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连他的家人都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不过，段祺瑞在饮食上有个习惯，那就是他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一般都是一个人单吃，不和家人同桌吃饭。
段祺瑞
事实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主要原因是要避开荤腥，发展到后来，干脆吃斋念佛了。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最终以惨败而告终。战后这段时期老段闲居，有时间去参访大德高僧，佛学修为大为精进。搬到天津后，他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每日清晨起来焚香念经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段祺瑞信佛，一则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身为军人，杀戮过多畏惧果报，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张勋
1918年，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段祺瑞部下靳云鹏请求杀几个战俘以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很多人说他有虎相而无虎威，宅心仁厚，过于正道。
段祺瑞信佛与当时天津的风气也有关系。在清末民初，各种社会思潮纷起，其中佛教最兴盛，天津的寺庙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无人不信神、无处不建庙”来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庙，如海光寺、大悲院等，僧人、居士数量都很庞大。当时的一些政客、军人，还有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来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热衷于宗教活动，尤以历史久远的佛教最多。
在皈依佛教后，段祺瑞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段祺瑞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当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之时，段祺瑞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时隔四年后的1924年，段祺瑞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段祺瑞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与之前不同的是，他每天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立即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被世人误解的段祺瑞主动再次下野。从此，他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旋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下棋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把侵略的魔爪从东北延伸向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随后，段祺瑞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2岁。在病危期间，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
在信佛之后，段祺瑞的食谱中，除了自己养的几只母鸡下蛋算得上荤食，其他荤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段祺瑞只养母鸡，而没有公鸡，因为他认为这样下的蛋才是“素鸡蛋”，是可以吃的。他年老后身体虚弱，仍旧不肯开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又可见其信仰之坚定。
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死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不禁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埋骨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段祺瑞的遗骨才被起出，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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