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群众表示对现状很不满意了，但是他们没有具体目标和改革纲领，真正落实改革，起作用应该是社会精英。
为什么反而是既得利益者更愿意改革？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富人是从市场得利的，他们自然特别害怕市场崩溃，害怕贫富悬殊大到没有人能购买他的商品。所以政商学界有远见的精英都在发起‘新公益’，区别于完全无偿捐赠的旧公益，它是同企业自身的运作联合在一起的。”5月19日，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在《中国第三部门的未来》高峰论坛上说。资中筠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常常关注在两个W(华尔街Wall Street和华盛顿Washington, D.C.)上，而社会的矛盾和变革往往发生在别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美国的公益基金会。
早在2015年接受《财经》采访时，资中筠就说，“19世纪最后30年里，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加剧，阶级冲突不断。那些富裕起来的资本家不愿意看到社会动荡，当然更怕社会主义革命。就像钢铁大亨卡耐基所说，一个社会不能拆了重来。他觉得，美国社会制度很好，只需要对弊病加以改良。自己的能干和聪明是上帝赋予的，就应该照顾不如自己幸运的穷兄弟。自己既能经营企业赚钱，也有能力经营一种组织，最有效地花钱来解决社会问题。
“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些资本家富起来以后把钱捐出来做公益，既可以为自己赢得美名，也可以避免子女成为纨绔子弟。最重要的是，他们带领了一种社会风气，整个社会无形中向健康方面发展。
“自罗斯福‘新政’之后，政府作用日益扩大，福利制度逐步形成。公益基金会所起的是辅助作用，但是，公益基金会仍在继续成长，作为整体，在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政府主导的福利不可能覆盖社会所有方面的需求。”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早期入华的美国基金会。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的合影。 © rockefellerfoundation.org
▌中国“早产”的第三部门
列维特(Theodore Levitt)在其1973年出版的《第三部门：一个有反应的社会之新策略》中指出，第三部门是非公非私的、既不属于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这一概念慢慢被接受并广泛应用。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慈善传统，比如基于血缘的宗族祠堂，基于宗教的寺庙，都在不同程度上调配社会资源帮助弱者，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却起步较晚。在论坛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指出，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大会起到了脱敏的作用，我们不再把非政府组织视为反政府组织。而且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出现公共品短缺的情况，一些民间组织帮忙解决了本应该是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希望工程就是用民间的手段来解决教育资源的分配”。
秦晖认为中国的第三部门比较“早产”。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部门是在第一、第二部门(分别为政府、企业)已经发育完善之后成型的——民主政府是用强制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市场化体制下的企业则基于自愿原则开展私人物品的交易。民主化、市场化之后，才有了自愿提供公共品的第三部门，“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多少人提及所谓的第三部门”。
但中国不一样，在改革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和企业的发展还没有结束，第三部门就逐渐兴起。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还带着“皇恩”的认知，认为公共品的提供是恩情，如果不提供也不会问责。政治、经济改革仍在进行，第三部门的发展处在一个早熟的阶段，“大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具备的前提下，还要维护别人”。
秦晖还说，第三部门绝不是替代政府福利的，社会应该对政府福利保持问责意识，“有些东西是政府必须做的，不能推给民间去做”。
在《财经》的采访中，资中筠曾说：“现代公益模式在中国并不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是100年前就已开始。正像中国现代化也不是走了30年，而是将近180年了。只不过像现代化的进程一样，公益事业中间也经过断裂和弯路。
“例如，从晚清张謇那一批最早的实业家开始，已经有了现代公益的观念，做了许多事情，已经超出单纯的扶贫济困，而已经涉及社会改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非常有主人翁意识，倡导和实践‘实业救国’、‘产业救国’的理念。不少人，例如黄炎培等等，都既做实业，又办公益，特别是在普及教育方面有很大贡献。尽管他们也受到种种限制，但是做事的空间要大得多，没有想跑到国外去的。当然，现在整个的社会结构和背景完全不一样了。”
▲1995年，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在会上发言称“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这句话被写进大会成果《北京宣言》中。 © Win MacNamee / Reuters
▌中国要克服不诚信的缺点
“我们所说的公益一定是民间性的，”资中筠在论坛上说，她认为过去出现官办公益组织，政府以第三部门的身份进行公益资源的调配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政府搞公益不合逻辑，有失公益的原义。因为政府做的就是福利政策，拿着纳税人的钱应该为百姓提供社会保障。而公益一定是要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不能逼捐，“没有民间性和自愿性就不是公益”。
“中国容易犯的一个事就是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里送炭。做公益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做事，而不是因为‘我想当慈善家所以要捐一笔钱或者干什么事情。’
“跟别的国家相比，不管是发达还是不发达国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严重缺乏诚信。过去传统社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诚信的话就做不下去公益，很容易挂羊头卖狗肉。
“在发展公益事业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客观上推动体制的改革。如果社会缺乏诚信，推动改革的阻力就非常大。”
资中筠还认为，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新的概念，但是不一定会接受新的实质。现在有很多的创新，可能实质上并非如此，“要去虚名、务实际，这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最终要推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管环保也好，动物保护也好，或者是扶贫也好，都是要让社会向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
▌第三部门不可能、无能力也无动机来取政府而代之
十余年前，秦晖曾专门论述过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关系，在《第三部门、文化传统和中国改革》一文中，他写道，“不仅在中国，在任何地方第三部门本来都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也许有某些地方第三部门被‘看作是政府控制公民的领域’，但大概不会有任何地方第三部门会成为‘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
“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不是反对党。反对党与政府之间可能有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有零和还是双赢两种博弈形式。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在逻辑上没有这类问题。第三部门天生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它不可能、无能力也无动机来取政府而代之，更谈不上‘吃掉’政府。至于政府是否想取代或‘吃掉’第三部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政府与第三部门事实上合作得如何，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取决于第三部门。
“而所谓取决于政府，实际上就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三部门‘吃掉’政府的事，但相反的事则不乏其例。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例，就要求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所以‘双赢’、‘大团圆’等等，恐怕都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分滞后为条件吧。”
▲5月19日，资中筠(左二)、秦晖(左三)在南都公益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第三部门的未来高峰对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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