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歷史經驗證明，抓熱點問題風險很大，很容易踩雷。”
1993年春天，中宣部向新聞界發文件，要求媒體要注意報道熱點問題。
當時的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決定把這個報道社會熱點的節目放在早上七點播出。這是一個電視播放的垃圾時間，正是人們早上醒來的時候，看電視的人很少。如果節目播出安全，沒有批評，則在中午1點鐘的吃飯休息時間重播。
楊偉光和臺長助理沈紀、新聞中心主任章壯沂等人商量，由新聞中心和總編室成立早間節目籌備組，由新聞採訪部副主任孫玉勝牽頭，負責籌備策劃早間新聞欄目。籌備組最早是4個人，除孫玉勝外，《觀察與思考》的童寧，新聞中心業務秘書孫克文，總編室的梁曉濤和鮑傑，不久，鮑傑就離開了。
當時臺裡給了1個小時的時間，扣除原有的20分鐘早間新聞，另外40分鐘專題節目時間，交給了孫玉勝的籌備組。為節省成本，臺裡原計劃全部用中央臺播出過的舊節目，重新包裝製作在後40分鐘裡播出。
這個方案被早間節目籌備組推翻了。當時北京電視臺已經辦了一個早間節目《北京您早》，如果早間節目不是原創的新節目，只是把以往的“剩飯剩菜端出來”，肯定沒有人愛看。在很短的時間內，孫玉勝負責的籌備組確定了內容板塊：一個人物欄目，一個點歌欄目，一個關注社會新聞欄目，一個生活服務欄目。
節目框架確定好後，孫玉勝給節目取名《新太陽60分》，籌備組開始招兵買馬。
時間是孫玉勝找來的。當時孫玉勝和時間是同事，都在新聞採訪部經濟組工作，孫玉勝是副組長。當時他們的談話地點是在樓道里，孫玉勝問時間，是否願意到早間節目負責人物欄目？時間當時表示要想想，兩三天後，時間答應了。
“孫玉勝找我的時候，我當時準備離開新聞採訪部，新聞採訪報道宣傳味道太濃，不適合我的價值觀，拍紀錄片當時有點超前，領導不習慣那種敘述方式，片子只是給圈內人看，再費心思觀眾也看不到，所以我答應去《新太陽60分》。”時間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另外的3個節目的製片人也是央視在編的正式工。童寧找來了《觀察與思考》的王堅平，請他出任點歌節目的製片人。因為他經常戴耳機聽音樂，有時候在辦公室也愛唱齊秦的歌。《焦點時刻》的張海潮是自薦來的，此前他是科教節目的編導。後來，他們被稱為《東方時空》“七君子”。
《生活空間》的製片人一直沒有找到，暫由梁曉濤兼任。早間節目開播兩個月後，梁曉濤升職，調到央視動畫部任副主任。後來盧望平接任工作了幾個月後，陳虻接任，成為這個節目的第三任製片人。
央視財務部門最早給《東方時空》招聘人員定工資的標準，是參照清潔工的工資標準制定的，每月工資280元。人事部門說，招聘人員是臨時工，不能提幹、評職稱，不能享受住房分配和北京戶口；保衛部門說，不能給臨時工發放正式的工作證和央視出入通行證。
此外，央視的財務報銷也是一個問題。過低的差旅費讓新聞前線員工住不起好賓館，伙食補貼也不夠，往往要自己貼錢；電視新聞講時效，卻只能坐火車、汽車出差採訪，原因是隻有廳局級以上的級別才能坐飛機。員工招聘是人事部門統招，再分配給每個部門，部門再分配到節目組。
“孫玉勝當時給製片人一個特權建立起來的，就是製片人有絕對的權威，可以在我的這個小環境裡面，去做跟我價值觀相匹配的任何做法。只要你有才華，合適我的要求，不管你有沒有北京戶口，有沒有檔案，原單位是否放你，你的外貌形象，你的普通話是否標準，都可以來《東方之子》展現你的才華。”時間回憶。
人都齊了，但錢卻遲遲沒有到位。此前，楊偉光給了孫玉勝兩個要求：一是節目經費包乾，二是節目要變“新華體”為“中新體”。
1993年1月，新聞採訪部主任李東生升職為新聞中心主任，他讓孫玉勝寫個申請報告，把楊偉光的要求變為固定制度。孫玉勝打了一份早間節目承包制的申請報告，要求央視提供904萬的節目經費，完成一年的節目製作。但這個報告一直未能得到領導回覆。早間節目組運行了3個月，除了一間借來的辦公室外，經費卻一直沒有下來。
離節目開播只剩下一個月的時候，孫玉勝再寫報告，向臺裡借款20萬。這回，報告很快批了下來，楊偉光批准財務處借款20萬給《新太陽60分》節目組。已經升職為副臺長的沈紀通知孫玉勝，臺裡不給《新太陽60分》錢，就給5分鐘廣告時間，節目組用這5分鐘廣告費維持節目運轉。
《新太陽60分》樣片出來後，楊偉光發現了問題：“ 不能用‘新太陽’，會有歧義，東方紅，太陽昇，老太陽是一位領導人，你是不是要否定他？我說不行。孫玉勝當時很堅持，說這個好，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我說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會按照政治的觀念走，最後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會找你的，肯定找我。”
孫玉勝和節目組爭取無效，後來按照楊偉光要求，重新取了幾個節目名，後來楊偉光看中了“東方時空”： “我當時一看眼睛就亮了，東方象徵著古老的中國，時間有一種歷史感，空又是非常宏大的寬廣的，很有氣勢，當時的領導也覺得這個欄目名字不錯，就用了這個節目名。”
按照中央臺的計劃，早間節目的播出時間在1993年3月1日。《新太陽60分》換成了《東方時空》，原來做好的節目片頭和4個子欄目的片頭全部要重新做。《東方時空》播出的時間推遲兩個月，改到5月1日開播。
《東方時空》播出後，從管理高層到普通觀眾，領導滿意，社會反響很好。
如今的中央電視臺副臺長孫玉勝在他的《十年》裡寫到，“當時的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在杭州主持一個座談會上，表達了他對《東方時空》的褒獎。”
節目質量高，廣告商也來了。20萬元借款，節目開播一個星期就還給了臺裡。原來《東方時空》5分鐘廣告開播時填不滿，不到4分鐘，30秒鐘2500元；開播一個月，廣告延長到了6分鐘，因為供不應求，廣告最後變成了十分鐘。一年時間裡，30秒鐘的價格上漲了十多倍，快接近3000元。
年終結算，《東方時空》的廣告總收入高達五千萬，第二年接近一億。開播十年，上交廣告收入超過十億元。按當時“自籌經費、自負盈虧”的承包方案，“早間節目掙多少花多少”，這筆錢應該由《東方時空》節目組支配。
據時間回憶，“當時，誰給錢有仇啊，但錢實在是太多了，誰也不敢分這筆錢，後來承包政策終止，把錢交還給了臺裡。”
《東方時空》播出不到半年，當時的新聞中心主任李東生宣佈，成立新聞評論部，孫玉勝當主任，把《觀察與思考》、《今日世界》劃給這個部門。按照《東方時空》的運作體制，在《焦點時刻》的基礎上，創辦15分鐘的晚間新聞節目《焦點訪談》。
《東方時空》早期總製片人童寧回憶，為避免政治風險，早期《焦點訪談》和《焦點時刻》實施節目聯動。“《焦點時刻》播出的輿論監督節目，如果領導同志看完肯定的節目，則搬到晚上的《焦點訪談》裡播出。如果領導覺得不合適，《焦點時刻》上午十點不重播，節目就消失了。”
楊偉光回憶，“《焦點訪談》開播後，社會反響很好。後來丁關根同志在中南海召開了座談會，討論如何進一步辦好《焦點訪談，當時我和沈紀、李東生、孫玉勝等人參加了座談會。”
這個會議上，楊偉光總結了辦好《焦點訪談》的5條原則：一：抓領導重視、群眾關心，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問題，可以解決的問題；二：堅持新聞的真實性，報道實事求是，不要以偏概全；三：批評要有“與人為善”的精神，反映問題是幫助被批評者改進工作；四：做連續報道，包括問題曝光後的整改情況；五；注意平衡，不要集中報道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兩會期間原則不指名道姓批評某一個省或一個部門。
在不同時期，許多國家領導都專門視察過《焦點訪談》，支持央視進行輿論家督。有了領導的支持，後來楊偉光又創辦了更長時間的大焦點訪談----《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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