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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黃哲、羅冉
圖片 / 李博、李楊
零食二字為什麼任每個人聞之都會按捺不住流口水、無關年紀？“舌尖”之父陳曉卿說過：最初的味覺記憶最終成了人的基因密碼。
——GEO導讀
2000s: 辣條撐起山寨零食亞文化
（講述人：大瓜 & 李珊珊，1988 年生，城市亞文化觀察者和記錄者，編著〈吃的REALLYWANT〉一書）
如果混圈子是種生活常態，那我們從小就開始了這個活動。比如北京老城區那一條條如來佛手掌心似的衚衕裡，那裡有走不出去的小學生地盤，或者說一個零食構成的圈子和江湖。他們在買什麼？多少錢？好吃嗎？
我們來到一個隱藏在衚衕深處的小學生購物天堂，門口的瀑布流掛著塑料玩具和自行撕取的小包零食。
所謂復古 , 就像是一個已經忘記學生模樣的上班族在光芒萬丈的六一兒童節，走心跨界地混混小學生圈子。
門口擠滿了的同學，不大點兒的門店被圍得水洩不通。他們推薦我買小學生圈子TOP1的零食“辣條”！我和他們聊起來：“這些吃的都怎麼流行起來的？”答：“上一撥傳的！”
00後們可能不知道，他們正在創造一種零食亞文化，在滿足飢餓的同時，也有其深層次道理：除了刺激，還是刺激！這和成年人去吃辣火鍋、烤羊腿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社會人有社會人的壓力，學生也有學生的壓力，而零食可能是孩子們所能承擔的最有效減壓方式。
都說上行下效，孩子們的口味往往受家長們影響，但辣條如今在成人圈子也火起了，卻是拜“小的們”所賜，從小學生請外教吃辣條開始，到在美國亞馬遜網站上零售，辣條要征服全世界。
原本５毛、１塊一包的“辣條”身價提升至 5-10 美元左右，摺合人民幣35元以上，簡直開拓了一條國際化的致富道路。
如今司空見慣的北冰洋汽水。
跟前兒這家小賣部的名字叫“想開就開食品店”，店面昏暗，走進去全是你只用幾毛錢、一塊錢就能買到的怪玩意兒，一種瘋狂翻找的衝動在刺激著你的大腦。
從馬來西亞傳過來的零食：咪咪蝦條。
就這樣，我們陸續走訪了多個小賣部，總結出如今 00 後們最愛的零食排行榜——辣條、魔法士乾脆面、搖滾薯條、牛羊配、咪咪蝦條和 5+2 套餐糖依次位列 top6。 它們都不是在大型超市、便利商店的主流貨。
而它們亂中取勝的關鍵肯定不是因為衛生信得過，而是它們難以置信的低價——上述所有小食品單價都不超過 2 元。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什麼年代都是硬道理。
1990s：口福像《我愛我家》一樣
（講述人：關凌，1982 年生。11歲那年在〈我愛我家〉中飾演賈圓圓。現為主持人、演員。）
不少90後小朋友都說，真羨慕你們 80 後，趕上的都是經典：大大泡泡糖、跳跳糖和太陽牌鍋巴這些，到現在還在專注小朋友們的口福，偶爾我們這些老朋友也迴歸一下，你就說它有多經典吧。
甭管到什麼時候，冰淇淋都是零食界的“冰雪女王”。20 年前一個八喜就五六塊，和現在差不多，但那時父母工資才多少呢！可是沒辦法，零食的魔力就是能讓你掏光你的褲兜兒。
但相比之下更受歡迎的，要數別名“窮人樂”的
棒棒冰——對，密封式塑料管內裝各種顏色口味的果汁飲料，凍成冰棒。標準吃法是自中間拗斷，啃咬其中的冰。
那時除了港臺那邊來的康師傅、統一、美廚方便麵火遍了我們整個小學生圈。不過沒過兩年，乾脆面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人手一袋“小浣熊”，先是“咔哧咔哧”一頓掰、掰碎了再撒上料，又是“咔哧咔哧”一頓嚼，就成了課間休息的主旋律。
1980s：男女有別，土洋窮富各得其樂
（講述人：劉思伽， 1974 年生，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著名主播）
對於在上世紀 80 年代度過童年的廣大北京 70 後而言，我們的記憶裡沒有了飢餓，零食的比重自然也多了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貧窮更不是”，在這樣的“最高指示”下，零食也有了攀比的意味。
幾乎所有 70 後的零食記憶，都離不開最大的軍備競賽——春遊。從牛肉乾、午餐肉到果醬、蛋糕，這些那個時代的奢侈品，在任何一所小學都不會缺席。
上世紀 50 年代從上海遷京的食品“巨頭”——義利食品（下），從花甲之年的趙珩（上）的童年時期，就開始全心全意為一代代北京孩子的口福服務。
80 年代的時代審美趨於多彩化，“假小子”“鐵姑娘”已經不再是褒義詞。連小朋友吃零食都是男女有別：男生喜歡牛肉乾、火腿腸很正常，汽水、巧克力也說得過去，太喜歡話梅糖、酸奶之類酸酸甜甜，是會被小夥伴們譏笑為“假娘們兒”的。反之亦然。
那時的北京孩子，最幸福的要數家裡有國家體委的親戚的。那時我們就盼著他們登山隊快下山，那樣就有能量棒、力寶健和可口可樂了。現在的可樂比 30 年前幾乎沒漲價，但再也沒有當初的那股草藥的醇厚味道了。
儘管那時“高大上”的食品已經比比皆是，但說起 80 年代的北京零食人氣王，還得是 homemade 的老北京下午茶。
3 點半到 4 點放學後，烤或炸過的饅頭片蘸著厚厚一層麻醬白糖的香氣，沒有小學生能抵擋。除非是一種情況：小夥伴們爭先恐後從自己家捧出大米、玉米或黃豆，再聽衚衕裡“嘭嘭”跟打仗似的——您以為怎麼茬？爆米花的來了！
1950-1970s：吃的不是零食，是階級
（講述人：趙珩，1948 年生。舊京文史大家，美食學者、作家。退休前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著有〈老饕漫筆〉等多部著作。）
可以這樣說，從上世紀 70 年代往前數 30 年，北京這座城市的零食記憶都是穩定而單調的。所謂零食，就是正餐以外的“零碎兒”，不扛時候，不能當飯吃。
和正餐一樣，那時候的主流零食也是“靠天吃飯”：桑葚、酸棗、青杏、落花生……基本是野地、路邊有什麼，小販就賣什麼。而這些成本可忽略不計的零食，也曾是基礎計量單位：一茶缸或者一手帕它們對應的是“一小枚”，後來幣制統一，變成了一分錢。
1983年北京街頭，攝影：張兆增。
需要人工生產的自然就要貴點，當然貴也只是一分兩分的事。比如糖稀裹黃豆炒成的“糖豆”、或者需要耐心風乾的掛落棗，還有酸山裡紅。
至於鐵蠶豆，那屬於“勇敢者的遊戲”專用，剛剛換牙的小夥伴總是用這個來挑戰自己的牙口和對賭者的勇氣。
1985年北海公園，攝影：張兆增。
那時候食品店其實也算得上琳琅滿目了，比如東安市場的稻香春——需要注意，可不是今天遍地的本土巨頭稻香村，稻香春來自江南，以南味、精品著名，只是如今式微了。
等後來義利食品從上海遷到北京，酸三色、黃油球和大白兔也開始進入北京孩子的零食記憶。
改革開放以前在天安門前賣蘿蔔都沒人管
因為祖輩屬於統戰對象，父母輩也屬於“肉蛋幹部”這一級，即便困難時期我家也有高級糖供應。像上海大白兔或者天津起士林的巧克力這樣的高級糖，那時就是五塊一斤。五塊錢在那時是什麼概念？在食堂頓頓有肉吃一個月還有富餘。
那時候到了夏天，我每天可以享用一塊北冰洋的奶油冰磚。冰磚價格是兩毛，比食堂裡的甲菜還貴五分，整整貴出一道丙菜來。
而那時一般家庭都是好幾個孩子，夏天的標配是三分錢一大根的糖水冰棍——所謂糖水，就是糖精兌水凍成——然後你一口我一口地過把癮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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