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話筒舞臺上採訪汶川朱大爺。
圖/視覺中國
2015年李小萌從央視離職。
李小萌登上央視2011年掛曆。
圖/視覺中國
1996年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後，李小萌進入央視，先後主持過《半邊天》《東方時空》《24小時》《新聞會客廳》《新聞1+1》等節目，也因為在珠穆朗瑪峰、汶川地震現場的直播報道而被人們記住。2010年，李小萌同時獲得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和金鷹獎。2012年，李小萌女兒出生，三年後她正式從央視辭職，把重心放在女兒的陪伴上。
今年，李小萌選擇復出，人們看到由她擔任總製片人、主持人的大型訪談節目《你好爸爸》在東南衛視開播，三期之後，#你好爸爸#話題在微博的閱讀量達到1.6億。這還只是李小萌復出創業的冰山一角。
在傳統媒體板塊復出，李小萌也曾有過猶豫，要不要回到主戰場上做硬新聞。她的轉型是有風險的，“雖然還有一些人知道我，但新聞和教育的標籤完全是兩樣的。”她在微博上分享和育兒有關的內容，有粉絲說，我關注你是因為我關注新聞，現在你就說這些婆婆媽媽的事，我關注你幹嗎，取關了。
“但你不可能永遠取悅這個世界，要有自己的選擇。”
回 歸 篇
復 出
鄰座孩子餐桌上的痛哭給了她啟發
公眾對李小萌的記憶，更多停留在她過去的身份上——央視主持人。今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10週年，那一天，李小萌的微博訪問量激增，很多網友說：就是過來看看小萌好不好。2008年汶川地震，她深入地震災區，在採訪路遇的一位老大爺時，忍不住流淚的畫面感動了無數觀眾。
2012年，李小萌的女兒出生，將近38歲才有的小孩，孩子對她的牽絆特別強烈。2015年，她辭去央視的工作，專心陪伴女兒。
雖然辭職了，但李小萌還留著以前工作時的思維慣性，她那會兒看了大量和孩子教育有關的書，像探求新聞真相一樣來研究親子教育。讓李小萌感到焦慮的是，現在，有相當數量的父母不知道怎麼樣去面對孩子，辜負了白紙一張的生命。比如孩子在有一個階段是愛摞積木的，一次吃飯，一個孩子把盤、碗、勺都摞起來，結果媽媽一巴掌打在他手上，說幹什麼？孩子一頓哭，“孩子這麼好的探索過程，就這麼被打斷了，心裡會特別難受。”李小萌親眼看到一歲半的小男孩，憤怒得就跟個大人一樣，啪啪地拍桌子，“可以感受到孩子內心的挫敗感已經積累到極點。”
在一次關於教育的演講之後，發生了一件讓李小萌吃驚的事，分別有兩家投資公司表達了想要投資的意願，並且無論她做什麼都投。這讓已經矇矇矓矓產生創業念頭的她，嗅到了來自市場的訊息。
於是，去年開始，李小萌籌劃自主創業。她不喜歡拖沓，只要想好的事就會付之行動。從公司定位、籌劃、商業模式確立、再到人員招聘，她都親力親為，參與其中，2018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
初 衷
很多父親並不懂子女關係中的平等
李小萌以前在央視的同事王凱，做的《凱叔講故事》是一個針對孩子用戶的產品，邏輯清晰，變現方式清楚，投資人最喜歡這樣的東西。李小萌也嘗試過，有沒有可能去到王凱的團隊裡合作。後來她發現，她的熱情不在給孩子生產東西上，而是在尋找最好的教育模式以及父母成長上。
而在父母和孩子的相處模式中，“爸爸”的角色又是最容易被誤讀的。爸爸掙錢、創業、社交，他們覺得只要把錢帶回家，就盡到了這個義務。魯迅在1919年時，寫過一篇文章叫《我們怎樣做父親》，李小萌看完之後很驚訝，100年前魯迅就給出了新型的做父親的理念，父子或者父女之間沒有恩只有愛。恩代表賜予、期待、回報，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有武斷、專制；愛是平等的，付出的，不計回報的。“現在也沒有多少父親能消化這些。”
“你想讓你的女兒將來嫁給一個什麼樣的男人？你就先去做一個那樣的男人，她的幸福拴在你身上，可能大多數父親沒有去想過這些。”當李小萌對“爸爸在孩子成長中的作用”這個現象開始分析時，看了一些專業書，印象最深的就是《The Father》（《父性》），從社會學、人類學去分析，會發現父親跟家庭的“遊離關係”是一個世界共性話題。
經過這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李小萌帶來了《你好爸爸》。
改 變
在節目裡念廣告冠名並不是種墮落
如今復出，李小萌也有一個改變，原來在央視的時候，凡是要在節目中念廣告、冠名的事，她都能閃過去，都不說。這次在《你好爸爸》中，“由什麼指定贊名播出”的臺詞都由她自己來唸。
有個之前的同事說，“建議這段廣告能不能別讓小萌姐說，為了保護她這麼多年的形象，讓別人說行不行。”李小萌很感激同事對她的保護，但她覺得，念廣告就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我現在自己做這個項目，它是一個產品也是商業行為，沒有別人贊助就沒有我這個節目。那我為什麼不能給人家好好說這段話呢？這是對人家該有的回報，我打心裡邊感謝他，不覺得這是一個墮落。”
節目裡要把廣告產品送給採訪對象。第一個送的是夏克立，夏克立是在臺灣發展的職業主持人，對這種“廣告”環節非常熟悉，他在錄製時很自然地說，太棒了這個產品，我可以送給我老婆。這給了小萌很大的觸動，讓她覺得這才是職業的做法。“我以前有一種‘輕商’的嫌疑，覺得沾商業我不樂意，現在我覺得要懂得感恩，再有就是，在商業裡就要按商業邏輯辦事。”
至於在個人感受上，李小萌說，沒有差別，工作就是工作，有焦慮，有煩躁，當然也有成就感，“在一個團隊中磨合與爭執，共同去打一場硬仗，這些就是工作本身的魅力。”
契 機
不想讓女兒覺得女人就應該不工作
促使李小萌迴歸工作，除了對於當代教育的關注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女兒。有一次，家裡來了一個朋友陪女兒玩，到了晚上朋友要走女兒不讓，朋友說，明天我要上班，女兒說，你不要上班，我們家的人都不上班。全家當笑話聽哈哈一笑，可李小萌認真了。她跟女兒談，“爸爸、媽媽、姥姥、姥爺年輕的時候都特別努力工作，媽媽工作了二十年，因為有了你暫時休息，而工作不僅僅是為了掙錢，是你要對別人有用，幫助別人，或者是改變一些你覺得需要改變的東西。”可是小孩光這麼說不行，作為家長，你得做給她看。
“如果我不這麼辛苦地工作，每天只是美美地呆在家，那她可能以為女性就可以是那樣的。”在李小萌看來，對女兒的養育，最可怕的一條就是，只要養得漂漂亮亮，將來嫁個好人就完了，“如果從小就這樣灌輸，對女孩影響太大了。首先你得自己行，你選擇回家做一個賢妻良母，還是在外面為自己的事業打拼，都可以。但是你得有能力做選擇，掌握一個主動的人生。”
有時候女兒也會問她，媽媽，我為什麼要學這麼多東西？李小萌就告訴她，媽媽是讓你將來有很多渠道和方法去了解這個世界，學會爬樹，可以爬到高處去俯瞰這個世界，視角跟在地面不一樣；學數學，也是看待世界的一個角度。掌握了越多方式，你越自由，你能在水裡游泳，也可以在陸地上呼吸，才是真正的自由。
成 長 篇
從《半邊天》到《東方時空》
——打破播音系不會採訪的定論
從大學畢業工作到現在，李小萌沒做過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她的工作時限遠遠超過了朝九晚五。剛畢業到央視《半邊天》，她一邊做主持人，一邊做編導，工作量在組裡排第一，被大家稱作“工作狂”。李小萌並不覺得辛苦，她在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兒，也不怎麼考慮收入，“你越考慮收入越不見得有，你先做你願意做的事，價值反而就慢慢出現了。”所以，回憶起那段在央視打拼的時光，李小萌感覺挺開心的。
李小萌曾在《半邊天》做過一陣執行製片人，後來她發現不對，這事兒她幹不了，不但需要天天坐班，還要為了多給組裡要兩本掛曆一趟趟跑辦公室，這不是她想要消耗精力的地方。當時李小萌已經在組裡呆了五年，該長的本領也長得差不多了，她想到一個性別符號沒那麼強烈的地方，去更寬闊的空間嘗試。
就這樣李小萌到了新聞中心，在《東方時空》做直播。每天早上從6點到8點半，做滾動新聞直播。不久後，具有實驗性的“早新聞”停播，李小萌想去《東方之子》。但領導並不放心讓她去做這樣一檔採訪任務很重的節目，領導說，“播音系不會採訪，在這裡是有定論的，那誰和那誰都是出名了的不會採訪。”隨後領導話鋒一轉，“但我可以讓你試試。”後來，《東方之子》節目組聚餐，領導說，“小萌，你改變了我對播音系不會採訪的印象。”
李小萌在央視工作了20年，有一點她很自信，她從來沒有說過不想說的話，即便是做《新聞會客廳》《東方之子》，以及各種大型事件的直播，稿子也都是她自己去組織材料。
四十歲時選擇平靜地離開
——特怕別人給她加上央視的前綴
2008年汶川地震，是央視第一次做大規模災難性報道，每個人都在野蠻生長。李小萌在地震災區採訪，面對災變面前仍不忘記感恩的“朱大爺”時，難受得在鏡頭前失聲痛哭，這個畫面讓很多人記住了她。
玉樹地震李小萌也去了，但當她面對節目該如何呈現的時候，覺得自己已經缺乏了進一步的創造力，“我可以在那兒說這災情怎麼樣，多少房子塌了，這些都是公眾需要的信息，可是我不能這麼去重複自己。”
在李小萌看來，重複特別難受。她說，自己是很平靜地離開央視的，沒有任何情緒波動。作為一個新聞女主播，在40歲的黃金年齡，離開了這裡。
可當年李小萌能夠去中央電視臺，對她家來講是一件大事兒。那時她本來有機會作為正式編制進到北京電視臺，因為爸爸在中央電視臺工作近親迴避，李小萌要是進央視，只能打黑工，但父親說寧可打黑工，也要進中央電視臺。所以李小萌就在央視打了好多年的黑工，勞動合同法被強調了以後才簽了企聘合同。李小萌上過好幾次央視的大掛曆，但臺裡其實有規定，只有正式職工才能上。“也許大家都以為我是正式職工吧。”（笑）
李小萌說，她完全不留戀過去的生活。好多年前央視給主持人們做過心理評估，她的評估結果是，沒有所謂名人帶來的心理上的那些特點，就是把它看成是一個職業。所以，李小萌覺得自己沒有所謂的“央視光環”，直到現在，她都特擔心別人介紹她時提到“央視主持人”，她會提前跟人家交代清楚，自己已經從央視離職了。
那些“新聞往事”
登頂珠峰50年
去珠峰是2003年，那是央視歷史上真正的直播真人秀，沒有腳本，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全靠現場和之前的準備。那次的經驗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教會我在一個極端的狀態下如何去工作，如何跟人相處。當時我們在5150米高海拔的地方住了40天，節目結束很多人就趕緊撤了，因為到海拔低的地方人才會舒服，但我用了兩天爬到6500米，那是前進營地連犛牛都到不了的地方，再往上就得靠攀冰的冰鎬才能往上爬，我最終走到了6700米。那個時候想的就是，如果我不上去，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維和報道
2006年，我去蘇丹、海地、利比里亞、科索沃做維和報道。去利比里亞的時候，就發現了不同的世界，人生真的太不一樣了，他們人均壽命就40來歲，所以那些人根本不用考慮養老、教育，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們在蘇丹的時候，看到游擊隊的士兵，他們的槍就挎在身上，我還笑著上去問“唉，你們在幹嗎？你們是士兵嗎？”結果陪著我們的警察一下躲到車後頭去了，可能因為我是女的，又笑眯眯的，那些人就接受了我們的採訪，說了幾句簡單的英語。等我回去，那警察都急了，說，你這是幹嗎？要害死我們嗎？我當時根本沒想到後果，只是覺得好不容易碰到，又怎麼能退縮呢？
汶川地震
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們在北川比較低的地方休息，忽然前邊就亂了，烏泱泱的人都在往外撤，同事說上面的堰塞湖要決堤，水馬上就要下來了。我的攝像，還有編導兩個男生問我怎麼辦？我說咱得往那邊去，撤了就什麼都沒了，我們仨就逆著人流往前走。幸運的是水沒下來，可那個時候，就覺得這才是該做的事。
採訪那個老大爺，我哭了之後，確實有點崩潰，回到帳篷裡就躺在那兒，編導什麼都沒說，把素材全本傳回了北京。晚上，節目組跟我連線，我聽到節目中自己最後的哭聲都傻了，心想怎麼這個也播出去了？後來我才知道，開始後方領導是想把我哭的鏡頭剪掉，因為哭得太兇了，但又覺得，這不是我一個人哭的事，在那個時間點上大家都需要一個出口，觀眾也需要有宣洩。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做媒體的成就感，你真實地去呈現，而且大家都接收到了。口述：李小萌
採寫/新京報首席記者 劉瑋 人物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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