裡將被拍賣，但未見公開信息。“勝利”的老員工有一批去了虹口體育場和曲陽影都——虹口區另一家老字號國營影院。負責人事的汪先生說，十多年前確實從“勝利”來了好幾個員工，但均已退休，無法提供具體的聯繫方式。
“我照片都拍好了，就看是拆還是留。”李建華說。他相信，隨著“文化品牌”概念的出現，政府正面臨兩難處境。“拆”的邏輯，似乎正在被“保留歷史建築”的理念所取代。但如何利用好這份歷史遺產，讓它重獲生機，顯然不是一紙文件所能解決的。
他擔心的是“留”能否落到實處。“別搞個假古董，拆掉再造一個。建築，你就是把磚頭一塊一塊編好號碼，再造起來，那也是沒有魂的東西。地方挪掉了，魂就不在了。”
長期處於荒廢狀態的還有群眾影劇院。2012 年左右閉門謝客後，這裡先後掛上了“常熟紅木傢俱展”和“廣東傢俱甩賣”的簡易招牌——倒是讓人聯想起，這裡曾經是廣東人聚在一起看粵劇的地方。隔著鐵柵欄，可以看到樓內牆上貼著 2018 年的市政通知，以及左側小房間門上的“小賣部”字樣。對稱式的一樓大廳沉浸在昏暗之中，沒有近期活動的跡象。大門左上方掛著“優秀歷史建築”的銅牌。
唯一倖存的國際電影院於 2008 年將經營場所整體租賃給上海星美影院管理有限公司。2009 年 1 月 16 日，星美國際影城開業，原先的 2 個廳變為 8 個廳，由“全歐式風格”打造。新聞通稿稱，這是一家“五星電影院”，填補了“虹口區一直沒有現代化的多廳影城”的空缺。新影城名字裡的“國際”二字與老電影院無關，但這對一些人來說是個慰藉——畢竟有些東西從過去延續了下來。
今年 5 月，經過一輪急速擴張，各地星美系影院陸續曝出拖欠工資的醜聞。不久前，星美國際影城的保潔員在電影開場前阻止觀眾進場，影院最後撥了 110。7 月下旬，影城打出了 8 月新片的廣告，門口卻貼著一張“設施維修”的告示。走進影院，兩個路人正坐在昏暗的大廳裡乘涼。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只是暫停營業兩三天。問現在的生意怎麼樣，回答是“還好吧”。
“他說了句‘還好’！”兩個路人大笑。工作人員也笑起來，又嘆了口氣。
題圖：蔡一能製圖：鄭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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