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著名地质教育家何杰诞辰130周年，这位曾备受中国学界尊崇和敬仰的一代宗师，一生确实是太低调了，以致在百度上都搜索不到与何杰有关且有价值的纪念文字和图片，这不免让我有些抓狂。
何杰
尽管何杰一生淡泊名利，但国人却不应该忘记育人不倦的何杰，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中国这位地质学界和教育学界一代宗师的传奇一生。
40年前的早春三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一次盛会，在6000余人的与会代表中，来自广东代表团的何杰是最年长的一位，时年90高龄，备受与会者尊崇和敬仰，但这也是他告别人生舞台的最后一幕。
全国科学大会会场
何杰是中国近现代地质教育的先驱者之一，1914年就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教授，1917年出任地质学门主任，1919年地质学门改称地质系之后，又出任地质系第一任主任，是北京大学地质学科的主要创建者。
何杰（1888—1979）字孟绰，广东番禺人，1888年2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番禹县大石乡，其父何蓬洲是清朝的廪生，所谓廪生是科举考试时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被称为廪生，可获得官府廪米津贴。
何杰自幼随父亲学习，在父亲严格的教育和督促之下，养成了勤奋好学、刻苦务实的优良品质，并且受用一生。
1901年，何杰去广州求学，入“广州格致书院”半工半读，这是一所由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学校，何杰在这所教会学校刻苦学习了六年，打下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基础。
1906年，“唐山路矿学堂”在广州招生，何杰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矿科，并获得官费生的资格，何杰先以矿业科采矿工程为专业，后又该学铁路工程。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何杰尚未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就于1909年8月考取了“第一批庚子赔款官费生”，远赴美国留学，第一批47名庚款官费生中较为知名的有梅贻琦、胡刚复、王世杰、秉志、王琎等人。
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合影
1909年10月，何杰与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从上海乘邮轮前往美国，入“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采矿工程，由于何杰在“唐山路矿学堂”已经学习过相关的基础课程，院方准许他直接进入二年级学习。
何杰在学习采矿工程专业时认识到，作为一个优秀的采矿工程师，了解和掌握地质学知识更为重要，只有深入了解矿床的赋存条件、分布规律以及矿石品位，才能有效地设计和实施采矿工程。
1912年，何杰获得了“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工科学士学位，同年9月，又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海大学研究院攻读地质学，经过两年的专业学习和研究，何杰获得了理海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何杰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美国工矿业的兴起，以及对美国经济繁荣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他曾有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一想到自己积贫积弱的祖国，就恨不能立即回到中国，为国家的地质和采矿事业倾尽自己的所学，此时清王朝已经灭亡，取而代之是中华民国，国家百废待兴，何杰决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1914年秋，何杰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的聘请出任工科教授，当时北大工科仅有土木工程和采矿冶金工程专业，何杰所开设的课程有测量学、地质学、定性分析，采矿计划、气体分析、试金术、采矿学、冶金学等。
北京大学是一所以文科见长的高等学府，但却是中国第一个设置地质学系的大学，1909年还是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就创办了地质学门，而“京师大学堂”是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3年地质学门曾暂停招生，直到1917年秋才又恢复招生。
北京大学红楼
北京大学地质门恢复招生时，何杰被刚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聘为地质学门主任，1919年地质学门改为地质系，何杰继续担任地质系主任，并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所主任，直到1925年离开北京大学，何杰在北京大学执教了11年，为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并对中国地质事业和矿业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25年，何杰应时任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之邀，出任北洋大学矿冶系主任兼教务长，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中国高等学校初创时的体系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开启并影响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何杰协助刘仙洲对北洋大学进行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聘请了一些著名的海归工科教授，打破了以往专由外籍教授授课的历史，这其中就包括茅以升、侯德邦等著名教授，这些“海归”教授极力想将北洋大学打造成“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
北洋大学堂
由于北洋政府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安，学校经费经常被拖欠，有时甚至连教职员工的薪金都无法按月发放，刘仙洲于1928年7月辞职离校之后，身为教务长的何杰主动挑起稳定学校秩序的重任，代理主持校务工作，一直到茅以升接任校长。
1932年，何杰应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请，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他十分注重将地质调查研究与矿产开发相结合，并把地质调查的重点放在湘粤与湘桂交界的南岭地区。
每当有重要地质发现时，何杰就及时建议执政当局和实业界组织开采，他还组织和指导助手们将调查成果汇编成1:200万的广东、广西全省地质图以及矿产分布图，并组织编辑出版了《地质集刊》和《古生物志》等刊物，在何杰的主持下，“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声名很快就在中国地质界传播开来。
1935年，何杰又兼任了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主任，为了教学和科研上的方便，何杰建议校方将“两广地质调查所”迁入同一所楼房内，与地质系一起合署办公。
为了提高地质系的教学质量，何杰极力说服校方重金聘请德国著名构造地质大师施蒂勒教授到校执教，施蒂勒因故未能赴任，而是推荐了其弟子彼得·米士（P·Misch），米士教授学识渊博，除构造地质外，对岩石学、地层学均很精通，尤其擅长野外地质测量，为中山大学地质系注入了一缕新风，极大地促进了地质系师生野外地质调查的能力。
何杰还邀请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教授为地质系的学生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史学，孙云铸曾是何杰的学生，米士和孙云铸的授课内容丰富、方式生动，极大地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既提高了学习地质的兴趣，也大大提高了地质系的教学质量。
何杰不久又出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极力倡导和支持中山大学地质学会创办《大地》月刊，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用中文出版的地质学月刊，何杰不但亲自为其撰写了发刊词，还发表了《宝石之鉴别》一文，为鼓励和推动师生重视学术研究和写作兴趣，何杰还捐款设立了“何氏奖学金”，以奖励优秀论文的作者和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何杰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进入战争状态，广东是一个依靠北方煤炭的省份，此时因燃料短缺，导致工业、交通、发电、军工等行业濒临瘫痪，当局只能采集紧急措施，将远在湘粤省界湖南境内杨梅山一带的煤矿划归广州行营组建的湘南矿务局领导，何杰被紧急借调杨梅山矿担任总工程师兼厂长，负责该矿区的扩建改造工程。
何杰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明了煤层的赋存规律，设计新平硐四个并同时开工生产，使原煤产量由日产30多吨提高到日产400多吨，以人工手推矿车的运输方式替代原先的人力挑运，彻底解决了原煤外运困难的问题。
由于这个矿区的煤种是烟煤，非常适于炼焦，何杰组织就地建造了一批焦炭窑，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改进，终于生产出合格的焦炭，满足了当时军工领域的需要。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战形势依然严峻，国家经济上困难重重，国民政府经济部采矿局在陪都重庆组建了金矿勘探总队，下辖14个分队，以加速和扩大黄金的生产，何杰又一次临危受命，担任金矿勘探总队总工程师兼总队长，在重庆滞留期间，何杰还兼任重庆大学矿冶系主任和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不忘他的教学工作。
1942年，何杰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急调回到位于坪石的中山大学，以应对不少教授因条件艰苦而离校的现状，何杰出任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兼主任以及理学院院长，同时还继续担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在十分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何杰通过自己艰辛的工作，确保了中山大学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高等院校中遴选“部聘教授”时，何杰因其资历和卓越的工作能力，被聘为第一批“部聘教授”，享有与大学校长相同的薪酬待遇和政治待遇，也类似于几年以后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荣誉。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对粤北地区实施进攻，中山大学所在地坪石也很快被日军占领，何杰不得不离开坪石，再度回到陪都重庆，继续在重庆大学矿冶系担任教授，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946年8月，何杰的母校唐山交通大学又迁至唐山校园复课，并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由著名结构工程专家顾宜孙出任院长，顾宜孙聘请何杰出任采矿系教授兼主任，抗日战争时期，该校曾先后在湖南、贵州、重庆等地办学，可谓是历尽艰辛。
1947年，广西当局计划开发矿产发展经济，时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陈剑脩特邀何杰出任广西大学教务长兼矿冶系主任，同时还兼任了广西稀有金属矿产勘探队队长。
广西大学旧址
何杰带领地质调查人员在桂东锡矿产区调查时，发现矿场废弃的砂尾中富含独居石和其他稀土元素，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回收锡矿砂尾，因为其中含有铀矿，而何杰深知铀矿对国家发展原子武器的重要性，由于铀矿的特殊性和敏感性，何杰没有发表任何有关铀矿方面的论文。
1948年，已是花甲之龄的何杰，依然奔波在崇山峻岭之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对该矿铀矿床的形成和分布有了初步认识，并制定了勘探工程布置和取样分析，但最终因当时内战，导致经费无着而无法继续下去，只得解散了勘探队。
1948年4月，广西大学7名进步师生被当局逮捕，学校师生多次罢课抗议，当局答应由学校具保可释放被捕人员，何杰非常同情被捕的师生，亲赴监狱签名具保，领回被捕的师生，何杰此举深得全校师生的尊敬。
1948年底，国内政治和军事局势趋向明朗，陈剑脩被调任教育部考试委员，何杰临危受命，出任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代理校长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1949年初，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离职他就，学院陷入困境，何杰又应邀前往广州兼任院长之职，尽力支撑危局，以确保该校能够正常开学上课。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时，何杰与全校师生一起维护学校，将这所学校完整地交给了新生政权。
1950年秋，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何杰被调回了唐山工学院，此时该校已经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何杰继续担任采矿系主任，为新中国培养采矿人才。
1952年6月，国务院高教部依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被调整到中国矿业学院，当年9月，何杰率领采矿系近百名师生到位于天津的中国矿业学院报到，同年11月，何杰被任命为中国矿业学院教务长。
1953年9月，中国矿业学院由天津迁至北京办学，并更名为北京矿业学院，何杰又奉命调到北京，参与筹备建立北京矿业学院，并担任教务长。
何杰与毕业生合影
1956年10月，何杰又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何杰非常重视实践教学，添置了大批最新的实验仪器设备，为学院建成了高水平的实验室，还亲自担任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倡导创办了《北京矿业学院学报》。
1962年，何杰倡导和发起成立了“中国煤炭学会”，其后又参与筹备出版了中国煤炭科学领域学术水平最高的学术期刊——《煤炭学报》，并亲自担任了首届编委会主任，他认真审阅稿件，约请作者谈话，给予鼓励和指导，何杰还组织人员编辑了一本《英汉矿业词汇》，供教学和科研对照之用。
1964年，年近八旬的何杰回到家乡定居，并被广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推选为全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何杰（戴红领巾者）参加科学大会
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何杰又被增选为广东省政协第四届常委，并以90高龄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何杰却依然关心国家建设，他亲自草拟了《发展我国矿业科研的意见》，呈报给有关部门。
1979年12月21日，何杰因盲肠炎手术后发生感染，不幸在广州逝世，享年91岁，一代地质和教育宗师，终于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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