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一个被过度阐释的词汇。围绕着“媒体融合”，理论界充斥着亢奋的话语泡沫，但看看实践层面，成功案例屈指可数，不免令人感时伤怀。
省级媒体融合：此情可待成追忆？
说得刻薄一点，《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4年多以来，省级以上媒体的媒体融合，纵使不能说失败，至少也是差强人意的。最直观的证明即是：成建制的都市报、广播电台、电视台，在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双重夹击之下，日子过得风雨飘摇。
转型之艰难，超越了想象。人们最终发现，哪怕受到体制强大庇护，主流媒体的转型发展，总是步履维艰，找不到清晰的方向和路径。移动互联网，解构了曾经固若金汤的传播模式，一切自救的努力仿佛都是惘然。
但，融合是为大势，融亦融，不融亦融。无论省级以上传媒的融合之路是失败还是成功，媒体融合的下沉，都来到了属于它的时间节点。
下沉！媒体融合开辟第二战场
在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浮出时代水面，媒体融合开辟出第二战场，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意志、国家意志。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关系到意识形态的阵地最终掌握在谁手里，关系到国家意志抵达的深度和广度，关系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基层治理的兴衰成败。
在最广阔最复杂的基层社会，倘若权威主流媒体失去存在感，失地又失人，长期来看，后果相当严重，将对国家治理形成巨大挑战，面临着政治议程和传播议程“骨肉分离”的严酷局面。高层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忧虑和期待，尽在于此。
下沉的时候到了！时势所趋，期待省级媒体探索一条媒体融合的成功之道再去复制推广的幻想已经落空，县域媒体必须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去建构自己的特色融合之路。
然而，坐拥强大资源和政策背书的省级媒体融合尚且艰难如此，早已空心化的县域媒体融合之路又岂会轻松加愉快？！战斗，才刚刚开始！
县级融媒：模式的挣扎
中国县域版图千差万别，政经格局参差不齐。不排除有个别县域实体财政优渥、资源丰富、媒体融合欲望强烈。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县（区）的媒体融合，都面临着无人、无钱、无思路的“三无”情势，媒体融合虽箭在弦上，却不知道如何发射。所谓“乱枪打鸟”，“盲人瞎马”，此之谓也。
但，既然是政治任务，那就不得不大干快上，排除万难，迎风而立。
整体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有四种模式：
（1）省级以上媒体融合与县级媒体融合汇流。后者依托前者的人力资源、政策资源、体制资源“借船出海”，建设融媒体中心。就像当年党报办地方版一样，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省级媒体的附属机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县级融媒中心建设立竿见影，成本少，见效快；坏处则在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地”属性不足，主体性旁落，考验着两个主体的良性互动。
我们注意到，江西日报社、四川日报社、湖南日报社等党报，正在与县级地方宣传机构和媒体达成合作。但问题是，省级媒体尚且在融合之路上彷徨不已，如何真正做好“老师”的角色？如何实现资源和思路的精准输出？还需要且行且观察。
（2）县（区）与高校、研究机构联姻，借助“外脑”推进融媒中心建设。与省级媒体“帮扶”或者“托管”模式不同，这种模式能够保障县（区）在媒体融合道路上的主导权，但理想照进现实，仍然面临着实践层面的诸多失调。毕竟，外脑再有智慧，也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3）县（区）与市场化传播机构的合作。这种模式因输入更多市场力量而更具活力，但缺点在于政策上存在不确定性，主导权容易被变相剥夺。在实际运营中，也会有重重风险。
（4）县（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建设融媒体中心。这种模式从根本上保证了县级媒体的独立性，但自力更生的难度可想而知。
切忌政绩观主导之下的新一轮伪融合
无论怎样的模式，其成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否真正实现了受众本位，是否营造了良好的用户体验，是否真的从“打通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仅仅为了一时政绩？
县级融媒中心建设，尽管本质上是政治任务，但真正实践起来，必然要回归专业和规律。切忌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切忌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只有充分缜密的调研和规划，进行谨严的顶层设计，才能避免资源浪费、低效和自欺自人的伪融合，才能牢牢守住地方意识形态主阵地，成为地方社情民意的传播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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